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夏公的一次不公正的批判

　　在夏衍的话剧创作中，有一事在老人心中始终耿耿于怀：那就是1945年在重庆演出《芳草天涯》后，《新华日报》上曾经发表过比较严厉的批判文章。我当时已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所以对于这段历史事实并不了解详情，从延安回到重庆后，我又在文化组工作。忽有一天夏衍把我叫住问道：你在延安时，想来已经知道在批判我的《芳草天涯》。但你

听恩来同志谈起过这件事吗？你看过《新华日报》的文章吗？这真是恩来的意思吗？当时我有点吃惊，我据实回答说，没有听恩来同志谈起过这件事，在延安恩来同志很忙，特别在七大召开以前，我只见到恩来同志一次。恩来同志倒是为了延安作家们(有张庚、荒煤等参加)创作的剧本《粮食》，开过两次会，我也参加了，但恩来同志从未和我谈起重庆的事。夏公有点茫然地说，延安派来几位大作家，来重庆一面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一面要批评蒋管区文艺工作上的右倾。这一情况我当时是知道的，大作家指的是何其芳、林默涵等有四五人吧，他们到重庆后不仅召集会议结合蒋管区实际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并着重介绍延安近年所获的巨大成果，并对蒋管区的文艺工作进行总结。他们来的几位，虽然没有演员，但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演出了一场秧歌剧，剧目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牛永贵受伤》等，请来不少民主人士和文艺界朋友来欣赏，因为这些秧歌剧的内容完全是反映工农兵生活的，而形式又很清新充满乡土气色，所以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来贯彻“讲话”精神呢？在重庆或其他国民党统治区又如何实践深入工农兵呢？这些都引起重庆文艺界人士思想上的颇大波动。其实1943年在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章传到重庆，南方局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领导下，曾经进行过学习讨论。恩来同志等曾说过，讲话精神一定要好好学习，也应该结合各人的思想来进行学习，但由于环境不同，做法也不可能一样，在国统区以学习精神为主，而不可能像解放区那样具体实践。因为当时像在重庆或其他国统区的大多数人民群众也难以很快就接受秧歌剧的这种形式。而作家艺术家们深入工农兵，在那样的环境下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也就是在讨论并检讨国统区文艺工作期间，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上演了，同时茅盾第一个话剧《清明前后》也演出了，立即引起从延安来的同志们特别关注，认为作为文艺界领导夏衍的《芳草天涯》的演出是完全不合时宜的，于是在《新华日报》展开了讨论和批判。

　　最近我重新翻阅了1945年的《新华日报》有关文章，那次对夏衍《芳草天涯》的批评是有点与过去不一样，即不是单独批评一个话剧，而是开了座谈会，讨论《芳草天涯》与《清明前后》。座谈会是1945年11月10日召开的，在11月28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座谈会纪要，而发言人却不用真名姓都以英文字母代替，现在读来我都感到很奇怪。我在重庆工作期间，《新华日报》用这种方式来登座谈会记录很少有，因为这样的座谈没有任何保密的必要。这篇座谈记录的内容无疑是拿这两个话剧作对比：一是正确的，好的；另一个则是坏的，错误的。对于《清明前后》无须再说，那是一部在当时有影响的好戏。那么《芳草天涯》是否就是坏戏呢？当时在《新华日报》上的批评是这样说的：“……今天后方所要反对的主要倾向，究竟是标语口号、公式主义。我以为这种批评本身就正是一种标语口号、公式主义的批评，因为他只知道反公式主义的公式，而不知道今天严重地普遍地泛滥于文艺界的倾向，乃是更为有害的非政治倾向(这是常识的说法，当然他根本上就是一种政治倾向)，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成了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非法的，这个非法的思想已此调不能弹久矣，有些人说生活就是政治，自然广义的说，一切生活都离不了政治，但因此就把政治还原为非政治的日常琐事，把阶级斗争还原为个人对个人的态度，否则就认定为公式主义、客观主义、教条主义，那是非常危险的，假如说《清明前后》是公式主义，我们宁愿多有一些这种所谓‘公式主义’而不愿有所谓‘非公式主义’的《芳草天涯》或其他莫明其妙的让人糊涂而不让人清醒的东西。”(引自《新华日报》)同时对《芳草天涯》剧本亦是有批评的，涉及到恋爱婚姻观点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非政治”主题思想，没有切中时弊。从整个座谈会的思想内容来看，对剧本的批评倒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是从《芳草天涯》的演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戏剧活动，甚至整个文艺工作有“非政治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在批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幌子下，实质是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从一个剧本的演出，两个剧本的对比来看，得出了如此重大问题的结论，而且针对着当时在国统区文艺界的领导人，有影响的党员夏衍作为典型例子，应该说不是小事情。夏衍几十年来都对这次批判耿耿于怀，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涉及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问题，对于谁来说都不能漠然置之的。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国统区做文化工作约有六七年之久，在我的记忆中，重庆文艺界并没有对文艺工作涉及反公式化、教条主义的讨论或争论，只是在延安整风时，重庆曾经学习过“反公式化、教条主义”等理论，因为在重庆进步文艺工作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倒退反民主，极少可能提出“反教条主义、公式化”的问题。倒是非政治倾向的问题有过讨论，因为在国民党严格统治下，演出了不少历史题材或民国初年的题材的话剧。而这些话剧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或者能以古喻今。而这些话剧能否也称为非政治倾向呢？我想夏衍一剧《芳草天涯》是构不成一种倾向的，这样的说法可能涉及到整个蒋管区的文艺活动的方针路线问题，所以夏衍非常关注周恩来在延安对于这次批判《芳草天涯》的态度，这是值得深思的。

