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庚寅

　　一是悲是喜，“夏大胆”被判死刑

　　作为一座城市同龄人，我一直观察他、琢磨他、试图破解他，因为他那大起大落、起伏跌宕的人生，高贵俗气、相互矛盾的灵魂，以及英雄魔鬼集于一身的形象，使人们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

　　2003年2月8日，那起备受新闻界关注，被称为南有“腐败红楼”北有“夏宫”的惊天大案，厚厚的75页，足足有4万多字，相当于一个中篇小说容量的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沈刑初字第210号刑事判决书，记录了这个案件一波三折、历时两年的艰苦历程，如今终于下达了。自然，每一页都显得那么沉重，每一页都在向社会展示着那一代人特有的时代印记。

　　夏任凡，原沈阳市客运集团总经理，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普普通通农村孩子，以无比的真诚、顽强的毅力，战胜了自卑，经历了“老三届”知青经历的一切，搞文革、下过乡、参过军、当工人，1982年又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系企业管理专业。从此，他在人生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又一出惊天动地的事件，走向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他无论做什么都想努力去创造人生的完美，然而，却在追求完美中越陷越深，最后，不能自拔、走进地狱。

　　2003年2月8日，在庄严神圣的法庭上，当审判长宣布开庭，两名法警将夏任凡带上被告席时，全场旁听者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已过“天命”之年的夏任凡，作为改革的闯将，他已经失去了昔日那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英姿；作为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已经没有了“夏老板”的尊贵与傲慢；作为自命不凡的探索者，他已经没有了“夏大胆”的自信与豪放。此时此刻，作为一个即将被宣判死刑的罪犯，那花白的头发，臃肿的身体，声音粗哑以及布满皱纹的脸上，只有恐惧。他绝望的眼睛中，不时地闪现出一丝求生的希望。但是那个令人绝望的可怕判决，还是终于出现了：他被宣判为死刑。那一刻，他就像被枪击一样，顿时瘫痪了。他知道他的最后时刻来到了，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又是这么一个结局，他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又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他承认他有罪，甚至是罪大恶极，但自认为不至于死刑。为此，他感到有些委屈，有些冤枉。可是此刻，他已经没有资格在法庭上讨价还价了。

　　一个城市的知名度，是和它在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历史转折关头的作用密不可分的。因此，在共和国创建初期，尤其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时，沈阳都名扬四海，一直是国家的“宠儿”，而每个历史阶段，也都会产生与之相匹配、无愧于时代的典型。像50年代的尉凤英、李素文，60年代的雷锋、张成哲，70年代的张铁生......

　　一时间，这里也成了生产典型的摇篮。

　　然而，时间到了80年代，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改革大潮风起云涌，人们和新闻界又习惯把目光盯向沈阳，殷切地希望这里再出现一个崭新的改革者形象，使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把中国的改革引向更加波澜壮阔的美好前景。

　　于是，这个改革者便在占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1983年8月，沈阳有一位年方34岁的共和国同龄人，被上级任命为有5000多号正式职工、458辆无轨电车、年客流量高达3.39亿人次的电车公司副经理、第五把手，行政级别是副处级。副处级乍看不高，在沈阳却是顶天了，因为他这么年轻！如此破格提拔，在国外、在南方都不足为奇，可这在沈阳当时，确实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论资排辈、越老越值钱的干部队伍，令人感到后生可畏、刮目相看。尤其是半年后他升为经理、一把手，更卷起了一阵旋风。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名噪全国的青年企业家，“夏大胆”夏任凡。

　　沈阳电车公司有着悠久的历史，建国以来一直与汽车公司一起，担负着全市的客运任务，联系着各行各业、千家万户；被老百姓称为“头道工序”。

　　改革之初，沈阳人主要的交通工具、也是出门的唯一选择就是坐公共汽车。难怪它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又是城市文明的窗口。把这样一个大型国有企业“一把手”的担子，放到一个刚刚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肩上，确实叫人们捏了一把汗。况且电车公司一直是老大难的企业。

