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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我的教唱生涯

http://www.sina.com.cn 2002/06/10 16:35   北京文学

  作者:刘嘉陵

  我的教唱生涯从13岁开始,那一年我貌不惊人,父亲是个“问题人物”。因为吃的不好,心情也不好,我的个子一直长不上去。

  我家搬到一个小胡同后,我天天都要供人欺负欺负。有一天,我提拉酱油瓶到副食商
店去,一个小男孩站在路边望着我,忽然说:“刘××的儿子。”他这话说的一点不差,况且连惊叹号都没用。但这么个比我小两三岁的小崽子也要说这种话,我身上的血就全部涌到了头上。我停下来,对他说:“你是刘××的孙子。”我也没有惊叹号。我们俩就像中世纪贵族出身的元帅一样,即使在沙场上即将交战之际,也要有规有矩。

  那孩子涨红了脸,开始用起了国骂。这个我更不怕了,你让我骂别的我还不会呢。我们娴熟地对骂了十几句,那孩子就走近了,向我挥起了拳头。我的右手忽然在大脑没下命令的情况下,自己就飞起来,啪的打在那孩子的脸上。

  这小子真没出息,居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还说:“你等着!”这回他到底用了次惊叹号。当年我亲爱的沈阳城里,有许多没出息的男孩子,他们如果欺负一个人得逞时,得意洋洋。而一旦那个人不从,这些家伙就要哭道:“你等着!”

  我提拉酱油瓶没走出几步,那个眼泪还没干的孩子已经把他哥哥搬来了。他这个哥哥可不是一般战士,他弟弟生了张圆脸,他却生了张方脸,个子不比我高,四肢却相当于我的八肢。他虎视眈眈地尾随着他们家的老儿子,从一个大宅子里晃着走出来。我的腿有些软了,酱油瓶险些丢在地上。

  有些事情你永远也想不明白。当哥哥的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忽然转过身,踹了他弟弟一脚说:“穷撩什么闲?给我回家去!”他那宝贝弟弟哭得更加响亮了,这回他真的觉得委屈了。

  后来,我就和那孩子的哥哥成了好朋友。他小名叫亚军,大名叫什么我不清楚。我认为应当叫冠军。

  我童年时代的朋友亚军令我大惑不解。他身强力壮,摔跤、撞拐和拿大顶都很厉害,对付我易如反掌。但他当年一看到我,就决定偃旗息鼓,好像我身上有什么魔力似的。古代的神话故事里有这类先例,一只呼啸的猛虎见到一个文弱书生,忽然停止了进攻,不声不响地顺原路返回了。

  亚军这只猛虎在胡同里刚猛无比,但只要我一出现,他立刻就变得温和起来,甚至像我一个随从,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那时候我已经会唱十几段样板戏了,夏天的晚上,一大帮男孩子正在一起逗嘴皮子呢,我的朋友时不时就要嚷起来:“别鸡巴吵吵了,让××唱段京剧!”有的男孩子继续吵,亚军就骂:“谁要是不愿意听,就滚到老娘们那边去!”

  我唱的时候,我的朋友在一旁张大了嘴听着,还一直憨憨地笑着。后来我弄了两块竹板,一边打一边唱。他也弄了两块硬木,跟着我打。在公园里,老戏迷们唱现代戏唱得差不多了,拉京胡的老头儿问我们看热闹的孩子,你们谁会唱?我的朋友便指着我大声说:“他会唱!”我们在洗澡堂光着身子听一个青年造反者(也光着身子)一段一段唱那个年代的革命流行歌曲时,我的朋友又向他挑战说:“你唱这些歌不算能耐,你能唱京剧么?”青年造反者勉为其难地唱了几段,用的还是唱歌的方法,鼻音很重,节奏也总是自行其是。我的朋友又说:“你还是让××教教你吧。”青年造反者不痛快了,瞥了我一眼,说:“原来是刘××的儿子呀。”我的朋友说:“你管他是谁的儿子呢!”

