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公指导下拍摄《周恩来与文艺》

　　1990年，我正式退休了，完全无需每天坐班的感觉真好。自己想干点什么都很自由，不受任何干扰，那时我很想整理总结一下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的工作，那是很有意义的。我想有机会向夏公说一说这个想法。一天我收到朋友从瑞士寄来的巧克力糖，这是夏公爱吃的，我带着糖轻松地探望夏公，那时他虽已九十高龄，身体尚健朗。他看见有人去探望总是

很高兴的。我告诉他巧克力刚收到，想到您爱吃就来了。您每顿饭都吃的那么少，又很劳累，会吃不消的。他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因为他的视力已很不好，要放大镜才能看书、写东西，但他仍然是每日看不停。他抬头见是我送去糖，很高兴。打开盒就放一块进嘴里。他很高兴地问我近况如何，其实他已知道文联各协会领导班子全都换了。我愉快地说，这下好了，可以彻底解放了。他问我自己想干点什么。我即告诉他，我首先想做的是总结一下在重庆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特别是周恩来同志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我并告诉他我想最好是拍个电视专题片，那样还可以留下许多文艺界朋友的事迹，但我怕自己力所不及。夏公一听，立刻高兴起来说，太对了，对你说来这是一件重要的大事。因为只有你才可能组织这件事。本来我早想过，你应该做这件事。我当时感觉惭愧说：我想是想，但怕不行，有许多困难啊。夏公鼓励我，你行，但当然不是你一个人，而是有不少同志有这种想法，但没有开头的，你全力来做肯定行。夏公就开始计划了。他说：你首先找荒煤、光年两人，请教他们，要他们带头来做。但具体事情都得你去组织去执行。我真没有想到，他随手拿起电话即打给光年同志，告诉他这事太好了，大家应该做。现在张颖要做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她有精力有组织经验又了解全面情况，你出主意就行了。接着，他又给荒煤打了同样内容的电话。我当时既感动又很受鼓舞。立定主意一定要把这事情办好。

　　我找到光年和荒煤，他们也和夏公同样热心，立即出主意要先组织个筹备组，除了他两位加上周巍峙和冯牧就成了。并定了一周以后即开始行动，到我家聚齐，真没想到行动如此迅速。第一次聚会就决定了具体方案：首先要办的事，一是写出内容提纲，二是考虑筹措赞助款。因为拍电视专题片有人还要有钱，当时分配给我的首要任务是写提纲，筹赞助则需找广东上海等地的文艺界朋友大家想办法。我们五个人中，光年、荒煤年岁大了，身体不太好，巍峙还在一线工作，冯牧说他情况了解不全面，七十岁的我算年青力壮。跑腿等事都由我来担当，我当然会尽最大努力去做。

　　十天左右我草拟了提纲，还没有给荒煤他们看过，即到夏公处。那天我去他家倒是没有客人，只见他拿着放大镜在看别人送来请他看的稿子，非常专注。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翻书的情景，使我很感动又有点心酸，老人已身残体弱还是那样不知疲劳地工作、奉献。我轻轻走过去告诉夏公，我已把提纲草拟打印出来，还没有讨论修改，先送过来给他过目。随即我又说，您的视力太差就不用看了，我给您说说吧，他点点头。我说了个大纲，他说你把稿子放下，我抽空要看的，先给你提个醒：这部专题不仅是反映恩来同志一个人，而是要反映出当年整个文艺界的情况和人物，又从这些人物表现整个进步文艺界的精神风貌。他又说现在文艺界的老人还有不少健在，都应该去逐一采访，留下宝贵的资料。他兴奋地谈着，我即记下来，并把采访的名单也写下了，居然还有数十人，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他提议我出去跑一遍再回来仔细研究。赞助费他又提出由广东、上海去筹募，又提醒必须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并求教，否则办不成。他的这些建议都非常宝贵，非常周到，又切实可行。随后我和光年、荒煤等同志商量后，即外出去上海等地。

　　这部片子运作了近三年，在这两年中夏公的身体日见衰弱，我每次从外地回京都去看望他，但一次比一次更清瘦，更衰弱，终于住进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