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艺界，为夏公，我不知深浅见部长

　　从30年中期以后，周扬始终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也是文艺界人士所公认，晚年却遭到毫无道理的非难，可以说含冤而去。但逝者已矣，自有后人评议。周扬病后。领导文艺界的不少事情自然会落到夏衍身上，所以有一段时间夏衍是全国文联党组领导，而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有权力欲的人，也不过是开会时听听汇报，发表点意见而已。我了解夏

衍的性格和为人，数十年来他广交朋友，对人热情友善。从不摆什么架子，所以他家里常常是高朋满座，来探望的，聊天的，拿作品去请教的都有。有一段时间我去他家比较多。每次到他家都有客，倘若我要与他谈公事，则要约好时间免得费时等待。1985年我从美国回来，第一次去看望他，除了对他说了不少美国情况，并告诉他我预备退休了。他抬头望着我说：我比你大多少，我还没有退呢。文联和外交部不一样，没有一刀切的问题，你过几天就来上班，正需要人做事哩。他让我再坐下有点黯然地说，周扬病后，文联的事很不好办，思想不一致，我也当不惯这个领导。我看夏公那瘦削的脸庞，忧伤的眼神，心中不忍，我告诉他过几天就去文联上班。

　　我在美国时就听文艺界朋友谈到过国内的情况，文艺界的领导实质上是两套马车，夏衍是文联领导，而中宣部、文化部则是贺部长领导，无论思想上和工作上都常常不一致，实际上是贺部长领导文艺界。我见过夏公以后考虑：应该把两套车合起来会跑的更快更稳吧。文革期间我与贺部长夫妇称的上是“铁哥们儿”，无话不谈，有事也无不商量的。固然也曾听朋友说过，贺部长是当官了，人是会变的，我心中却不以为然，会怎么变呢？同志朋友总是不变的吧。有一周末我抱着会见故友的愉快心情跑到南沙沟的部长宿舍楼，以前我已来过多次了，也没有事先打电话即叩开门。贺部长看见是我，也没有特别异样，把我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