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正道

　　母亲过世很早，我对母亲的印象，定格在九岁前的模糊记忆里。

　　母亲走得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遗物，包括照片。当我们五个儿女渐渐长大后，我们都想不起母亲的模样，只在父亲的片言只语中，艰难地勾勒母亲的轮廓。对于我，对于我

的姐姐和妹妹，母亲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

　　一次，听小姨讲，她在老家看到过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我们满怀欢喜，母亲的模样似乎渐渐清晰起来。马上与老家的舅舅的联系。隔了很久，舅舅来我们家。舅舅说，他也见过那张照片，但找不到了。

　　我们失望极了。记忆的黑洞再次吞没母亲的模样。

　　母亲去世十年的祭日，我在

　　这是我第一次梦到母亲。

　　是一个很奇怪的梦。

　　一个丁字路口，似乎是老家乡场外的那个路口，母亲坐在一块石头上歇息，看上去很疲倦。好像正赶上逢场，路上很多人，拥来挤去。我看到母亲时，惊呆了。父亲说母亲去世很久了，可母亲就在我眼前。我不敢靠近母亲，隔着人群看她，心想，母亲离家多年，为什么不回家呢？儿女不听话气着她了？还是她忘了回家的路？正想着，母亲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尘，要走。我急了，奋力拨开人群，向母亲跑去，一边跑一边大喊：“妈吗！妈妈！”。母亲似乎在嘈杂的人群中听到儿子的呼喊，愣了一下，还四处张望。我极其兴奋，赶紧迎上去，站在母亲面前。母亲瞥我一眼，目光是那样陌生，我的心一下冷到极点。母亲与我擦肩而过，消失在人群中……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梦多次出现，而且都是在母亲与我擦肩而过时嘎然而止。梦里，母亲的模样清晰可见；梦醒时，母亲的模样悄然遁去。我花了很多心思解读这个梦，甚至阅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始终没有找到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

　　我不知道梦见母亲是幸福还是惆怅。脑子里没有一点母亲的样子，能够梦见母亲，也许是一种幸福。梦醒时候，母亲离我很远，又难免生出惆怅。尤其我有了妻儿后，这种感觉更明显。

　　母亲的出身不好，富农，是“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动派、坏人、右派)的第二类。因为出身，母亲在生产队受歧视，可以被人随便指使，要比别人多干活。不记得母亲是如何承受的，也不记得母亲是否发过牢骚。只记得母亲除了干比别人多的劳动外，还要操持家务，忙到很晚才能休息。父亲的学校离家很远，父亲一周回来一次。大姐读了两年小学，就回家帮母亲打下手了。

　　母亲在田间干活时，我去找她。那些大人看到我，马上就吼：“不准过来！过来就把你活埋了！”我可怜巴巴地望着母亲，不敢过去。母亲对那些大人说：“莫吓我娃娃，他胆小得很。”母亲向我招手，我还是不敢过去。我看见那些大人真的在田里挖了一个坑，“哇”地一声，哭了。那些大人哈哈大笑。母亲赶紧扔下锄头跑过来，把我抱在怀里，说“莫哭莫哭，大人吓你的”。靠在母亲的怀里，我就不怕那个已经挖好的坑了。

　　母亲常被公社的广播叫去劳动改造。都是在农闲时，别的大人在院子里摆农门阵，要不就在伺候自家的自留地。母亲一去就是一天。中午，大姐做好饭，舀到一个瓦罐里，吩咐我和二姐给母亲送去。到公社要走将近一个小时。劳动改造的人很多，但基本上都是男的。母亲把锄头横在地上，坐在锄把上吃饭。母亲问我和二姐：“你们吃没有？”我们说吃了。母亲吃两口，把我叫到跟前，给我喂两口。走的时候，母亲反复叮嘱二姐，带着我走马路边。

　　我到了上学的年龄。过度贫寒的家境，让父母忘了我上学的事。院子里的一个大孩子，看到我一个人在水沟边玩，就喊我跟他去上学。我跟着他，到五里地外的一个学校读书。读了一年，老师来家访，父亲才意识到这么读下去，他的独苗苗做不了“人上人”。父亲总爱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秋后开学，父亲把我带到他任教的那个学校。我很不情愿。父亲很厉害，我们都怕他，都躲他。

　　全家的灾难从那个学期开始。

　　开学不久，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隔着蚊帐偷听到母亲和父亲的一段对话。母亲说她胸部长了一个硬块，越来越痛了。父亲隔着衣服摸母亲的胸部，母亲说：“嗯，就这里。”父亲压了压，母亲就痛得叫出声来。父亲说：“明天下去找幺老辈子，让他介绍个医生看一看。”幺老辈子是我幺爷爷，在县城最大的医院上班。母亲说：“如果是要命的病，可咋个是好呢？”父亲重重出了口气，说睡吧，莫东想西想的。

　　第三天的中午，我和父亲正在学校那间狭小的寝室吃饭，透过木窗，我看见母亲从田埂上急急走来。学校没有围墙，土操场和农田连成一片。我说：“妈妈来了。”父亲抬眼望了望窗外，埋下头继续吃饭。父亲的脸色不好，我猜想父亲大概意识到了什么。

