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案余音

　　凶手王自正，河南内黄县人。按照当时的说法，在此前二十余年的1947年，内黄县武拐村曾发生过一起凶案：富农分子王某实施反革命报复,曾纠集其堂弟王志政等多人枪杀了本村武委会主任武某。后，王某于解放之初被我人民政府镇压。首犯既殁，所有线索亦随之中断，案悬二十余年再无续事。文革“清队”旧案重提，武拐村革委便有一纸公函直寄云南省

革委，接着呈报谭甫仁。其时昆明军区本已决定将王贬去文山自治州军分区保卫科任职，既有人举报其旧案涉身，且所涉案情严重，那就把他揪出来吧。谁说中国人做事不讲究量化管理？那时候搞任何政治运动，总是揪出的阶级敌人数量越众多，革命成绩就越伟大。于是该王被隔离在俘管所，一关就是七个多月，自由遥无定期。

　　姑不论当时本无法制可言，仅就事论事，这儿至少有两个问题存疑：一，该王如真为当年凶犯负案外逃，为何把名字仅易二字而不改得更彻底？二，就算是此王自正确属彼王致政，那么，既已隔离，就理当严加监管以防不测。事实上，案破后披露的大量证据表明，监管七月，被监管者把监管人的活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而被监管人回家过夜，甚至后来行凶归来安然高卧，监管人却浑然不知。王畏罪自杀，当是咎由自取。几十年前发生在内黄县武拐村的凶案，也因他的死而再次断线，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桩更大的凶案：将军喋血，全国震惊。这不是对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莫大讽刺么？

　　再说谭甫仁。将军遇刺不到一年，即1971年9月13日，被写进中共“九大”新《党章》的法定“接班人”林彪突然乘机出逃，摔死外蒙温都尔汗，所谓“四野派”随之也陷入了尴尬困境。如果按当时标准来划线，“四野”出身的谭甫仁很可能被拉上林氏路线：1970年的庐山会议他就算是一个角色。如果不遇刺身亡，那么等到“九一三”发生，他会不会莫名其妙也被卷入别样的政治劫难？这也是个变数。文革那样的政治环境，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整人者如此，被整者也如此。

　　再说专案组。王自正饮弹自尽———而且很多证据都足以证明“017案件”确实就属他一人所为，凶案应该于此告破了。但事实上，该案在理论上却迟迟没有结案，专案组趣味盎然，一直存在：一下子又拖到了“九一三”。林彪已经在北漠摔个粉身碎骨，那么，让同样属于“四野线”的赵泽莽来继续主持破案显然已不合适。专案组领导权再度易手，又改由昆明军区的老人重新组阁。赵专案组的人又成了嫌疑对象。死一个像谭甫仁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是不多见的，这个题材必须用够。70年代，整个国家都在“翻烧饼”———今天甲派整乙派，明天乙派翻过来又整甲派。专案组要翻翻“烧饼”当然毫不足怪———事情就这样一直拖到了1975年，邓公小平复出主政，这才派公安部副部长赵苍壁前来云南重审此案，算是对“017案件”做了最后了结。

　　逝者已矣！现在，无论怎样评说谭案中那些个相关的人和相关的事，包括每一个细节，甚至为此争个喋喋不休，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昆明军区32号院里的惊天大案、包括凶案侦破过程本身，都那么鲜明、那么无奈地折射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悲剧———这才是需要人们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