　　也许他的履历很简单，一张白纸，没有包袱。他出生在沈阳市郊，父母都不显贵，像那个年代的青年们一样，1968年下乡，1969年当兵，1974年转业回到沈阳，到公用局系统开车，从最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走来，后来当了汽车三场的副厂长；也许他年轻气盛、不安现状，也许他受过高等教育，想干事业。1978年他考入辽宁大学经济系，专攻企业管理，1982年毕业时，他是带着毕业论文《城市公共交通联合化的探讨———关于组建沈阳市客运总公司的建议》，到沈阳市公用局报到的。他被分配到企业整顿办公室工作，不久，任局运营处副处长。

　　因此，无论是基层的实践经验，还是文化理论、专业知识，夏任凡都具备了条件，可以胜任公司领导重任。

　　他更可贵的是有年轻人那不因循守旧、勇于改革的锐气。当时许多记者与他探讨对改革的认识时，他经常不用准备，张口就来，出语惊人：“有人认为，改革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整几个人儿、立几条规矩儿、分几个钱儿，三板斧是要砍的，不砍就没有办法杀出一条血路。但那只不过是整顿经济秩序。而改革是全面恢复经济规律的本来面目，是彻底解放生产力。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向企业现代化管理迈进，那就是从提高企业素质入手，一步一步，把企业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企业。”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已经不足为奇，可是当时确实是震撼人心，令人耳目一新、久久难忘。

　　夏任凡主持电车公司工作后，确实大刀阔斧、勇于开拓。他与公司领导班子一道，遇山开路、遇水搭桥，大力推行包括工资制度、干部制度、领导体制、经营方式、机构设施、医疗制度等6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并取得了实效。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当时，沈阳市电车公司与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相比，三项经济指标顺位前移，分别居第一、第二、第三位。作为国家允许亏损，并给予补贴的企业，这是令人不敢想的。尤其令人不敢想的是，1984年电车公司还赢利164万元。

　　夏任凡不凡的改革业绩，在这个被新闻单位极为关注的城市里，在大大小小新闻单位的轮番轰炸下，他顶着改革的硝烟出名了。

　　1984年金秋10月，当北方的高粱晒米、苹果红脸的时候，夏任凡作为共青团中央推荐的8省市14名改革青年积极分子，光荣地赴京介绍经验，并受到了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多次接见。

　　过去，沈阳市电车公司这个老企业，一直被视为扶不起的“阿斗”，“老大难”的单位。短短的一年内，电车公司不仅得到省、市以上领导部门奖授的各种奖状、锦旗51件，而且企业领导人也被请到北京，请到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介绍经验，这是几十年不遇的大喜事。

　　在北京期间，由于夏任凡在这14名青年积极分子中，不惧场面，敢于发表观点，备受大学生的青睐。许多大学争抢着邀请他去作关于企业改革的演讲。他在北大作报告时，正处于改革之初，大学生们迫切需要了解改革的走向、了解改革的实践，尤其想是通过这些崭露头角的青年改革者，了解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实情况。由于他观点新颖，讲话不断被师生们热烈的掌声打断。一时间，夏任凡的演讲洛阳纸贵，他成了香饽饽，被一些高校争来争去。因此，他每场讲完之后，大学生们还不依不饶，一个接一个地往台上飞纸条，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夏任凡显得颇有大将风度，来者不拒、侃侃而谈、从容不迫、对答如流，不时引发一阵阵笑声。

　　他的不凡表现，预示着夏任凡作为一颗新星，已经在改革大潮中冉冉升起了。

　　二流星燃烧，画出一道“迷人”光彩

　　当夏任凡名声大振，红透京城之时，实际上，在这之前，换句话说从他上台那天起，他的麻烦与问题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只是他红的时候，那些揭发他问题的上访信更显眼。而那时中共沈阳市委不得不派出调查组，着手对他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微妙的态度”，并没有影响1985年1月，夏任凡作为全国百名优秀青年企业家之一，再一次进京参加表彰大会；还因为市企业整顿办公室和交通局组成的班子，在电车公司“六好企业咨询诊断”评语中，肯定了电车公司领导人是(群众)期望的领导者。