　　母亲走进来，没来得及歇口气，很着急地说，医生喊她赶紧准备一千多块钱去开刀。我一听，吓得腿打颤。我用自己幼稚的思维琢磨，开刀很痛，要流很多血，母亲遭大罪了；我头年读书，书学费两块七，拖了很久父亲才给，母亲开刀要一千多，肯定是很厉害的病。父亲沉默好一阵子，说一千多就一千多，他去借就是了。母亲说完，没喝一口水，就走了。家里还有几个小的，母亲放心不下。

　　父亲请了假，把我一个人留在学校，嘱托班长照看我，星期天到班长家过。班长的父母和姐姐待我很好，班长还喊来一帮小朋友陪我玩。但我不开心。我想回家。我想我妈。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早早地离开学校，顺着马路往家走。回家后，正好有人从县城带话回来，让大姐带着我去看母亲。

　　那是我第一次进医院，我被楼道里的异味熏得胆战心惊的。幺爷爷带我们走进母亲的病房。母亲瘦了一圈，没什么精神。看到我进来，母亲笑了，说：“娃娃来了！”父亲把我抱到母亲的病床上坐着，我就傻乎乎地看着母亲，啥话也不会说。病房里还有一个阿姨，上身下身插了好多管子，躺在床上不停地呻吟，听得我头皮发麻。还有一张空床。一个看护指了指那张空床，问：“人呢？”母亲说：“昨天晚上走了。”我当时不理解“走”的含义，以为是出院了。如果知道是“永远走了”，我肯定会发疯似地跑出病房。

　　我们都知道母亲患的是癌症。但我们都不清楚癌症对母亲意味什么。

　　母亲出院后，再也不能下地干活了。大姐成了家里的全劳力，白天挣工分，晚上料理家务。正赶上大办沼气的年代，我家要修一口沼气池，请了几个大人来帮忙。父亲在河坝里捡石头，装车，大姐在家里抬石头，挖土。母亲坐不住，忍着病痛、拖着虚弱的身子准备午饭。那时的我很傻，看到母亲忙里忙外，心想今天可以偷懒了。母亲生病后，我总是被父亲和大姐支来支去干家务。我跑到马路边，看大人从拖拉机上卸石头。看了很久，就是不愿意回家。一个小伙伴来喊我，说你妈叫你回去，你妈痛得不行了。我忙跑回家，看到母亲正往桌子上端菜。我跟在母亲背后，不知道帮母亲做点啥。母亲动作迟缓，步子沉重。她看看跟在后面的我，勉强笑了笑。收拾妥当后，母亲招呼帮忙的人吃饭。母亲扶着门框走进睡房，吃力地坐下，把我叫到跟前，摸摸我乱糟糟的头发，不能动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做家务。

　　冬天来了。那是最冷的一个冬天。家里，只有大姐、二姐、我和两个孪生妹妹。父亲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打听到盐亭那个地方治癌症有经验，带着母亲去了盐亭。去了整整三个月。春节是怎么过的，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母亲回来后，似乎有所好转。整个春天和夏天，母亲都半躺在垫了被褥的竹马架上，腿上搭着一件旧棉衣。母亲怕风，几乎没走出过家门。我不记得家里人在忙些什么，我感觉在母亲休息的那间睡房里，常常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阳光从屋顶的玻璃瓦照进来，偶尔能照到母亲的蜡黄的脸上。我在睡房里不是陪伴母亲，而是偷吃母亲的营养品。为了给母亲养病，父亲买了一些水果罐头，放在母亲身边的那张老式书桌上。我踩着书桌架偷吃罐头，最好吃的是橘子罐头，很甜。我看母亲眯着眼睛，就去偷吃，一次只敢吃两瓣，怕被母亲发现。没过几天，大半瓶罐头被我偷得只剩一点底子了。母亲难得吃几口罐头，她只是偶尔舀一勺水，用嘴唇抿抿。我以为她不爱吃，便越发大胆，直到母亲再也不能进食，父亲再也不买罐头。

　　我不知道母亲是否发现我偷嘴。那时候我坚信母亲没有发现。长大后，想起这情景，我怀疑母亲故意装睡，让我安心偷吃。那时母亲能给我的，只有那可怜的几瓣橘子了。有一次，我正要下手，母亲用微弱的声音叫我，母亲让我把罐头拿过去。我学着乖儿子的样子，把罐头瓶抱得紧紧的，抱过去放在母亲搭腿的棉衣上。母亲舀了小半勺橘子水，润了润发干的嘴唇，然后舀起一瓣橘子，喂到我嘴里。

　　秋天离我们家越来越近。母亲已经坐不起来了，躺在床上呻吟。父亲因为照顾家，调到了离家不远的一个学校，我也跟着到了那个学校。我天天做父亲的尾巴，从家里到学校，从学校到家里。晚上，我们听着母亲的呻吟睡去。我们都知道，母亲快要离开我们了。但我并不清楚，母亲离开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太小，没法理解生与死的内涵。母亲疼痛的呻吟声越来越弱，我们站在床前喊她，她已经听不到了。

　　一天凌晨，四点多钟，父亲把我们全部叫醒，说：“你们的妈妈走了”。

　　我们都没有哭。父亲，大姐二姐，两个妹妹，还有我，都没哭。

　　若干年后，每每想到这个细节，我却想哭。

　　母亲就这么走了。

　　母亲离我越来越远，渐成一种抽象的概念。当我不再是孩子时，母亲来到我的梦里。虽然记不起母亲的模样，但我发现自己内心深处，挂着一幅母亲的画像，这幅画像是我用记忆碎片拼接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