来自“同一营垒”的伤害

　　左联成立后，鲁迅和历届左联党团书记如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等，都相处很好。但自1933年夏秋间周扬担任党团书记后，与鲁迅的磨擦就逐渐多了起来，甚至出现了与周扬关系密切的左联成员不断公开对鲁迅挑战和施放暗箭的情形。

　　例一，鲁迅用笔名“公汗”在1934年6月发表《倒提》一文。不料廖沫沙撰写杂文《论“花边文学”》，认为鲁迅的文章在为西洋人辩护，是“买办”；还认为这种“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鲁迅后来将1934年写的杂文编为一集，索性就名为《花边文学》，并在《序言》中指出：“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

　　例二，鲁迅1934年8月给曹聚仁的一封信，被曹编入《社会日报》，同期还有一篇杨邨人的文章。田汉化名“绍伯”发表《调和》一文，称鲁迅已和杨邨人调和，并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鲁迅后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提到了此事，还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当时和田汉在一起的夏衍看到鲁迅此信，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记下了这件事。

　　例三，在田汉参与编辑的《中华日报·戏》周刊上，1934年8月创刊号起连载袁牧之改编的剧本《阿Q正传》。连载完第一幕后，编者想听听鲁迅的意见，照常规的做法，得去拜访鲁迅，或者函询鲁迅，但《戏》周刊编者却在该刊编后记中给鲁迅写几句话：“我们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刚登完的时候先发表一点意见”，“这是编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读者和演出的同志们的要求”。鲁迅从报上见到《戏》的编后记后，赶紧写了封长信托人送去。但田汉等人嫌鲁迅答复太慢，在下一期的《戏》编后记中说：“这一期上我们很抱憾的是鲁迅先生对于阿Q剧本的意见并没有来，只得待请下期了。”这是催逼鲁迅答复。鲁迅见到后，赶紧又写一信寄去，其中说：“我的回信已于前天送出了，还是病中写的，自以为巴结得很，现在特地声明，算是讨好之意。”

　　例四，鲁迅在1936年5月25日给时玳的信中说：“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现在在生病，俟愈后，要把它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在他所编的刊物上说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别一发起人却在劝我入会：他们以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谁射的。”但鲁迅几个月后就逝世了，这样的冷箭终于没有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