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编者按：80年代，作家张平的《天网》和《法撼汾西》让山西一位叫刘郁瑞的县委书记声名大振并赢得了全国读者的尊敬。如今，这位曾赢得全国"普法先进个人"称号、先后受到中宣部、司法部奖励的县委书记已离退在家并不幸身患重症，但他对党和人民忠诚依旧。他强忍病魔带来的痛苦，并用笔记录着自己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字里行间无不折射着他对党、对祖国和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在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之际，刚刚以长篇小说《抉择》获最新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张平，特意向我刊推荐了党的优秀干部刘郁瑞的这部即将出版的回忆录。本期我们从中精选出一部分以飨读者，并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特别献礼。

　　--致《天网》、《法撼汾西》的广大读者、听众、观众

　　(作者：刘郁瑞)

　　一做官要做百姓官

　　这是我早就想说给大家的话。

　　作家张平的《天网》、《法撼汾西》出版以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可以说是轰动。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

　　两本书刚出版，就有几十家报刊连载或选载；数十家电台连续广播，北京文艺台应听众要求，还播了第二次。紧接着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话剧和连环画。电影、电视连续剧获得了"华表奖"和"五个一工程奖"；最后吃了官司，被送上法庭，尽管最后官司赢了，却又沸沸扬扬了一年。一次接一次的轰动，使大家在关注两本书的同时，也关心着我。

　　期间，我先后收到1500多封信，接了数不清的电话，接待来访者300多人次，接受记者采访(包括记者招待会)100多人次。大家向我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的、深刻的；询问的情况是书外的、关切的；讨论的问题是企盼的、热望的。总之，感情是真挚的、热烈的、诚恳的，每一封信、每一次电话和来访，都曾使我激动不已。

　　山东省某县一名乡干部，因买不到书，便从《大众日报》上把连载的《天网》一期不短地裁剪下来，装订得整整齐齐，千里迢迢专程来找我，就为让我在上边签个名。他的淳朴，他的热诚，不允许我有半点的怀疑。想留他吃饭、住宿，他说啥也不肯，搭当天的车返回去了。河南省某县30多位中层干部到本省林州市参观，返程时绕道山西临汾，只求同我见一面，谈几个问题，合个影。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提了自己要提的问题，心思透亮，语言直截了当。看得出他们不仅都读了，而且读得很仔细。特别应该提出的是不少离退休老干部，有些曾是省部级老同志的来信，更是"上纲上线"对作品主题剖析得非常深刻，读来很受教育和启发。他们不仅自己读，而且推荐给家人和同事，成了两本书的宣读者。广州军区原政治部副主任江峰将军的夫人、离休老干部苏毅大姐，自费购买《天网》500本，先赠给亲友、战友阅读，要求写出读后感，并在《广州日报》辟专栏发表。随后以74岁高龄搞了"赠书万里行"。到北京受到她的老领导、原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同志亲切接见，曾大姐对她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题写了"反腐倡廉万里行"条幅。她的"赠书万里行"正式更名为"反腐倡廉万里行"了。她在抗大二分校学习时的老校长、90高龄的孙毅将军接见了她，挥毫写下了"扬正气惩腐恶"六个大字。途经太原访问了作家张平，见到了正在拍摄电影《天网》的著名导演谢铁骊，向剧组捐款2000元。她到临汾同我交谈了两天一夜，到我的出生地并工作多年的洪洞县，到故事发生地汾西县进行了考察。回到广州把材料整理出来，办了"迎香港回归、反腐倡廉万里行"家庭展览，参观者络绎不绝，《南海潮》、《岭南松》杂志作了详细报道。我在汾西县工作时的一位年轻副书记，调行署一个经济开发部门工作，起初跑项目、搞引资难度较大，但有人得知他同我一起工作过，了解两本书的故事时，话题有了，情感热了。于是每次外出，带几本由我签了名的书作"敲门砖"。他自己说"一敲就灵，效果特好。"有人还托他给我带回名片、茶叶作纪念。1996年春节，我收到从四川、江苏、福建、北京、河南等地寄来的瓜子6份。附信中说从书里得知我戒烟后染上了嗑瓜子的习惯，瓜子虽小，情意深重。没想到细心的朋友们，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千里寄瓜子"，我领了这份心意。

　　我参加了群众出版社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也单独接受了采访多次，来信来访来电话的就更多了。多是关心官司胜负、关心两本书的命运、关心张平的情况、关心我的身体和安全。