　　然而，时间到了1985年4月，短短的三个月后，市交通局党委又派出了整党联络组，进驻电车公司，再一次对夏任凡进行调查，并发动干部、群众对他进行评议。伴随着评议的问题越来越多，4个月后，夏任凡被免去经理职务。

　　当然，对于夏任凡这样一个有影响的青年改革家，这样一个牵扯到改革的敏感的人物，撤销他的职务决不仅仅是市交通局的意见，那是必须经过市委同意的。市委同意撤销他的职务，当然也不是相信了一些匿名信的望风捕影，一些受触及老干部的愤怒叫骂，更不是因为群众反映他爱“吹牛”、“大胆”这些鸡毛蒜皮的工作方法问题；而是夏任凡确实存在着当时认为思想作风和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是有根有据、比较具体的。

　　夏任凡作为电车公司党政一把手经理兼党委书记，作为团中央树立起来的青年改革典型，作为一个众目睽睽、名噪华夏的青年改革家被免去职务了。这无疑又一次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当时能摆到桌面上、能构成问题的，不过是三条“事出有因”的罪状。“私涨”一级工资；“公款”购一身西服；带着老婆游山玩水等问题。进而又被查出了违背中央有关政策、违背财经纪律的问题。

　　头一条罪状，夏任凡为自己私涨一级工资：起因是电车公司1984年下半年对传统的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取消了公司副科级以上干部奖金，实行职务浮动工资或职务补贴的结构性职能工资制。经过上级批准，沈电发[1984]二十九号文件规定，职务工资的标准是：

　　“正、副科长按十七-十九级干部标准；党委书记、副书记，经理、副经理，总工程师按十四—十六级标准。”

　　这样夏任凡按规定选择了中间，拿了124元，相当于15级工资标准。

　　1984年7月，他外出开会，办公室的同志考虑到他是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文件又有14级的说法，以及又掺杂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想法，便又给他上浮了一级工资。这样他每月可拿138元，相当于14级干部工资，仍然没有超出文件规定的标准。

　　夏任凡回来后，不够重视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默许了这次浮动工资。事实上他只领了两个月工资，充其量也不过十几元钱，而且，当他一听到群众有些风声，立即拿掉了这级工资，并在党政联席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第二条罪状是“衣服风波”。起因是为了提高电车公司服务小姐们的自信心，夏任凡曾在大会上向全体职工宣布：我们电车公司的场服，一定要比“空中小姐”的漂亮。对此，职工们欢欣鼓舞、拍手叫好。但是正当他们积极张罗之时，国家下发了“禁止动用公款乱发服装”的文件。夏任凡心里并不愿意停下，失信于民。但作为一个党员，他还是执行了国家的决定，在全公司停止了做服装。此时基层有三个单位已经定做了羽绒服，他便默许了此事，并要求合理收费。这样，1492件羽绒服便成为他违背中央政策的主要依据。无独有偶。不久，他要到北京参加“十大青年改革家”大会，他身边的人说，夏经理到北京去开会，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公司的光荣，作为一个改革者，我们的经理不能显得太寒酸了，要穿得有点时代气息。在大家的一片呼喊声中，夏任凡才买了一套能体现“时代气息”的西服。现在这个小插曲听起来挺感人的，也不足为奇，因为连打工仔也穿西服。可在色彩单调、国服中山装一统天下时，你敢穿西服，无疑像早春开的“梅花”，很“扎眼”。也招惹来许多关注的目光。而用几百元去买“行头”，也不该是他这个工薪族干部可以承受的。后来，这笔钱便以文艺队演出服之名，在财务报销了。这还了得？使人们气愤的倒不是公款买西服，而是一个堂堂的改革者弄虚作假、中饱私囊？