  我忠实的朋友亚军啊,他不厌其烦地喜欢我,不遗余力地维护我,自己却没有任何野心。我说:你喜欢哪一段?我教教你。他总是嘿嘿一笑说:拉倒吧,我自己啥嗓子还不知道么?我就听你唱挺好的。

  我的教唱生涯应当从教最好的朋友开始,可他偏不是个“索取型”的。13岁半时,“活”终于来了。我的第一拨学生是邻家的一对母女,女孩子的弟弟曾故意把我们家打的煤坯踩坏,我哥哥给了这小子一个耳光。他爸爸和我爸爸在一个单位,那个大人有一天义正辞严地对我爸爸说:“你儿子打了我儿子,这是在搞阶级报复。”后来我哥哥迫于压力,去他们家道了歉。

  那以后,大家在走廊里相遇时都不尴不尬。可是忽一日,那个女孩子来到我们家,微笑着对我说,我妈请你去一趟。我老大地不情愿啊,我们这个“阶级”跟你们那个“阶级”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如同《红灯记》里李玉和对鸠山说的那样:“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但是我妈妈命令我去,说都是邻居,一码是一码。

  已是初夏了,女孩子家门户大开,房子南面的丁香花把苦森森的香气灌了满屋子。那对母女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个坐在椅子上,一个坐在床上,满脸笑容地恭候着我。见我进来,那位母亲站起来,把我请到床前坐好,还给我倒了杯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人家倒水招待,许多年后,人们为我保媒时,就总是有一位笑吟吟的母亲,站起来为我倒水的。

  但我那年才13岁半啊,因此那位母亲重新坐下来后,笑着对我说的话不是“你看我女儿怎么样啊?”而是说:“听说你京剧唱得好,你教我们一段吧。”

  这家的男人虽然混账,女人却是水做的。那位母亲每天喜欢站在胡同口,同与她年龄相仿佛的中年男人聊上几句,两只小臂交叉在胸前,丁字步,前面那只脚不住地打着点儿,任你说什么她都嘎嘎地笑。说沈阳城的一个公共厕所被改造成了一个机关她要笑,说一对恩爱夫妻每天晚饭前都要开展革命大辩论她照样笑。我就没见过她不笑的时候。而她的女儿更是天真烂漫,以笑为己任。每天黄昏时分,她就要在胡同里放开喉咙,喊她弟弟回家吃饭。弟弟好不容易被喊了回来,姐姐就跟在后面哧哧笑着进了屋。我一直以为她是笑给别人看的,

  有一天我躲在暗处偷偷观察她,发现即使一个人时,她还是笑着。

  这对母女这一日笑着笑着就成了我的学生。我那天应这对学生的要求,教的是《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的唱腔:《我们是工农子弟兵》。这是所有样板戏中最通俗的一段了,它曲调低缓,毫无难度,我从来就不喜欢它。但是那一天,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唱起它。

  学生们学得认真极了,甚至把我的偶尔口误也奉为圭臬。这大概是她们一生中学过的第一段京剧唱腔,她们的学唱中总要打些折扣,直到天黑前,那段唱腔也还是唱得不理想。“

  共产党,毛主席”一句,“毛”字是需要拐个小弯的,但那娘儿俩唱得总是直来直去,味同嚼蜡。

  那家的男主人后来下班了,见我在屋里他一声没吭。母女俩正学在兴头上,满面春风,可是看见了那张严肃的面孔后,也只好作罢,放我离开了他们家。

  门在我身后砰的关上了,我听见男主人在屋里说:“你挺能耐呀,还有这份闲心。挺能耐呀。”

  女主人说:“孩子想学嘛,我也就跟着借个光。”

  男的又说:“你五音都不全。”

  女的说:“你五音全,你唱一个试试。”

  我可并没存心偷听,我们家后来搬进的这幢旧平房里,隔音效果就是这么差。

  我在胡同里闲走,走着走着心里就高兴起来。我的朋友亚军没着没落地在胡同里晃悠,问我怎么一下午连个影儿都不见。我把事情说了,他说:“哟嗬哟嗬,你挺能耐呀,跟两个老娘们泡了一下午。”

