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破前后

　　案发当天6点，军区大院被封锁了，全城进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据六姨提供的线索以及侦破人员对现场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圆脸、大眼睛、微胖者，均视为有作案嫌疑。

　　问题是，虽然破案搞得声势浩大，风声鹤唳，但事过多日案件侦破仍毫无进展。听说是周恩来非常生气了，再次明确指示：破案并不难，问题在内部。此话不是原文，我也未见到准确的书面材料。作为一个精明干练、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周恩来的如此判断当是十分精准、一针见血的。于是全军区开始查验枪支，某日，保卫部副部长王庆和突然发现保险柜中两支五九式手枪及20发子弹不翼而飞！保密室的门窗绝无撬动痕迹，保险柜暗锁完好无损！周恩来所指问题在内部，可谓千真万确了。

　　昆明军区于是急调十一军副军长赵泽莽来昆主持破案工作。原保卫部大多数人员一时都成了嫌疑对象，被弄到城外军区外训队“学习班”接受调查。原负责组织侦破此案的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自知重责难逃，在学习班开班翌日早上，趁大家去食堂用餐，一人用尼龙网兜悬挂床头栏杆，自缢身亡。

　　赵泽莽原系五十四军军官。1968年秋五十四军由重庆调防来滇，次年又离滇北调，留下一部分骨干组建十一军，赵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军系四野嫡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军的人来主持破案，当是顺理成章的事。自杀身亡的原保卫部长景儒林是老昆明军区的人。老昆明军区是二野班底。我在“谭办”供职时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昆明军区不整顿好，林副主席睡不着觉。“将昆明军区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军区”，是首长们大会小会都爱挂在嘴上的口头禅。

　　赵泽莽上台后迅速把侦破重点收缩到军区内部。目击者被重新提上来。目击者当时就知道一个：六姨。六姨已经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了，于是第二个目击者：马苏红，就是前面说到的、为凶手指路那位十三岁的少年，这时候浮出水面了。

　　马的父亲也是政治部干事，在组织机关干部回忆、提供侦破线索时，他突然想起了案发当天早上曾经有人敲门让他儿子去为他引路找人，于是向组织作了报告。侦破人员很快找来少年对详细情况进行了查询。问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马说，他只知道那人的儿子叫王冬昆而不知其父亲为谁。70年代那会儿，干部宿舍设施条件都很简陋，从无家庭

　　发现这个名字，大家就有些纳闷了：他不是正在被审查的保卫科副科长吗？他不正关押在西坝俘管所吗？身被羁押，怎么能够顺利实施如此惊天大案？……马苏红那年十三岁，记忆力正好，他确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亲，而且他确信他可以指认出来。

　　童言无欺。凶手这一下被罩入法网了。

　　接着就带小马去了俘管所。破案人员让他站上当院小楼的二楼阳台，然后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到院子当心打扫庭院。马苏红没有犹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认了出来。侦破人员问：确实吗？他说，确实。接着马上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在操场上集合排队，让马苏红从队首走向队尾，对所有人员再过一遍———马又一次准确无误把凶手辨认了出来。几十年后，马已身任云南省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处长，他对我说起当时情景还记忆犹新。“那一刹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记得清楚：恐慌，惊讶，非常绝望！好像汗水都吓出来了。”他说。

　　这算不算一个非常蠢笨的做法呢？凶手确实被指认出来了，显然又已打了草，惊了蛇，后来抓捕凶手时出现重大失误，就毫不足怪了。

　　应该说，抓捕王自正是并非草率的。把王圈定为重点嫌疑对象之后，还做过相应而必要的证据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我就看见许多士兵赤脚涉进西坝河，排成数路横队，在冰凉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寻找那支保卫部遗失的“五九式”手枪。在西坝河冰凉的河底没有捞出什么结果，而在“学习班”墙外的垃圾堆中，确实找到“五九式”手枪一支———可以认定王行凶后返回途中把枪扔进了厕所，被掏粪农民和粪便一起掏出———再加上其他一些证据，认定王自正为凶手，应该没有问题了。

　　抓捕是在晚上10点半左右进行的。陈汉中和另外一名保卫干事来到隔离室，通知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说：起来，到饭堂去一下。有点事。

　　王下床，俯身佯作穿鞋状，突然从床下又掏出一支五九式手枪，对准来人便射———垃圾堆里发现的手枪确实是王扔的。但是，保卫部明明知道丢失的手枪是两支，那么，凶手手上肯定就还有一支了，破案人员为何将如此重大的线索疏忽了？———凶手共有20粒子弹，12月17日凌晨用去四粒，肯定还剩下多粒。杀手迅速地对来人一人一枪，弹无虚发，一重伤一轻伤，趁二人扑倒在地，他往门外直奔而去。———只是他已无路可逃。枪声把守候南屋的战士全都惊醒，他们纷纷提枪对冷面杀手射击。

　　王自知逃脱无望，于是将枪口迅速对准太阳穴，抠动枪机，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

　　事后检证：凶手自杀所用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支手枪中的另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