　　最近我重读了《芳草天涯》剧本以及夏衍的其他一些剧本，除了《芳草天涯》我没有看过演出，其他的如《上海屋檐下》、《一年间》、《法西斯细菌》、《愁城记》等等，只要是在重庆上演过的，我都看过。这些剧本的主要人物是小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人物。在此文中我不想探讨夏衍创作在艺术上的成就和风格，只就这些作品的内容来说，无疑都是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富有思想性和积极的政治意义的。而且创造了众多知识分子包括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典型形象，这些作品我认为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有一定地位的。那么夏衍写了一个以恋爱为题材的剧本，当然也不能构成他本人话剧创作的政治倾向。人们都会这么认为：恋爱或爱情是文艺创作的永恒题材，人生总离不了爱情，有愿意在爱情上划分阶级性也无可非议。夏衍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党员作家、一个领导文艺工作的作家，是否可以写爱情题材的作品呢？无疑应该是肯定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思想来写？如何写？批判者认为：《芳草天涯》没有与当时的政治结合，婚姻恋爱在人生中的意义被夸大了，而解决恋爱婚姻问题的思想也是错误的，这样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59年何其芳评《芳草天涯》的文章。(原载《关于现实主义》，1959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又重读这篇文章，到现在我更难以理解这样的批判。

　　夏公这个剧本的大背景是抗战期间，两个主人公之一孟小云(

　　批判者认为夏衍这种婚姻观，不是解决恋爱问题的正确方法。但从我个人的认识来说，这种婚姻观点不仅没有错，而且是一种高尚道德观的体现。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这种道德观仍然是高尚的、可取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要如此高调进行批判呢？由于1945年我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不在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重庆，那时形势已经大变了。文艺界许多朋友都加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行列，虽然夏公问我多次，我都没有认真地了解，很不应该地马虎过去了，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才逐渐想起夏公对此事多么重视，一直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事隔数十年是很难弄清楚为什么。但可以研究，可以讨论。我个人认为，当年那样批判夏衍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对的，是一种极左思想作怪，还可能掺杂了某种宗派主义情绪。

　　从30年代开始，进步的或左翼的文艺运动一方面是与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作斗争，而同时在左翼内部也在进行各种多样的宗派斗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斗争持续不断，有思想上的分歧，有地区不同，各种小集团或多个人物之间都纠缠着明争暗斗，而无休止。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跳了出来把所有参加文艺工作的人和作品都一锅煮了，名之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线，无论作品或人物都成了黑线，又粗又长的黑线，一概抹煞。江青要自创一套所谓革命的红色文艺。这十年就在历史上几乎成了一片空白。直到江青和四人帮垮台以后，第四届文代会召开，当年进步的文艺才又活了过来，有了不少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各种文艺作品。文艺界各方人物又活跃起来，然而宗派主义的思想情绪或宗派斗争的阴魂却未散尽。有时是以各种不同样式表现出来，或者变成压倒别人、争名夺利而演出一些丑剧，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