　　运城地区某县5位农民来访，说他们是村民推选出的代表，如果法院还开庭，他们将去300人声援张平。我向他们介绍了庭审情况，相信法院会依法办事。现在是法制社会，兴师动众声援代替不了法律。他们又提出捐款支援张平，说他们知道作家很穷，打官司要花很多钱，怕张平打官司打穷了，影响了写作，"我们老百姓心疼他啊！"河北省邯郸市一位农村支部书记兼村办企业董事长在电话里说："我是个农村干部，帮不了张平什么忙，但我们村里富了，请你转告张平，如果打官司用钱，请他说话，我们可以包下来。"河南省某市一位村长兼董事长，自己开车来看我，询问了我的工作、生活情况，看了我的住房后说："你的事，官司的事，我都说不成什么，只是觉得现在的工作对你不合适，如果你愿意的话，辞去这个局长，我会高薪聘请你当我的顾问。"驻守在雪域高原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在信中说，边疆哨所锻炼出他吃苦耐劳的精神，边防战士的职责，使他练出一身武艺，复员后愿意到我身边工作，保卫我的安全。有两名留学海外的莘莘学子，要我调整好心情，锻炼好身体，不要有后顾之忧，他们学成后愿意为我提供晚年的生活费用。每逢节日，我家的电话很忙，来自省内外、国内外的一声声问候，一声声祝贺，都使我暖流盈身，感激非常。

　　说心里话，我这个人很矛盾。做为农民的儿子，共产党员，我的向往是能为老百姓办点事，不辜负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追求过高官厚禄，更没刻意要当什么"青天"。我一方面认为，"青天"思想是封建残余，它使人们产生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使老百姓把自己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能出个好官身上。这与当今清明社会的发展，同共产党的目标是不相容的。但另一方面认为，共产党的每一个干部在老百姓眼里，都应该是个"清官"，是个"青天"。绝不应成为老百姓唾骂的"昏官"、"脏官"和"狗官"。

　　我祖籍山西洪洞，世代农民。4岁丧父，39岁就孀居的母亲，凭着她坚韧的意志和能遭能受的性格，把我们拉扯大。虽糠菜度日，生活艰难，拼上姐姐、哥哥当文盲当农民，硬是含辛茹苦供我读书。没钱上中学，才上了两级师范。9岁上就提篮卖菜，后来卖过蒸红薯、卖过水果，担煤卖炭，割草喂猪养牛。生活的熏陶，母亲的甘苦，学校的教育，使我从骨子里深深地刻下对穷人、对弱人的同情，对坏人、恶人的憎恨。对本来是好人因为有了钱有了权就变坏的人，更是厌恶和不屑。这成了我的基本的性格和对人对事的本能。

　　视老百姓为"衣食父母"，是我为官的根本观念。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和动摇过。我鄙视那些当了个小小"芝麻官"，就自称或互称"父母官"的人。觉得他们不但颠倒了关系，还卑微、不自量，甚至是卑鄙，是无耻。吃着老百姓的，喝着老百姓的，穿着老百姓的，怎么头上多了顶顶戴花翎，就要当"民之父母"，就成了"衣食父母"的"父母官"呢？

　　我不能理解的是当了共产党的官，为啥害怕老百姓，为啥嫌恶老百姓。对老百姓摆架子，颐指气使。他们深居简出，不愿意见老百姓。下基层前呼后拥，沿途戒严，警车开道，甚至防暴队护卫。名曰视察，视而不察；形似深入，却入而不深。鲜花锣鼓，夹道欢迎，即笑逐颜开，对这里工作就满意，于是就一切都好了。如遇群众上访，恳求反映情况(冤情)甚至堵门、拦车，仿佛大敌当前，或驱散、或拖开，这里的工作就算出了大问题。每当及此，下边的官们怎不吓得胆颤心惊，面如土色。以后那敢再允许此类情况发生呢？我们的伟大导师曾谆谆教导，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哪有共产党的干部害怕群众的道理。老百姓也知道见官特别是见大官是要冒风险的。大凡如此，不是有重要情况，就是有极大冤情。倾诉几句，送份材料，认为对你说、送给你顶事，能解决问题。这是老百姓对你的信任，他有什么错呢？包拯遇到这种情况，是这样处理的："半夜三更，大雨倾盆，拦轿告状，必有冤情。"喝令左右："落轿，听诉。"我们为啥就不这样去想，这样去做呢?

