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跃华

　　母亲和儿子

　　我要走了，要到很远的地方，远到离家乡有万里之遥。那里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那里造就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家；那里曾经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那里曾经发生过人类最伟大的

、最进步的变革……那里是一个岛国，从地图上看起来很象长靴子，那里就是意大利。

　　我要走了，妈妈和兄弟姐妹都到火车站为我送行。我已经步入了不惑之年，在妈妈的眼里，我永远都是孩子。妈妈千叮嘱、万叮嘱：孤身一人在国外，自己一定要保重身体。妈妈老了，满头白发，岁月的风霜刻在她的脸上，她已经是满脸褶皱。我多么想留在妈妈的身边，孝敬妈妈，我更没有忘记妈妈的话：好男儿志在四方。列车缓缓地开动了，我将上身扑出车窗外，向亲人们挥动着手臂，所有的亲人同样也向我挥动着手臂。妈妈的个子矮小，她站在最前面。也就是在这时候，我的脑子突然想起了朱自清笔下那父亲的背影，而我的眼前却是妈妈的手臂。

　　列车开远了，妈妈的身影渐渐的模糊了，霎时间，妈妈的手臂又在我的眼前挥动起来，我的视线模糊了，好象满天都是妈妈挥动的手臂……我坐在车位上，长途的颠簸是很费精神的，尽量抽空闭目养神。此时此刻就象电影的镜头一样将一双手臂从远处慢慢拉近，最后定格在眼幕中的是有褶皱、有老人斑的一双手。

　　这双手我太熟悉了，是妈妈的手。是啊，艰苦的岁月过去了，就是妈妈的手又让我回忆起往事。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呀？那是掉进了灭顶之灾无边的茫茫苦海，不想被吞噬、淹灭生命就得拼命挣扎。妈妈的手不是为了一个人的挣扎，而是要带着一家人、带着五个儿女一起拼命挣扎！妈妈吃了太多太多的苦……外公是地主成份，被迁移到农村，妈妈的成份不是地主，在没有评成份的时候已经嫁给爸爸，可妈妈是地主的女儿，在那个时代里一定会受到牵连，没有固定工作，永远都是临时工，我不知道妈妈换过多少工种：做过招待所的招待员、幼儿园的老师、生产队的会计，在建筑工地拌过水泥、挑过沙浆，在仓库里搬运杂货……爸爸从学校出来就参加土改工作，在市委机关任过职，后调林业部门工作。爸爸是地主的女婿，工作同样受到牵连。一九六九年的端午节前夕，爸爸生病住院，学习班工作组的人从

　　支撑家里的顶天柱倒了，妈妈没有工作，为了活下去，五个兄弟姐妹全部停学，能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从此妈妈的那双手带着五个儿女苦挣苦熬：在家里养过猪、兔子和鸡；到田里挖过野菜、捡过菜皮；在农民们挖完了地瓜以后的田里再挖挖，看看还能不能挖出小地瓜；偷偷地到山边去开荒种些青菜，寒冬腊月到河里去捡石头、捞沙子，装上板车拉到工地；无数个夜里在那灯光下穿针引线补着衣裤，破了再补、补了再破，补丁加补丁……艰苦的劳动还要承受精神的折磨，时不时会被抓去批斗，“打倒现行反革命家属”的标语就张贴在我们家门口的墙壁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妈妈又拿起笔写状子，为爸爸伸冤。爸爸终于平反了。爸爸的老同事来探望我们，都说妈妈是非常了不起的妈妈，就是妈妈这双手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把五个儿女没卖没送全部抚养成人……

　　我走了，经过长途的颠簸我又来到了意大利，我这一走直至今日差不多有九年的时间没有回家，没有见到妈妈。人在异国他乡，浪迹天涯，已是海外游子的儿子对家中的妈妈的牵挂，用牵肠挂肚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我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次梦见妈妈一头白发、一双更多褶皱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