　　第三罪状是夏任凡借公差之机，带着老婆游山玩水。夏任凡对这件事的解释是：1985年7月，我要乘轿车到长春市出差，当时我爱人的母亲刚刚去世，心情非常不好，当她听说我到长春出差，非要跟着去看姑母。我是年轻干部，考虑到别人会议论，心里犹豫不决。可是最后还是架不住老婆的哀怨目光，把她带去了。对于夏任凡的这番解释，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情与谅解，但是那些被他改革措施改掉与触怒的人，这岂不成了否定与攻击他的口实？

　　还有关于他违背财经纪律的问题，记者也作了深入调查。那是他下属的服务公司经理到广东出差，在与广州某单位洽谈业务时，买了一些香烟，并招待了一顿冷餐，花去人民币228元。回到沈阳后，夏任凡大笔一挥，这笔开支在服务公司报销了。

　　现在看来一级工资、一件西服、一次借光旅游，是微乎其微、不值得一提的小事，用这些东西攻击人有点“高射炮打蚊子”———荒唐可笑。但是不要忘记改革初期，老百姓的观念还停留在“理想的社会主义王国”里，他们眼睛里掺不得一点沙子，尤其是对于夏任凡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名职工的大型企业领导者、红极一时的年轻新闻人物，希望他完美无缺，自然要求比较苛刻。

　　于是，在市委、市交通局调查组、整党联络小组，多次进出电车公司的调查中；在发动干部、群众反复的评议声中；在上级扣压下写夏任凡的新闻与报告文学的态度中，都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上级领导对夏任凡的态度。1985年8月，那个炎热的夏天，在改革舞台上，只表现两年的夏任凡被免职了，夏任凡下台了。

　　三痛定思痛、舆论救了夏任凡

　　夏任凡下台了，这使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终于有了一个结局。那无止无休的争议，似乎也该寿终正寝了。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虽然像一颗流星，但在中国改革的天空上，却留下了一道耀眼迷人的光彩。围绕他的争论没有停止，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是非功过问题了。他反倒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潭水，荡起了一圈又一圈巨大的涟漪。

　　那些日子，记者只要来到电车公司，无论走到哪个下属单位，都会被工人围住，工人们旗帜鲜明地为他抱打不平：

　　“老夏这个人胆大，人家叫他‘夏大胆’，不胆大行么？不胆大能打破大锅饭么？能按本事多劳多得么？再说了艺高人胆大，我就赞赏他。”

　　“咱工人和他没有多少接触，但他搞改革，国家得好处，企业得发展，工人得实惠，我们都投赞成票，要不，每次他开会，礼堂都坐得满满的。”

　　“哎呀，什么犯错误，咱工人不明白？还不是咱们搞好了，别人瞅着眼红，犯红眼病呗！过去咱们不行时，怎么没有这么些人关心？”

　　一位曾因为工作与夏任凡产生矛盾，被夏任凡改革革掉了“乌纱帽”的机关干部告诉记者，夏任凡狂妄自大、主观武断、认识问题偏激，他这么做一方面使他的想法能畅通无阻，使改革搬掉了许多拦路虎，同时也掩盖着唯我独尊的自我膨胀，如果发展下去非常可怕。这次他下台，冷静冷静有好处，免得犯大错误。但客观地讲，他是真心搞改革，想干点事业。他提出“以造养修、以修保运、修运结合、运营优先”的经营之道，发展客车制造厂，调整保养厂、组织病残职工利用运营站点，开设商店与维修点，以及二线挣钱，一线服务，以二线保运营一线等改革措施，都是非常有见地的。换句话说，正是他懂行，想改革，想振兴电车公司，才那么不顾一切。所以，我认为老夏基本还是称职的。