　　权力是人民给的，官帽却是领导发的。升降荣辱是领导说了算，而不是老百姓说了算。这是问题的实质。

　　有鉴于此，便有了"约法三章"；便有了常委定期轮班接待群众；便有了提前出"布告"，定时定点到边远山区接待群众。在成百上千的来访群众中，就有了陈培基(李荣才原形)、曹建祥(刘黑娃原形)、赵水龙(李水淼原形)以及李大娘、郭秀荣等等。

　　是有意识地反其道而行之吗？不是。是给别人难堪吗？不是。是效法封建社会的"青天大老爷"，自己要当"青天"吗？更不是。只是觉得我们是共产党，执掌一方百姓，应使他们"安居乐业"。"安居"是乐业的前提，"乐业"是"安居"的归宿。作为一级党委和政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还谈什么改造贫困，发展经济呢？

　　在我国现行体制中，县委书记是个很重要的角色。党的方针、政策要依托这个环节去落实，许多工作要依托这个环节去具体操作。要抓的事很多。比如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济开发，教育振兴、扶贫帮穷、民主与法制建设等等，这无疑都是有益于老百姓的大事。但具体到每个老百姓身上还有他们的大事，比如承包土地、建房子、娶媳妇，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生命财产要有保障等等。这些在他们看来，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事。你认为我修路让你方便，让你脱贫致富，这是大事。他认为有人欺侮我，我连日子都无法过，这还不是大事?根本的矛盾往往从这里产生。官们眼里的大事，老百姓从来不说是小事。老百姓的大事，官们不仅认为是小事，而且可以说成是"鸡毛蒜皮"，"陈谷子烂芝麻"。"大事都忙不过来，哪还顾得这些小事"。不接见，是因为忙大事；推和拖，是因为事情小；找多了，斥之为"纠缠"，下跪、哭诉、拦驾，那就是"无理取闹"，"不稳定因素"，而要采取必要措施了。甚至当着老百姓的面能说出"我不管"、"我管不了"的话。老百姓咋能不凉心，不绝望呢？

　　县委书记绝不仅仅是个具体的人，它是个位子，是个形象。党的方针、国家的政策、法令，老百姓都从县委书记身上看。很难想象当官不理民事，不把老百姓的事当做大事。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老百姓从我们手里连个公道也讨不到，求个"安居乐业"也不行，他们会对我们的党和政府怎么看。

　　说实在的，我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县委书记，家有妻儿老少，也具七情六欲。同样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一生在党政机关工作，也深谙官场的滋味。我何尝不想仕途顺畅，前程远大呢？何尝不知道惹恼领导，得罪同僚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的至亲挚友曾好心的劝慰告诫说："所以能为老百姓办点事，是因为有现在这个位子。如果连自己也保护不了，连这个位子也保不住，还能为老百姓办事吗？如果有个更高的位子，不就能在更大的范围里为更多的老百姓办事吗？"这话说得对，但我怎么也做不到。我总觉得做官是为做事，而不能做事为了做官。做官不做事，做一点事就是为了做更大的官，我是不会取的。

　　你要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吗？一边是基层组织的书记，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强占集体和群众的财产，凌辱群众的人格，践踏公民的权利。一边是受欺压的百姓，家破人亡的孤老，他们只求有个安生日子过而不能。这样的现状摆着不去抓，还说什么党建呢？是维护党纪国法，维护党的威望和形象呢？还是迁就放纵同僚，照顾后台的面子呢？泾渭分明，我必须做出选择。

　　你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搞普及法律常识，用法律规范干部群众的行为吗？一边是法盲遍地，因不懂法而犯法，甚至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一边是执法犯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徇情枉法，贪赃卖法。执法者自己不学法、不懂法，还怕老百姓懂法。"干部学法是为了执法，群众学法是为了守法"。百姓犯法是一人，执法者犯法是一片。要抓就得抓执法者犯法。而我们的现行法律中，还没有这方面的法律。如果不拿出共产党的"杀手锏"，打出党委这块金字招牌，还有谁能管得了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抓不抓，敢不敢抓，同样要做出选择……

　　还有那场官司，事先曾有人找我，说事情都是真实的，但作家有些地方用词不当。只是状告张平，绝对不牵涉你刘书记。欺骗干部签名也是说此事绝对同刘书记无关(就这绝大多数还是代签的)。官司打起来了，一边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财政拨款，有工作班子，有大人物支持，有雇用媒体的强大的原告集团；一边是身单力薄，靠稿费养家糊口，正在创作《孤儿泪》毫无准备的但敢于直面现实，敢于为老百姓说话的年轻正直的张平。我要不要站出来，要不要揭露真相，要不要维护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必须做出选择。