  我说:“人家女儿可不是老娘们。”

  亚军说:“哟嗬哟嗬,还教出了感情,可别让人家招了养老女婿。”

  我这位朋友啊,见到我用样板戏和别人厮混,就是这么酸溜溜的。但他对我真是没说的,酸里面透着甜,就像许多年后我才吃到的糖醋鱼一样。

   

  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啊。发展发展,我们家就被“发展”到了乡下。林副统帅和老婆孩子眼看就要飞往温都尔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眼看就要在联合国获得合法席位了,京剧现代戏眼看就要加上双管编制的交响乐队了。我的教唱生涯也在向纵深发展。

  我的第二拨学生是我的父亲和哥哥。他们从我一小就是我的师长,教我这个,教我那个,人生道理,生活常识,文章的起承转合,无所不教。甚至“小公鸡,喔喔啼,要吃黄瓜,黄瓜留做种,要吃香蕉饼”这类俏皮话,也是我哥哥教给我的。

  可是有一天,我的当知青的哥哥忽然做起我的学生来,要我教他一段现代京剧。这个当年的少先队大队长,学校里的尖子生,从小就心高气傲,我们家“走五七”后,他也从他插队的地方调到了家里下乡那个地方。他只干了几天农活,就被大队民兵连看好,为民兵的教学和训练画一幅幅同假想敌苏修作战的图示,地道战,地雷战,有炸药包炸苏修的坦克什么的,应有尽有。画了一个多月的画后,他又被公社的领导看好,抽调到公社红卫连去做大事。

  我哥哥成了我们那里的人物。这个人物为了锦上添花,又练就了一套当众演讲的本领,国际形势如何如何,国内形势如何如何,县里形势如何如何,公社和大队形势如何如何,语惊四座,横扫千军如卷席。这个目的达到后,我哥哥如日中天啊。但他仍不满足,告诉我,他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当众表演节目。

  那个时代,大唱革命样板戏远不是娱乐问题了,它已经变成了对一个人政治态度的检验。伟人毛泽东有段语录:“看一个人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鉴别他呢?……”而在那个时代,你完全可以在老人家的指示后面接上一句:“这就是看他是否大唱革命样板戏。”

  毫无疑问,我哥哥是愿意革命的。不过这个心高气傲的人物即使“大唱样板戏”,也要与众不同,出奇冒泡。

  我说:你要学哪段?提篮小卖拾煤渣?他摇头。

  那一天同志们把话拉?他摇头。

  临行喝妈一碗酒?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他还是摇头。

  最后他干脆说:我是来个绝的,人人都唱的,你就别往我身上合计。

  我一再动员他学“这一带常有匪”,我哥哥仍是不同意,不过“匪”这个字却把他的眸子燃亮了。他说,你教我一段座山雕的唱腔吧。我说那怎么行啊,私下里胡闹唱一唱还凑合,公开场合你哪能唱反面人物的东西呢?

  哥哥一想可也是啊,咱们这是在长谁的威风呢?

  我们的思想却被打开了。想到座山雕就想到了威虎厅,想到威虎厅就想到了假胡彪杨子荣。哥哥问我,杨子荣在威虎厅里好像也有唱啊。我说是啊,但“提起栾平”那么长你唱得了么?“除夕夜”一唱起来就拐弯抹角,你唱也不合适。哥哥傲慢地打断我说:我记得最后一场,杨子荣大骂栾平时有一段唱啊。那叫什么来着?我说:反复无常好阴险。哥哥问我,这一段唱的人多不多?我说不是多不多,而是根本就没有人唱,除了人家童祥苓。他兴奋地拍下大腿说:我就学这个了!