　　显然，普通工人大多数都是拥护他的。但五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也有人反对他。反对他的人对他的下场都感到很兴奋，似乎出了一口恶气。于是，他们借题发挥，在沈阳出版发行的一张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蜉蝣》的报告文学。蜉蝣是一种很小的昆虫，成虫常在水面上飞行，寿命很短很短，只有几个小时，最多也不超过一周。而在改革前一旦被提拔为领导，一般都是终身制。夏任凡从1983年8月任电车公司副经理，到1985年8月被撤职，只是短短的两年时间。这篇报告文学把夏任凡比作一只小小的蜉蝣，其用意非常明显，夏任凡就是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借着改革的风云扶摇直上，是没有根基的，是短命的，不过昙花一现。继而，该报告文学又秋后算账，把战火烧到当初报道过夏任凡改革事迹的报纸杂志上，并统统点名批评一遍。

　　夏任凡这个人有缺点与错误，对他评价与争议很正常；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一个企业的领导被提拔与免职，也不足为奇是正常现象。应该打碟论碟、打碗论碗，没有必要扩展到改革本身上去，否定改革。况且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探索、需要交学费，即使有时出现点失败也是难免的，因为没有十全十美的改革者。

　　于是，经过一段反思，《中国青年报》记者马役军于1986年2月早春，率先在《中国青年报》上，以《历史变革中的沉思———一个改革者的沉浮给人们的思索》为题，发表了长篇文章，对夏任凡的是非功过给予了公正客观的评价。为了说明问题，他在电车公司计划统计部门记下了两组数字：

　　(一)1985年前三季度，即夏任凡任经理的八个月时间，沈阳市电车公司累计赢利265万元，紧接着1985年第4季度，夏任凡被免职后，3个月亏损34万元。

　　(二)1985年1季度，该公司赢利126万元；1986年1季度，该公司亏损64万元。

　　马役军说，应该承认，今年以来外部环境有所变化，尽管如此，也无法否认夏任凡在任时使这个公交企业为国家赢利的成绩。

　　多年来，人们似乎习惯于用最简单的分类法，把那些具有新闻色彩的人物，划分为纯而又纯的“好人”与坏透了顶的“坏人”。然而，这种习惯性的方法，却在如何评价像夏任凡这类青年改革者面前遇到了难题。

　　如果把他划入那种鱼目混珠，思想品质败坏，借改革之风钻营的不齿之徒，显然冤枉；他在沈阳市电车公司改革历史上那简短的一页，不乏“惊人”之处。

　　但把他归结为党性极强、政治素质很高、个人修养良好，浑身几乎难挑出毛病的“标准”型干部行列，似乎又有失准确。最后，他得出结论：事实上这种人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

　　为此，他呼吁实事求是，呼吁我们的社会再宽容些，因为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

　　继而，198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在二版发表了近半个版面的该报记者署名文章，《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夏任凡免职前后》。这篇文章，进一步肯定了夏任凡在电车公司进行改革的成绩，分析了他的缺点与错误，对于他被免职提出了质疑。文章说，人们不可能是成了“完人”之后，再去改革，而总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完善改革措施，完善自己。

　　《中国青年报》与《人民日报》的这两篇文章，像锥子，一针见血，引起了人们的沉思，又像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迷雾，像号角，吹响了继续改革的进军号，这自然对夏任凡的命运也成了重大的转折点。时隔不久，夏任凡这位中箭落马者，即被重新认识，重新启用，重新扶上马，担任了沈阳长途客运公司经理。

　　四客观评价，东山再起风头劲

　　市委、市政府把夏任凡放到沈阳市长途客运公司，是出于爱护和多种考虑的。夏任凡“官复原职”了，此时此刻，他应该很清醒：他虽然离开了矛盾激化的原单位，远离了是非之地，告他的人也暂时偃旗息鼓，长途客运公司又是个新组建不久的新单位，他可以在这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他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围绕他的浮沉、他的争论并没有结束，而是向更深更高的层次发展了……