　　所有这些，我必须也只能是毫不含糊地、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接踵而来的就是因"工作需要"我被免职调离，在家"待业"14个月，被"平行位移"安排到地区商业局。1997年初，以"档案年龄"到龄退下。我要欣慰地告诉朋友们，这个商业局长我还真当得不错。虽然不懂业务，却正好抓了商业改革。有关国有商业改革的论文还拿了全国优秀论文奖。退下来之后，门庭虽冷，倒有了难得的清静，车马稀疏，免去了许多庸俗的应酬。在洪洞工作近30年，曾业余研究过明朝初年古大槐树移民的史料，还创立了"古槐文化"，因而被"三晋文化研究会"推选为常务理事。有生之年能在这方面做点事，也是一件乐事。

　　有这么多朋友关心着我，我心情坦荡，活得潇洒，自然无怨无悔！

　　二党性就是良心

　　小说《天网》中主人公李荣才的原型叫陈培基。

　　我与陈培基老汉相遇相识，是在县城贴出接待群众上访"布告"的第3天。

　　上任伊始，来访群众接踵而来。房门一开便"顾客盈门"，真可谓"生意兴隆"。走路有人跟，开会有人等，下乡有人拦。办公室的同志"关心领导"，设法阻拦推脱。我在偏说不在，开会说是下乡，下乡说是出差。发现这些"好心的假话"后，给定了约法三章：一是不准挡驾，凡是找我的人，不得阻挡；二是不得撒谎，要向找我的人如实告知真实去向；三是不要推脱，有人反映情况，热情接待，做好记录，如实告我。接着订了常委逢一逢十轮流接待群众制度。第一个接待日轮我，事先拟好"布告"，宣示大街，通晓群众。大概因为这事儿新鲜，一时十里八乡来了不少人。第三天下午从招待所回机关，半路碰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汉，拉着根木棍，艰难地走着，一闪而过，并没在意。

　　约摸半个小时，办公室主任慌慌张张跑进来："快，快，专业户，专业户。"他由于跑得急，上气不接下气，我让他别着急慢慢说。才知道是本县加楼公社陈家垣有个人，告了几十年状，人叫他"告状专业户"。他要见我，办公室主任说我正开会。他不信，要到我办公室看看。办公室主任让两名干事按住，跑来给我"告急"。

　　"不是说过不让挡驾吗?"才订了"约法三章"，就碰上这事，我有点奇怪。

　　"这个人同别人不一样，他死缠住不放，让你啥事也干不成。历任领导都怯他。"他说得很邪乎。

　　"你的意见呢?"我显然对他的邪乎劲不满意。

　　"你出去躲一下，他看你不在就走了。"看来他的这种"妙法"用过不止一次。

　　"你是说让我躲起来，或者是逃跑是不是。他今天见不到我，明天还会来。我再躲再逃，他后天再来呢?我是来当县委书记的，不是来捉迷藏的。躲过端午躲得了端六?"我当过多年办公室主任，是接来送往的第一道关。经验告诉我，这样做往往给领导帮倒忙。

　　"他找什么问题呢?"我的话使他有点不好意思，只得缓和一下气氛。

　　"他的问题很复杂，我也说不清，他去过地区，到过省里，还告到中央。光派人往回接就有好几次。派过调查组，住过学习班，公安局还扣过，就是解决不了，就是还要告，咋也治不住。"他这样一说，我还真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

　　"那就让他来吧。"

　　"那你可得注意，这人可怕哩。"

　　"他会打我?"我哈哈大笑。

　　"那倒不至于，不过你还是注意点。"

　　这人来了，就是我在街上碰到的那个衣衫褴褛、拄根木棍的老汉。他中等个子，70来岁，胡子不多，却很杂乱。脸盘大，但很瘦。前额因谢顶更显宽阔。两眼浮肿，走路一瘸一拐，看得出他的一条腿有毛病。

　　只见他满脸怒气，不说话嘴唇不停地动着。拄着的木棒足有一虎口粗，同他的个子一般高，脖子里挂着破旧布兜。他倚了木棒，卸下布兜，拍了拍手上的土尘，双手在脸上抹了一把。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偶尔瞟我一眼，怒气凝固在脸上纵横交错的深深的沟壕里，不见半点变化。我给他面前递了一杯茶水，他看也没看一眼，长叹一声说："我叫陈培基，加楼公社陈家垣人，72岁。听说县里来了新书记，也不知是个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前日听说城里出了布告，书记接待老百姓，寻思着还许有门，来了又误了日子。"

　　"没关系，以后我们的常委逢一逢十接待群众，误了这回有那回。"

　　"我的事谁都知道，我就找你书记。"

　　"你老人家来一回不容易，既然来了就说说吧!"