  哥哥虽然聪敏过人,但我的教唱过程并不轻松。在我们家里,我妈妈喜欢京剧,我爸爸却喜欢话剧。我像了妈妈,哥哥像了爸爸。一个再聪明的人也只能服从遗传基因的安排,顺着某一条路聪明下去,除此之外他强求不得。我的聪明绝顶的哥哥呀,这段唱词他一遍就背下来了,可就是不像在唱京剧,尤其不像在唱西皮快板。他迟迟无法“上板”,因此听上去往好了说,也就是在那儿唱几句西皮散板。

  后来他到底站在大队部的火炕上,作着手势,当众演唱了这段唱腔:

  反复无常好阴险/吞吞吐吐定藏奸/踏破山门留脚印/要把共军引上山/三连长!/加岗哨严密警戒/无令不准撤回还。

  没有人学唱过这段唱腔,众人全被我哥哥镇住了。哥哥他唱得仍不理想,没有速度没有板眼没有拐弯抹角,但是“三连长”这一声叱咤振聋发聩,满室轰鸣。全部唱完后仍是掌声雷动。

  我哥哥后来抽调回了沈阳,在一家国营大厂的宣传科当干事,从此后他再也没当众演唱过“反复无常好阴险”。

   

  那时候我个子已经开始往高长了,在生产队里种地,锄地,割地,还放过几天牲口。我爸爸也时常受公社或者县里的委托,去采访乡村的模范人物,反复无常地采访,反复无常地改稿。但他一点都不烦,觉得组织上看得起自己,使他焕发了青春。我爸爸一辈子不沾音乐的边,对任何用音符表现的东西都没有热情。如果他听广播(包括许多年后看电视),仅仅是为了那个叫做“新闻”的东西,为了及时掌握上面的“新精神”,为了及时了解有什么“新提法”。除了这个,你最好不要用带旋律的东西闹他的心。文革年代,到处都在演出、播送、放映一出出样板戏,老爹爹并不像我们那样迷醉,如果大家挤在露天电影场上看样板戏影片,我爹如果也夹在了人群中间,那他只是把这样的观摩当做政治任务和接受教育的机会。

  除了零星几段唱腔的唱词他能说出来,他几乎一段也不会唱。

  一年春季,老爹爹要到沈阳市举办的一个五七干部学习班参加培训。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后,他突然要我教他一段京剧,说是在学习班那一个月里,一定会组织大家大唱样板戏的。如果他一段也不会唱,就说不过去了。文革初期,革命群众总是说他对刘少奇有感情,对旧社会有感情,对封资修的东西有感情。你要是再不唱一唱革命现代京剧,人家更有话说了。

  这是老爹的“政治任务”,也是我的“政治任务”。教吧,说干就干。爸你想学哪一段呢?我爹说哪一段最简单易学?我想来起去,决定还是把当年我教邻居母女的那一段《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教给我爹。

  这个“政治任务”光荣而艰巨啊,我们父子俩折腾了一下午,反复无常地唱了几十遍,

  老爹爹也还是没被我训练出来。我写作文和写大批判稿时,每次向我爹请教,他都铁青着脸说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虽然后来,我的文章好歹算写出来了,但我已是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这个严厉的父亲今天终于成了我的学生,你看看我怎样对他的?我一点都没有挟嫌报复。

  我爹秃笔一挥,可以写出一篇篇锦绣文章,并且据他自己讲,当年他在流亡大学的进步剧社里,还扮演过《北京人》中的曾老太爷,戴着假胡子,一上台便一片掌声。我们姑且信以为真吧。然而现在,他的唱功可太急人了。我一面教一句说一句“唱!”一面惊奇地打量着老爹爹那张黑红的长脸,心里想,这个人养了个能把所有样板戏唱段倒背如流的儿子,他自己却是这个样子。

  惟一值得表扬的是,我爹在学唱过程中,始终规规矩矩站在地上,正对着我,目不转睛。而我却一直歪歪扭扭地侧在炕头,不时还打着哈欠。

  第二天一早老爹爹就要上路了,我不得不降低了标准,向他点了头。最后,他正式给我演唱了一回,甚至还加上几个挥手的动作,表情严肃而激昂。他已经拿自己当剑波同志了。

  唱词他一句都没差,但是腔调基本上已不是京剧,也不是任何一种戏曲了,听上去像旧中国私塾馆里的老先生在吟诗,或者不如说,老爹爹正在叨咕着一串文字。他唱得最好的一句也是最后一句:“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虎,山!”唱完了,他注意着我的反应,羞涩地笑了。好像我们的父子关系已经颠倒了。