　　该公司成立于1977年，担负着沈阳与各地繁重客运任务。由于先天不足，1986年这个公司仅仅有两站、两队、一场，远远落后于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根本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客运需求。为了发展长途客运事业，市政府曾作了大量的投入，建设了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的长客总站与客运西站，设立了南塔公路客运站。1990年末，这个公司有职工约3000人，经营长途客运线路116条，营业里程1.4万多公里,年客运量达674万人次。

　　如同当初组织上让夏任凡担任电车公司经理一样，这次他东山再起，又毫不迟疑将这个大型国有企业交给他管理，让他独挡一面，担任了长客的“一把手”。这种用人不疑的大胆做法，无疑是表明了党的开明干部政策。

　　应该说，夏任凡落马那些日子，作为一个从生活最底层、借着改革大潮涌上来的青年改革者，他是痛心疾首的，是认真反思的，也吸取了前次“落马”的经验教训。他走马上任后会上会下，不止一次诚恳地说，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真的不是，我对自己要求不严，有时私心太重，政治上也不成熟，时不时还耍小孩子脾气。而作为一个改革者，要时刻修正自己，这种修正不是文过饰非。以前，我总觉得只要开拓、创新，大方向不偏，小节算不了什么。实际上，小节不拘，也难成大事业。我的头脑不冷静，处理问题片面性，思想意志的不坚定，都是和缺乏思想理论准备有直接的关系。改革初期没有样板，年轻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容易发生“食洋不化”的毛病。自以为懂点丰田、懂点松下的管理方法，就以为改革不过如此，甚至看了一些描写大刀阔斧改革的文艺作品，就囫囵吞枣搬来套用，忽视了中国国情，忽视了企业的实际情况，必然会造成悲剧，不管这悲剧是属于社会，还是属于个人。但是这次“失败”使我感到一个过去常挂在嘴头上，但未有真正理解的真理：改革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一个大事业，否则将孤掌难鸣。况且改革并不像女同志打毛衣上三针、下五针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所以需要艺术性。他希望他的挫折和失败能为有志改革的青年提供经验教训，引以为戒。他更希望社会和人们能理解，他被免职后，他感到冷清、心烦、也失望过。然而，当他面对现实后，他感到中国不改革是绝无出路的，所以不能灰心，不能退缩，虽然他满身创伤、疤痕，但如果还要他滚地雷区，他将总结经验，重新上阵。

　　大概正是这些反思，使夏任凡从落马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到了新工作岗位之后，一开始时，可以说是谨慎从事的，是努力工作的，对企业加大了管理力度。在改革中，推动长途客运事业不断发展。如1991年，为了缓解公司车辆不足的困难，他提出充分利用社会车辆联合经营，成立了沈阳市长途客运联营企业的改革措施；通过加强运输体制改革，进行线路调整，加强稽查力度，加强了大线、热线的管理力度。通过实行干部下线顶岗服务，实行“站队、票款、司乘”三分离的管理办法，促进了增产增收和服务水平的提高。这一年实现利润总额145.8万元，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沈阳长途客运一统天下的形势，也遭遇了强有力的竞争。而这块“风水宝地”由于市里不拨钱，制约了他的发展，已经步履艰难了。而与此同时，许多人都感到这是一块“肥肉”，有机可乘，都想进来捞一把。首先是省交通厅看好了这块土地，他们第一步是购买了豪华大客车，又捷足先登在北站建立了长途客运公司，成立了快速反应部队“虎跃集团”，并迅速占领沈阳到达全国各地的热线，与沈阳长客抗衡。经过一段运转，当他们站稳了脚跟之后，又产生更大的野心，制定了一整套方案，想吞并收容“长客”；继而，又一位个体老板亮出“荣昌”的旗号，挤了进来凑热闹，跟他抢“地盘”，也想分一舀水。他们眼下虽然没有国有公司那气吞山河的气势，甚至没有“根据地”，但是他们采取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也活得有滋有味，从长远看，这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现实是他们与省虎跃公司遥相呼应，一唱一和，对沈阳长客形成了南北夹击，步步蚕食的阵势。

