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如此不近人情

　　田汉等人对鲁迅怎么会到了如此不近人情的地步呢？很可能，他们当时是把鲁迅视作“同路人”，而让不让这个老头“同路”，得由他们决定。因而他们十分轻视、蔑视鲁迅，甚至一有机会就奚落他，戏弄他。且看与周扬直接有关的几件事：

　　1、解散左联的问题。鲁迅起初认为这要看一看再说，后同意解散，但要发表一个宣言，说明解散的原因，不是自行溃散。萧三来信中说：“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这与鲁迅主张也是一致的。周扬们起初同意发一个宣言。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鲁迅的这个意见，周扬他们接受了，事情好像已经圆满结束，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又变卦了。鲁迅因此大为生气，认为他们言而无信。”

　　2、成立新团体问题。在解散左联问题上如此不尊重鲁迅，鲁迅理所当然不参加新团体。鲁迅1936年5月2日致徐懋庸的信中说：“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都从此结束了。”周扬又指使何家槐写信要鲁迅加入作家协会并在宣言上签名，鲁迅复信说：“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解散左联和成立新团体，是左翼文坛头号大事，周扬、夏衍未与鲁迅面谈一次，也不亲自写信，表现了对鲁迅的藐视。

　　3、两个口号的问题。据夏衍等人回忆：他们是在读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后，才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的。在提出口号之前，他们曾将那些文件的抄件给郑振铎、陈望道、茅盾、傅东华等人阅读，这些作家表示赞成周扬他们的主张。周扬、夏衍是否同样将有关文件的抄件传给鲁迅看呢？是否同样与鲁迅交谈并征求意见呢？鲁迅即便不是左联盟主，总也是一位著名作家吧？

　　4、对所谓托派问题。在“两个口号”的论争开始不久，周扬就发表《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徐行的文章原发表在《礼拜六》《新东方》上，并未引起主流文坛的注意，何劳周扬亲自出马批判？接着就有了“鲁迅是托派观点”的流言。“以托派观点破坏统一战线”的大帽子就在鲁迅头上飘荡。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特地托茅盾转给周扬一边的《文学界》，却不予刊载。

　　5、宗派问题。宗派主义活动在这长达两年多的文坛风波中，可说是贯彻始终。1936年9月间，冯雪峰以党中央特派员身份，筹划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希望签名者越多越好，以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周扬等人以种种借口抵制，结果只有鲁迅、巴金、冰心、周瘦鹃、包天笑等21人签名，没有一个中共党员参加。

　　与创造社太阳社在发起论战时不同，周扬发动的这场长达两年的文坛风波中，身为文委书记的周扬本身就是统帅。他当时二十多岁，指挥这场运动自有一套程式：先是内部统一思想(学习文件半个月)，再是动员接近批判对象的周边人士(如郑振铎、陈望道、茅盾、傅东华等等)，三是广泛发动群众(参加周扬等人发起的新组织“文艺家协会”的人越来越多)，四是发表文章定调(“破坏统一战线”、“托派观点”)，五是将对方最大限度孤立，群起而攻之。事实上，要不是鲁迅及时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使广大文艺界人士了解其真实观点，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鲁迅在这样的困境中，并没有动摇他对中共的信念。他欣然接受方志敏的委托，自信一定能将方志敏的信件和文稿交给中共中央。他欣然接待了中共北方局派来的年轻人，满怀信心地答应一定将他们的信件转交党中央。他还接受了不少现已无法查考清楚的来自各革命根据地的、来自红军将领的和单独革命者的委托，希望能帮助他们找到组织关系。然而，长达两年多的这场文坛风波，严重地伤害了他的健康。他带着理想、信念，也带着同一营垒的战友的伤害，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世。

　　对于这场历时两年多的文坛风波，仅以周扬和冯雪峰两人的恩恩怨怨，或“意气之争”，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这是历史事件，应像对待所有历史事件那样，进行研究、探讨、总结，才能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自《鲁迅的社会活动》，倪墨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