  我爹一句一句跟我学唱时,我娘隔会儿到外面喂鸡,隔会儿回屋,操起笤帚扫炕,拿过针线笸箩缝衣,一直捂着嘴不让自己笑出来。后来我爹到外面去上厕所,我娘才咯咯笑出声来,浑身颤抖着总也停不下来。她断断续续地笑道:我跟你爸结婚这么长时间,还没听他唱过啥呢……这老头儿啊,嗓子也不好,五音还不全……也就能办办报纸……

  老爹爹从沈阳学习回来后,只字未提当众表演的事情。我估摸着,他一直没捞到机会,

  他们的学习班里有好几位正儿八经的京剧团老演员呢。

   

  几年后,我当上了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教一到五年级的音乐、美术和六到七年级的语文、政治。音乐就是教唱文革后期的革命流行歌曲,美术就是画飞机大炮玉米高粱,政治就是念社论。只有语文课是有正规课本的。

  我的教唱生意更加兴隆了。

  乡下孩子没有任何自娱自乐的机会,音乐课是他们惟一的机会。他们不喜欢京剧也唱不好京剧,不懂得音符也不想弄懂音符,我就把一支支少儿革命歌曲的歌词抄在黑板上,拿起教鞭,笃笃击打着黑板,教他们唱“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来开故事会。”“工农兵,冲冲冲,反击右倾当先锋!”“革命大军步伐紧”,“甩开膀子拼命干”。学校很穷,没有风琴和任何乐器伴奏,但孩子们情绪高涨,决不腻歪,一唱就是一节课,嗓子都冒烟了。上音乐课的时候,各班的纪律都出奇地好,就连最淘气的男孩子也变得听话了。而上别的课时,各班都吵成了蛤蟆塘,我在黑板上画画,男孩子在过道上打来打去,女孩子一伙一伙地聊天,还有的孩子举手向我大叫:“刘老师我要撒尿!”我不断地怒吼,不断地冲到过道上,把最淘气的男孩子赶到教室外面。

  因此,我和孩子们一样,总是盼着音乐课的到来。孩子们管音乐课叫唱歌课,“下节课是什么啊?”“是唱歌课。”说着这样的话时,一双双小眼睛全都亮了。小人儿们甚至在课间休息时就开始热身,哼起了小曲儿。

  夏天的午后,我时常犯困,也时常没什么新歌可教,便对孩子们说:“今天我们不教新歌了,复习复习过去学过的。”然后命一个女孩子一首接一首地起歌。孩子们放声高歌,我站在教室门口低头打盹。那样响亮的歌声啊,却一点也不妨碍我小憩。歌声一响,我就可以迅速进入半睡眠状态,而歌声一停,我也会很快醒来,擦擦口水,装模作样地说:“这一首唱得不错,啊,很整齐,啊,很有力量。咱们再接着唱。”我已经二十出头,身高也超过了一米八○,比我初为人师的时候高出整整一头,孩子们看我要扬着脸。但我仍在长身体的阶段,总觉得吃不饱,也睡不够,身上长满了馋虫和瞌睡虫。我故意让起歌员起些段落多的歌曲。

  女孩子不断地起歌,不断地朗声高喊:“预备——唱!”孩子们不断地晃着小脑瓜唱下去,声音把秫秸做的房箔震得嗡嗡响。

  孩子们又唱完了,整个教室静悄悄,整个乡村小学也静悄悄。在这个放开喉咙的夏日午后,破衣烂衫的孩子们瞪大了眼睛,等着我醒来,表扬表扬他们,再把另一首歌布置给他们。

  我实在想不起什么歌了,就问他们:“你们说,还唱什么?”

  一个男孩子大声建议:“唱火车火车呜呜叫。”

  我说好吧。就让这些从没坐过火车的孩子们唱起这支歌,再次把我送入梦乡。

  碍着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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