　　他却不说话了，嘴张得很大，没有声音，吸气很粗。我才发现他是在哭，却不见有泪。真是哭无声眼无泪。

　　我怕出了什么问题，抓住他的手摇了摇："老人家喝口水，慢慢说。"他长长地出了口气，又双手抹了一把脸，颤巍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我的事说简单也简单，我揭发别人贪污，人家反定了我贪污286块钱，我不服，就告状，戴了贪污分子帽子。说复杂：我告了几十年，下过临汾，上过太原，去过北京，游过街，挨过斗，住过学习班，坐过牢，封过门，抄过家，老伴被吓死了，儿子招了亲。越告越冤枉，当了个告状专业户。"

　　我惊叹他的概括能力，一听就是个老上访。他的事不知复述过多少遍了，因为听者每次都要他简单明了，这种能力是练出来的。

　　他打开布兜，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有他的告状材料，有上边的批示信件，有法律书籍，也有县纪委的红头文件。取一件简略介绍几句，满满摆了一桌子。说到上级机关某领导批示让调查解决时，说："这人不赖，是个真共产党。"说到有人不接待他，不理睬他，要他回来找县里时，说："上边机关也有假共产党。"说到用调查解决的名义整他时，说："尽一伙子假共产党。我就不信找不到真共产党。"

　　我边听边看，凭多年接待来访的经验，总算初步听懂了事情的大体脉络。

　　他念过小学，粗通文字。高级社时任副业队会计。"四清"前揭发大队会计有贪污问题，工作组里有大队会计的亲戚。大队会计反说他有贪污，最后以286元定案，强行退赔，副业队会计被撤职。他不服就上告，"四清"中以有"翻案行为"，戴上了贪污分子帽子。大队会计当上了党支部书记。戴上帽子还不服，还告状，"文革"中又贴了揭发党支部书记的大字报，自然是"阶级敌人捣乱，扭转运动大方向"。怎么批他、斗他都是"天然合理"的"革命行动"了。"文革"后期，机关刚刚恢复工作，他又告上了。这个人还真有他的，人家说他"告共产党的状。"他就说："我不是告共产党的状，是找共产党告状。找真共产党告假共产党。"上级机关有人说："你的问题得找下边解决，不要找上边。"他就说："下边能解决，要你们上边干啥?"他要见领导，接待干部说："领导忙大事，你这点小事也麻烦领导?"他说："这事在我就是天大的事，领导为百姓办事，连百姓天大的事都不管，那他办啥事?"这个上访者，真叫接待人员头疼。就说他"无理纠缠"，他则非要人家说他怎么"无理"。"纠缠"还不解决，不"纠缠"还有人找我给解决。撵他不走，哄他不回。只有打电话让县信访局派人去接。接的时候什么愿都许，说回去一定解决。回来了又说他"无理取闹"，让村里监督劳动，把他管住。于是上水库劳动有他，外出修公路有他。"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稍为不慎，被定为"有意捣乱"，批斗之后，还得扣罚工分。赚的没有罚的多。按工分分粮分不上，倒贴里肉。拿不出来就抄家，见啥拿啥，看你还敢不敢再告状。

　　第一次抄家，缸里瓮里扫了个底儿朝天。吓得老婆大病一场，央告他死也不要再告了。第二次抄家，把早年准备修房子的木料全拉走了，老婆哭得寻死觅活。第三次抄家再没什么可拿的了，要封他的门。他不让，被拉到了学习班，老婆吓得不吃饭光拉稀，没几天就死了。

　　学习班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便偷偷跑到县里告状。县里批评公社连个戴帽子的分子也管不了。公社说打也打了，罚也罚了，家也抄了，学习班住的没有人了，公社的手段使完了。县里只得交给专政机关实行专政。公安局要抓他没理由，集体讨论，伤了半天脑筋，想出了妙计：学大寨白天黑夜连轴转，他进城告状就是反大寨。反大寨就是反革命，抓他"流窜"天经地义。在看守所押了73天，只要答应不告状就放他。他咋也不答应，人家要放他，咋也不出来。最后还是说："这回连你们也告。"

　　"刘书记，我这事太麻烦，我把材料放下，你抽空看看，也不要听我一个人说，调查调查就清楚了。"他见我一直在听他讲述，脸上的怒气消了许多。

　　"一次也没有处理过?"