　　面对这种形势，夏任凡没有退缩。他想抗击吧？势单力薄。他有想法吧？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得交通局批。而有时研究来研究去就研究黄了。还闹个有野心的帽子戴上。为此，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他首先找到省厅，通过谈判逼迫省里让步。最后达成妥协。沈阳占60%、省里占30%，剩下10%社会招标。

　　继而，他知道谈判桌上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市场经济只讲实力。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沈阳市当时主要负责人，详细地谈了沈阳客运危机四伏的形势，又根据沈阳交通布局，按经济规律办事，大胆拿出了电汽合并、统一指挥、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分配，成立沈阳客运集团的方案。那个负责人看了方案之后，非常兴奋，立即批上了：这个想法很好，有改革意识。经过市里五大班子的反复研究，由马向东批准。

　　1996年沈阳市成立了客运集团公司。将电车、汽车、长途汽车等7家公司，号称3万多人的队伍，从交通局分离出来，合并在一起，夏任凡被任命为总经理。

　　当时，这场“造行业大船”的改革，在沈阳乃至全国再一次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几乎一夜之间，夏任凡又成了名扬四方的改革人物。随之，各种荣誉、各种称号纷纷而至，什么“沈阳市于洪区人大代表”、“辽宁省政协委员”等等。

　　如果夏任凡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以他1982年就出任总经理的资历，以他的不断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企业管理水平，以及从上一次失败教训中换回的经验，他一定能扶摇直上，成为中国改革史的名人。况且他已经把这个单位治理得服服帖帖，那种像当初写上告信、写匿名信，反映他问题的现象再也没有出现。他在单位可以说是威信很高、呼风唤雨，一手遮天，一言九鼎。拿他的话说，他就是这个企业的皇帝。

　　五一次“信号”，他没有足够重视

　　物极必反。当一个人感觉自己是皇帝的时候，问题也就出现了。

　　1993年春，沈阳又流传出一大新闻：那就是夏任凡的女儿结婚。因为女儿有先天性糖尿病，是他的一块心病，可没有想到却找了一个好对象，是个大学生。他不知是想冲冲这几年的霉气，还是想流于世俗、乘机小捞一把，可无论是哪种原因，他都决意要把婚礼办得红红火火。于是他广撒红帖、大操大办、收受贺礼，礼金高达数十万元。

　　当然，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老百姓眼睛摄了像，作为口头文学越传越远。

　　俗语说，不怕贼喊，就怕贼惦记。夏任凡万万没有想到喜事闹成了悲剧。这种说法没有引起官方注意，却令沈阳市最大的一伙恶魔眼红了，他们就是1999年10月被沈阳警方一举破获的那起震惊中外的“3·8特大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恶魔们。这个犯罪团伙的五大魔鬼孙德林、汪家礼、汪家仁、孙德松、王文绪，在12年内连续作案33起，杀死16人、杀伤4人，抢劫财物价值200万元。

　　这个犯罪团伙中汪家仁、汪家礼是亲哥俩，他们有一个亲属在沈阳长客工作，一次闲谈中，他们听到了夏任凡的有关信息后，立即在团伙内通报了。开始，这伙恶魔觉得抢劫名人还有点犹豫，最后是大魔头孙德林一锤定音：“妈的，胆小不得将军坐。”才把夏任凡列为黑名单上的抢劫目标。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还是很谨慎，决定先由这个团伙中年龄最大、隐蔽性最强的“老家伙”汪家仁先去踩点———找到他们家的地址、看好周围环境和探明行动路线。

　　汪家仁有一个怪癖，每当“杀人越货”之前，他总要事先见见被害对象，何况大名鼎鼎的夏任凡呢？那天，他骑一辆旧自行车来到长客总站，上楼后直奔总经理室。

　　一位女工作人员一看他衣冠不整、鬼鬼祟祟的，既不像干部，也不像商人，岂能放行？她拦住了他：“喂，你找谁？”

　　“嘻嘻，找夏总，有点事。”他一脸讨好的媚笑。

　　“有预约吗？没有，不行。”

