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刘冰写信事件

　　万万没有想到，《汇报提纲》上引用的一条毛泽东语录惹出了麻烦，最后前功尽弃。

　　原来，在报送毛泽东的《汇报提纲》第二部分里，以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纲》送上以后，邓小平去毛泽东那里汇报，毛泽东说不记得说过这句话。邓小平说马克思也讲过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是说记不得自己说过。邓小平说，请主席把稿子退回给我修改，毛泽东没有退。从来都是善于从一件具体事情入手破解全局的毛泽东，这个举动显然不在于对一条语录有异议，而是隐约表明了他对这个文件的不满了。

　　直到10月24日，也就是胡耀邦做“进行新长征”报告这一天，毛泽东才把《汇报提纲》退还给邓小平。邓小平又找胡乔木修改，改出了《汇报提纲》的第六稿。然而这时又“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首当其冲的正是邓小平，因此这次的修改稿就没有报送了。

　　形势的逆转，源于刘冰等人给毛泽东写信事件。

　　刘冰是一位老干部，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1968年，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宣传干部迟群、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干部谢静宜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以后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谢静宜任副书记，他们很快成了江青的亲信，跟着“四人帮”兴风作浪。特别是四届全国人大以后，野心勃勃的迟群没有得到提升，便消极怠工，酗酒滋事，发泄怨气，闹得一塌糊涂。早已忍无可忍的刘冰，便同另外三名校党委负责干部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于8月间写信给毛泽东，揭发迟群。但这封信根本无法直接送到毛泽东那里，刘冰等觉得由邓小平转最为合适。可是又怎样才能送交邓小平呢？他们想到了胡耀邦。

　　刘冰早年也是青年团干部，是胡耀邦的老部下。这次他来到胡耀邦家，说了写信的事，胡耀邦表示：“我支持你”。不过，胡耀邦说，科学院和清华大学不属一个组织系统，由他转信不合适。他把邓小平的住址和邓小平秘书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刘冰，说由他们直接把信送到邓小平家就可以了。

　　邓小平见到信后，立即递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反应。刘冰等出于急切解决清华问题的心情，10月间又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将谢静宜的问题也讲进去了。这回他们托人送给了胡乔木，胡乔木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又转呈给了毛泽东。

　　本来，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已经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已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加上邓小平又不肯回应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更使毛泽东不快。这回毛泽东在看了又是由邓小平转来的信后，他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仅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一直窥伺毛泽东意图的“四人帮”于是借机发难，叫嚷说这是右倾势力回潮，邓小平再次陷入被动。刚刚露出曙光的天空，霎时又阴云密布。

　　4停职反省又被打倒

　　11月中旬，“四人帮”策划要清华大学党委向政治局作汇报，以借机闹一场。11月15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指定曾参与邓小平“整顿”工作的胡乔木、胡耀邦、周荣鑫(教育部长)、李昌以及刘冰也要参加，说参加会议是一种帮助。会上，迟群、谢静宜否认刘冰对他们的揭露，然后一致对邓小平进行大肆攻击。会上把替刘冰转信也作为一个严重事件追问。

　　第二天晚间继续开会，由被“帮助”的五个人作检讨。胡耀邦第一个站起来，对于替刘冰转信一事，他说：“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你，但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信要由你自己送。”他讲完后，会场上好久没有人说话。高层的动向很快传到社会上，继而由“四人帮”操纵，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风恶浪，开展了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批判。与此同时，也展开了对《汇报提纲》的批判。由于《汇报提纲》的第五稿里有大量毛泽东语录，难以下手，“四人帮”竟将最早的第一稿拿出来作为靶子。他们批判《汇报提纲》是“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否定毛主席的科研路线，篡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对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从此，科学院“四人帮”帮派分子卷土重来，自行改组了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胡耀邦和李昌等停职反省。

　　“四人帮”帮派分子得意忘形地把《汇报提纲》和国务院讨论《汇报提纲》时邓小平的插话讲话记录稿印了成千上万份在院内外散发，鼓动群众起来批判。他们哪里想到，今非昔比，科技人员看到这两份材料后，都觉得这是说了他们的心里话，不是毒草而是香花，不是谬论而是为党为民的金石之言，不仅不应当批判，还应当充分肯定。“四人帮”帮派分子多次想组织批判大会，但群众对“批邓反右”十分反感，拒不参加，后来只好化整为零，让各研究所分别去开。在院机关，在由几个科室联合起来召开的一次会上，可容纳一百多人的会议室只零零落落坐了几十个人。有造反派跳出来问胡耀邦：你在《汇报提纲》里说：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要走在前面，这不是在搞“唯生产力论”吗？胡耀邦不屑地说：我不懂什么“唯生产力论”，我只知道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没有瓦特发明蒸汽机，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吗？台下的群众，每当听到“造反派”提出那些愚蠢透顶的问题，就会毫不客气地发出嗤笑声，而当胡耀邦对答时，又情不自禁地发出啧啧赞叹，那几个“造反派”尴尬万状，只得草草收场。

　　胡耀邦在“批邓反右”斗争中气愤和郁闷交加，又病倒了，住进了协和

　　胡耀邦在科学院的工作，前后共120天，他对自己的这一段工作是满意的，只是万万想不到就此中断了。他曾对人说，这是又一次“百日维新”，要真正做点工作太难了。但他的一系列作为，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在一团漆黑中看到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