　　"处理过，这不是纪委文件，你看看，原来定了286块钱，这回定成了725块，我保存了几十年的账，他们说丢了，我说他们是毁了。你说这是解决问题哩，还是继续治我哩。"已消失的怒气又上来了。　"这文件上说给你开门、分地执行了吗?"我看了文件问他。

　　"门是开了，窑里什么也没了，拿走的粮食呢?拉走的木料呢?都得有个说法吧?地只给分了自留地，口粮田、责任田至今没给，没口粮田我吃啥?"

　　我从他的材料中拣出了几份："这几份先留下，其余的你拿着，需要时再向你要。"按照我的惯例，只要留下材料，这个案子就算接受了。

　　"还有一份材料，你看看最好不要留。"说着他从布兜里又取出一份递给我。这份材料上全是人名，按照上边的记载，是历次工作组调查组成员的名单，办学习班人员名单，还有临时处理过他这事的领导和承办人员名单。我数了数共169人。好家伙，这么多干部与他的案子有关，怪不得他只让看不让留。这要是在"阶级斗争"时候，还不说是一本"变天账"!我刚看完，他便伸手去接，我递给他，装作若无其事。

　　"别看我这个草木之人，你看动了多少像样的人。"他先把这一份材料收起来放到布兜里，然后才收拾别的。

　　"你这事看来一时半时解决不了，你先回去该干啥干啥，过几天再来。"

　　"我还能干啥呢?"说着他脱掉鞋，挽起裤子："你看这腿肿成甚了，男怕穿鞋女怕戴帽，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哩。跑路也跑不动了，你看我拄的这棍子。咱山里狗多，狗咬败家，拄着它除了能顶条腿，还作打狗用。"他把材料小心翼翼地收进布兜里，把布兜挂在脖子上，深深鞠了一躬："这些年了，还没有人听我说过这长时间，很对不起，你说我啥时候再来?"

　　"20天左右吧。"我把时间说得长点，一来怕一时调查不清，二来不愿让他跑冤枉腿。"那我到时候再来。"说着从门后边摸过木棍走了。

　　送到门外，望着他的背影，他一瘸一拐地走着，木棍礅着楼板，发出"嗒嗒"的响声。我没觉得他有什么可怕，也没难缠的感觉。除了具有山里老百姓共有的特征外，在他褴褛的衣服里，浮肿的皮肉里，包着一副少有的"傲骨"。

　　"县委书记应该抓大事"，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各项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全县发展的思路规划和实施，基层组织建设，干部安排使用，群众积极性的调动，这些无疑都是大事。同这些大事比起来，一个人的事往往认为是"小事"。比如眼前这个陈培基，他说他的事"比天还大"，也不无道理。他一个普通百姓，从他的角度看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就从我们的角度看，他的问题关系到党的政策，关系到法律，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干部作风，关系到群众情绪和积极性，这能算是小事吗?而且这种事，除了县委书记去抓，谁又能抓得起来，谁又能解决得了呢?

　　从信访局调来案卷，厚厚几包都是陈培基的告状材料，多数是上边批回来的。从纪委调来案卷，只有最后一次的调查情况和处理结论。调查情况是查账的材料，而账本却说是在学习班里丢失了。原定贪污286元的依据早没有了。新定贪污725元的根据也没有了，简直是个"无头案"。

　　这时我又想到了陈培基记录的那个名单。虽然我对整个干部情况还不太熟悉，但有不少现在就在县委部级政府局级岗位上，还有的是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且不说二分之一，就算三分之一的人是中层领导干部，这是多大的面呢?要处理陈培基的案件，理所当然要牵动这些人，特别是对他有过过火行为的人。这些人会怎么想呢?他们又会怎么做呢?老陈呀，老陈!怪不得你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为了你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谁愿意去得罪这么多环节干部呢?不冤你冤谁!

