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夏公，初读夏公

　　我第一次与夏衍同志见面是1942年，他从香港经桂林到了重庆，不久他与金山、于伶、司徒慧敏等在重庆筹办了“中国艺术剧社”，因为有好的社会关系支持，这个民间职业话剧团比“中华剧艺社”的条件优越的多。他们演出了巴金的《家》，轰动一时，以后不断有新剧目演出。而夏衍的话剧作品最初是由“中华剧艺社”演出，《一年间》、《愁城记》、

《法西斯细菌》则是由“中国万岁剧团”演出的。《愁城记》演出时卖坐不大好。《新华日报》登了我写的一篇剧评，对该剧作了介绍和分析，我当时写的这篇剧评很不像样子。夏衍当时已经是文化组的负责人之一，我虽然知道他，但还不算正式认识吧。不久，在一次会议上才正式见了面。开会前他来了，他好像特别注视着我。看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却很随便地向我伸过手来，说：你就是戏剧界朋友都认识的青年剧评家呀？我脸都红了和他握着手：请你原谅，我写的太糟了，还挨了恩来同志一顿批评才写的。我刚刚开始学习哩。夏衍倒是笑笑说：果然很年青嘛，你二十岁都还不到吧，他们还有人称呼你大姐哩。当时我心里有点别扭说，我已经满二十岁了，谁让他们称我大姐哩。以后夏衍常常来曾家岩50号参加南方局文化组的会，我们也就慢慢地熟悉了，就像和其他文艺界的领导一样。不久我又写过《法西斯细菌》的剧评文章，夏衍也表示满意，但我们除了工作的事，接触不是很多。

　　当我在广州上中学的时候就读过夏衍写的《包身工》。我是从这篇报告文学中初次具体认识了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可以说是我对革命认识的启蒙吧，以后又读过他翻译的《母亲》。我这个小知识分子也是从前辈的不少作家的作品中逐渐在思想上有所改变走上革命道路的。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能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我崇敬的作家、艺术家们，这是我的幸运。

　　夏衍写文章的视野是非常广阔的，从分析世界形势的国际评论、政治社论、杂文、散文到文学作品到电影脚本、话剧创作，无一不涉及，而且数量也极多，我读过的仅是极少极少的一点而已，只有他的话剧创作我读的比较多些，看过的演出也不少。夏衍第一个话剧《赛金花》的演出轰动一时，也曾引起过不少争论，不过经过这么多年总算有了定论，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剧本，在当时起过很好的作用。在抗战以后夏衍所写的话剧几乎都是以知识分子，尤以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从《上海屋檐下》到《愁城记》到《法西斯细菌》及其后的《芳草天涯》，都是写知识分子的。夏衍话剧创作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在历史剧中对历史人物的深刻理解，与同时期的郭沫若和田汉等人不同：总是淡淡的，从表面进入到深层，合情合理地发展下去。对知识分子的缺点有批评有鞭鞑，对他们的优点有恰如其分的歌颂和表扬，读他的剧本有如一股清泉在心中慢慢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