　　汪家仁毕竟见过大风大浪，岂能碰一点钉子就打退堂鼓。这时当他看见一个司机正在一台轿车旁收拾车，便灵机一动走过去：“哎，师傅正忙呢？一看你就是给领导开车的，我想见见夏总，怎么能找到他？”

　　小车司机果然有些见识，他虽然看这个老头穿得不起眼，可口气不凡，说不定有什么来头，夏总不也是农村出来的么？于是，他试探性地问：“你找他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要买你们报废的汽车，和他谈谈。”

　　小车司机把手指向楼上：“他在开会呢。”

　　这时汪家仁却神秘又有些难为情地凑过来，故意压低声音：“小师傅，你也知道这事在单位谈不方便，能不能找到他的家呀！”

　　“他家好找，‘安乐窝’知不知道？在八一公园附近，你到那一打听，谁都知道。”

　　汪家仁找到夏任凡家，“踩点”归来，把整个情况一汇报，他们又拿捏不准了。一种意见是夏任凡是改革家，房子虽然很大，但可能是空架子，不一定有钱；另一种意见是现在越贪的官，表面越清廉，他当那么些年一把手，肯定划拉不少钱，再说了，客运公司买车、卖车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还是匪首孙德林一锤定音：“动这样的人，不动则已；要动，就一定要搞准。”

　　为此，他们又多次对夏任凡跟踪踩点。他们看到夏任凡每天上班、下班，都是按时车接车送，司机不上楼，很有规律，但孙德林还是犹豫，没有下决心。

　　1993年1月8日，清晨4点多钟，天很黑很冷，路上没有行人。他们就各带一把尖刀，乘坐汪家礼家的130货车，倾巢出动了。不过，他们不是去抢劫夏任凡家，而是抢劫南塔鞋城的一个经商富户。没有想到出师不利，那天早上，那家人里里外外很多，正在组织货源。不能下手。于是，他们垂头丧气地开着车往回转，经过“安乐窝”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哎，那不是夏任凡家么？干不干？”

　　“贼不走空”，又冷又气的孙德林吐口唾沫成钉：“干，咱不能白出来一趟。”

　　他们都是作案老手，当孙德林命令一下，不用多说，一看四处无人，汪家礼迅速地把车停在那栋楼东北角隐蔽处，他们各自都带上了大口罩，遮掩住脸，便敏捷地窜上四楼。没想到，他们一敲门，没费一点口舌，门就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保姆。很凑巧，原来夏任凡的妻子告诉保姆，夏的二弟要来，她以为夏的弟弟来了，便问都没问就开门了。说时迟、那时快，她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那个身高1.8米，带着大口罩的陌生男人，已经脸露凶光，一把把她拽住，用刀尖逼住她的脖子：“别吱声，吱声我就要你命！”这时，躲在他身后的劫匪才一拥而上，三下五去二将保姆的嘴封上，用绳子把她反绑好，扔到客厅里。

　　继而，他们迅速地上了楼，分头查看了三个房间，都没有人。孙德林便轻轻推开了卧室，他一看，一个女人躺在床上，原来是夏妻身体不舒服，正在睡觉。他立即粗暴地把她弄醒，用刀尖逼住她。

　　老色鬼汪家仁一看夏妻有些姿色，便按捺不住心中的欲火，撩开被子，就去扒她的短裤。这时，孙德林一眼看到挂着的警服，知道她是交通公安分局的警察，便把汪家仁推到一边：“怎么狗改不了吃屎，别因小失大，快把她绑上弄客厅里去。”

　　当时夏任凡家是四室一厅，他们把夏妻与保姆制服后，立即翻箱倒柜、大肆掠夺。其间，夏任凡的弟弟携妻女来串门，自然也被他们捆绑起来。夏弟挣扎，被孙德林用刀柄狠狠砸了一下后脑勺，流出了鲜血，他也不敢反抗了。

　　(未完待续)　　（二）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