　　此后，在同干部接触和谈话中，我便留了点心，在适当的时候，顺便提一下陈培基的事，吹吹风，摸摸他们的看法和态度。多数人说他"是个坏人，就爱告状，爱闹事。就这号人，得了告状闹事的病。死不改悔，整得还轻。"部分人说他自讨苦吃，本来问题不大，硬是越闹越大。"小胳膊偏要拧大腿"，"蝎子光往鸡窝里爬"，不是自找倒霉?这号人秉性难移。只有个别人说他确实冤枉。但他也确实闹得过分。自古以来，谁家坟里没有屈死鬼，天下事哪能都那么顶真。到头来家破人亡鬼吹灯，叫你哭娘老子都找不到坟头。

　　一次，去加楼公社下乡，谈完了公事，顺便问起了纪检书记。

　　"陈培基的问题你经手过?"

　　"经手不只一次，县委总算解决了，还专门发了文件。"

　　"文件上定了的都落实了?"

　　"一部分落实了，一部分大队支部还有意见。"

　　"县委决定是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吗?"

　　"支部书记是个老同志，老模范，县上也挂了号，现在又在公社工作，他一时不通，慢慢来吧。"

　　"陈培基接受吗?"

　　"他哪能接受。接受不接受都是那了。"

　　"他不是还在告吗?"

　　"再告也没用，文件各级都有了，谁还会理他。"　"原来286元，这回咋成了725元啦?"

　　"那是从他账上查下去的。"

　　"账呢?"

　　"丢了。"

　　"怎么能丢了?"

　　"同其他材料一块放着，最后别的材料都在，账本咋也找不见。"

　　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7年之后，是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宣告结束3年之后。说是给他落实政策，其实纯粹是为了应付上边，证明他确实有问题，告状属无理取闹。该增加的增加了，该纠正的文件上纠正了，这就叫"实事求是"，落实政策也不能搞"一风吹"嘛。这就是后来在《天网》官司中，原告称陈培基的问题早就解决，根本不是我解决的，仿佛我是无事找事，或贪别人之功为己有。

　　我们的原则是：对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而陈培基偏偏做不到"宜忘不宜记"。条条桩桩，字字句句记得那样清楚、真切。对照政策条款、法律条文合辙合缝。你认为他是"变天"也好，"认真"也好，反正是白纸黑字，俨然给你摆下了一道"难题"。

　　我把这事提到常委会上，县委决定了的事情，3年过去了还没有落实，虽对问题各有说法，但一致认为已经定了的口粮田、责任田该分。因没分口粮田现在生活困难，建议从大队提留粮里给上二百斤，让他吃饭。

　　万没想到给一个农民分了口粮地、责任田，竟然触动了最敏感的神经，给一个没饭吃的农民半碗饭，会酿成轩然大波。有的说新来的书记不抓运输专业户，煤炭专业户，却粘上了告状专业户。有的说陈培基的案要翻了，牵连的人一个也跑不了。有的说县委不抓大事抓小事，说到天边上，陈培基的事不抓，也影响不了全县工作。熟悉的人告诉我，有人声言要为此事告状。

　　20天头上，陈培基来了。他说，我从加楼回来，就给他分了地，给了二百斤玉米，看来有了行动。

　　他又拿出两张报纸，上边密密麻麻、整整齐齐贴满了火车票和汽车票，说："几十年的票全在，一张都没丢。"又给我面前放了一份材料，是历年扣罚工分粮食和4次抄家拿走的物件清单。我又一次被他的细心和"认真"惊呆了。心想我们的基层干部在随意抄一个农民的家时，决不会记下这样的单子，而且还会把人家的账本丢了。又感到这又是他们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一个原因。

　　"老陈啊，你的事大体清楚了，许多细节还得调查。"

　　"调查吧，过去凭权哩，现在是由他们口说哩。"他对这次调查很不放心。

　　"你不想让调查?"

　　"我最愿意让调查，越细越好，调查多少次了，我有根有据，他们都是凭口说。光找我的问题，不看我的损失。"

　　说到他的损失，两张报纸上贴的车票加起来大几千元。连同抄家拿走的东西，上了万元，老伴的死，几年没分地，儿子……，这损失如何计算呢?我一时也不知该咋说好，便要他先回去，让我再考虑一下，他问我啥时再来，这回又说了20天。临出门时他说："我记名单，不是要报仇，我记账不是为了算细账，只是证明我不是胡说，是有根有据的。过去的事不说了，但不能胡说，总得有个公道，还我个清白。"

　　去地区开会，一位领导给我说，县委领导要抓全县性的大事，特别是过去处理过的事，不要再去翻它，容易引起麻烦。话音里我听出有人告了我的状。看来陈培基这个普通百姓的事还真不简单。

　　在一次县直机关副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针对当前干部思想情况，我亮出了陈培基的事，提了几个问题让大家讨论：286元的问题为什么告了20多年，是陈培基生来爱告状，还是因为越告越冤?他是告共产党的状，还是找共产党告状?封门、抄家算不算侵犯公民住宅权、个人财产权?捆绑打骂算不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离县城8里路，进城算不算流窜?任意扣押73天是什么性质?286元查成了725元，为啥偏偏把人家的账本丢了?陈培基的老伴是病死了，每次抄家后就病，第三次得了"拉屎痨"，怎么解释?事关人民生命财产，是大事还是小事?该不该搞清楚，该不该有个交代?

