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生活书店的斗争

　　在广州、武汉被日寇侵占后，抗战形势出现逆流，汪精卫公开投敌，日寇大力诱降，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大肆活动。这些顽固派的主攻矛头都集中到主张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方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反共的逆潮。1939年春南昌沦陷后，江西境内国民党右派又大肆散布亡国论调，动摇人民抗敌意志，取缔爱国青年抗日救亡活动。如读书会、歌咏

团、演剧队等等，查禁封闭传播抗战言论先进思想的进步书店，如生活书店等等，使我们党的地下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正当江西境内人心震荡的时刻，传出了蒋经国出任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消息，叔叔葛洛根据蒋经国一年来在江西的工作表现，认为蒋是坚持抗战的，作风上比较民主，较能体察下情。所以，在江西其他地区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青年，在工作遭受迫害，无法继续活动的情况下，纷纷跑到赣州，希望能为抗日救亡尽一份力量。生活书店在南昌、吉安、上饶各地分店逐个关闭后，我们党还想在赣州保留一个最后据点。书店的经理张又新就找到葛洛，要他向蒋经国疏通，批准他们的书店能在赣州开业。葛洛当然愿意赣州能有个生活书店，可是蒋经国是什么态度呢？他就找了个合适的机会，把开书店的事征求蒋经国的意见，并说了许多赣州有个进步书店的好处，极力促使蒋批准这个要求。蒋皱着眉头，面有难色地说：省政府已有密令，封闭全省的生活书店，现在各地都已陆续执行了，我如不执行，不是显得我刚上任就同熊式辉唱对台戏吗？葛洛想，蒋经国讲得也在理，这确是件难办的事。他不便与蒋强求，就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个问题。他说：“在您管辖下的赣州，连一个进步书店也保不住，还要封闭，群众将会怎样看待你呢？”蒋沉思很久，才缓慢地说，这样做政治影响很不好吧。葛洛见蒋有可商量的余地了，就乘机说，是否另想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呢？蒋经国同意了。于是他俩坐下来，认真思考，提出各种方案，每个方案又经过反复推敲，权衡利弊。最后，终于想出一个一致同意的办法：即由葛洛出面，由专员公署出钱，把生活书店的书刊全部收购下来，在赣州以专署名义，改个名字，另开书店。这样，蒋经国就不用公开与熊式辉对抗，而又可把生活书店现有的书保留下来，以满足赣州进步读者的需求。

　　生活书店留下的书刊是极其丰富的，是一些社会上迫切需求，内容进步，在

　　当时，他们知道国民党的地方党部对书店等文化单位十分苛求，必定会来无理取闹。他就同蒋经国商定，对书店发行的书刊，规定一条原则，必须有当地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审查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领导，有凭据就好出售书。

　　江西文化服务社正式开张后，吸引了众多渴望了解新形势、新知识新书的读者，广大群众高兴地把店堂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开架任读者自由选择阅读。只读不买者，也同样欢迎。还提供热水，供读者饮用。于是书架前许多读者席地而坐，贪婪地阅读起来。书店的名声也不胫而走，附近各地，以至东南五省渴望读书、购书的青年纷纷向赣州涌来，很快书刊被销售一空。吴越就赴桂林去购买新书，并留下书款，要求寄到赣州来，但声明一点：所有寄来的新书，都必须有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证。

　　书店在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同时，果然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干扰和捣乱。这些特务也知道书店老板是蒋经国，不敢过分无理，但还是常来书店找岔子。一次，三青团书记陈宗滢拿了一本桂林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对吴越说，这本书有宣传共产党的内容，不能出售。吴越一看书的背面印有“桂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证，就对陈说，蒋专员说过，凡有审查证的书刊，都可以出售，不同意收起来，两人便争吵起来，各不相让。陈非常生气，拿了这本书去找蒋经国评理，蒋拿了这本书，看了看内容，又把背面的审查证看了，笑着对陈说：这本书是桂林出版的，他们当地“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既已审查通过，又何必节外生枝，干预这件事。陈碰了一个软钉子，也就灰溜溜地走了。

　　陈见多次找岔子未得逞，不久，就当面向蒋经国提出把书店划归三青团办。蒋当初并未同意，随便搪塞了过去。但陈执意不从，蒋就找葛洛和吴越共同商量对策。葛洛谈了他的想法：第一，书店可以名义上给三青团办；第二，书店名称也可以随他们更改；第三，书店的人权、财权、营业权仍归专署领导，三青团不得过问；第四，书店现有的经理和工作人员，维持原状，不得更动。蒋经国同意了葛洛的意见，就找陈谈了，陈全部接受这样做法。于是书店名义上归三青团管，并改名《青年书店》，陈宗滢表面上接收了这个书店，实际上一点没有得到好处。又过了一段日子，陈宗滢看见书台上新摆出的《新华南》半月刊，对吴越说，这本杂志有问题，收起来。吴越拿起这本杂志，见后面有图书审查证，就对他说，这本杂志是有审查证的，按规定可以卖。陈执意不从，吴不便同他辩论，就把书台上的《新华南》半月刊全部收起来了。陈见状笑笑走开了。然而，从此也就引来了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