　　当然问题形成和发展有许多原因，当时也有当时的形势和情景。除极个别人外，谁也同他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陈培基也说过，过去的事不说了，他只是为了讨个公道，讨个说法。为啥就这还放不过他。让一个农民有地种，让一个百姓有饭吃，怎么就犯了天条啦!我们共产党讲为人民服务，讲党性，什么是党性?我说党性就是良心，就是共产党员的良心。一个人如果连起码的做人的良心都丧尽了，还讲什么党性?若要公道，打个颠倒，把陈培基的事放到我们头上或者放到我们亲朋好友身上，我们将作何感想?

　　我摆出一幅要动真格的架势，老实讲这件事要动真格的，不少人是很害怕的。

　　带了信访局和纪检委的同志，又叫上公社书记，来到了陈家垣，让人们知道我就是要正儿八经抓陈培基案件了。

　　吉普车直开到陈培基土窑前，坐上陈培基的炕头，端起陈培基的破碗喝水。听他讲抄家封门的情况，听他讲老伴死的情况，看了堆放木料的地方，让他说了个痛快。

　　他拿出一摞书来让我看，是二十多年的历书，原来那些书上标着他上访出门和归来的日期，在外边的行踪，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去了那个机关，见了谁。那一天进出学习班，那一天进出看守所，有人名和记事。用这种形式记事，我还是第一次发现。干了几十年的办公室工作，常常因一些人名和时间问题烦恼，却没想出这个办法来。我又一次感到这个人不简单。整他的人，接待过他的人，给他做了不负责任答复的人，见了这些证据，会被惊得无话可说的。

　　原支部书记已调公社，现任支书没有到场，说是不在家。老百姓听说来了县委书记，而且是在陈培基家里，而且呆了一上午。院子里、窑顶上站了不少人。我让叫几个人进来，谁也不进来，最后进来几个年纪大的，座谈中说了些情况。说到陈培基的遭遇他们都落了泪。

　　别看山区交通不便，这号消息却传得很快。舆论180度转弯，成了"一边倒"。都说陈培基的案件，早该平反。我深知这样说的人不一定会出自真心，但有了这样的舆论总比阻力强，心里想着"宜粗不宜细"的解决方法

　　平时说让他啥时候来，非常准时。这回却超过几天了不来。打电话问公社，公社不知道。派人去问，说他病了。我让安排他住院，他咋也不去，说顶几天就过去了。知道是因为没钱，便硬拉着住了院。我去医院看了他，见他病情较重，更使我有了从粗从快解决的想法。

　　调查组汇报：原定陈培基286元的问题和后来725的问题，因唯一的依据账本丢失，无法再查。后来扣款抄家的问题，大队没记载，而且不能算作陈培基的问题，无需再查。

　　我把情况提交常委会，一致同意，并本着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做出如下决定：一、给陈培基彻底平反；二、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三、退还粮食500斤(由公社和大队负责)。救济现金3000元(由民政局救济款支付)。

　　我拿上这个决定去征求他的意见，老汉泣不成声地说："给个公道就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共产党还是真的。我还得活下去。"

　　果然，他出院了，又一次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这问题要是早十年解决了，我还能为社会作点贡献。现在老了，什么也干不成了，你为我的事花了很多时间，以后再不麻烦你了，让你有足够的时间为咱全县的人办事，也算是我点贡献。"说了这话他还不走，我问他还有啥事。他面有难色，想了半天才说："叫我怎么感谢你呢?我什么也没有，只好给你磕几个头。"说着已溜下椅子趴下了。我忙去拉，怎么也拉不起来。

　　他说到做到，再也没来找过我。第二年五月端午，他提着10个黄米粽子来看我。说是他种的，亲自包的，我没有推辞收下了，当着他的面吃了一个。

　　3年后他病逝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沉沉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一生，为了清白，苦苦追求了30个年头。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难得啊! (未完待续)(转自《北京文学》2001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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