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不忘在陕北肃反中的错误

　　陕北错误肃反(包括陕甘边)发生在1935年秋，是中央代表团主持的。郭洪涛当时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不是中央代表团成员。1942年12月，西北局书记高岗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所作的结论《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中说：郭洪涛是陕北错误肃反的主持人，企图把刘志丹等同志杀了，好当西北领袖；朱理治同志和郭洪涛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郭洪涛想

当土皇帝；郭洪涛到山东工作后又搞错误的“湖西肃反”，继续杀人等等。1942年12月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也作了不符合事实的结论。郭洪涛当时即向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弼时提出申诉，最后他表示在服从组织的原则下保留个人意见。在1944年延安整风中，郭洪涛所在支部审查这个问题时，根据有关文字证明材料和郭的申诉，提出重新为郭做结论，后因高岗极力反对而未果。但支部书记陈奇涵以党小组的名义重新为郭做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审查意见，并写明应把有关材料“反映上报，以便对郭复查时，作为参考”。

　　这以后，郭洪涛表现了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永葆革命青春的情操和胸怀。他在《郭洪涛回忆录》中写道：“在检讨、改正错误的心情和背着莫须有罪名的委屈情绪交集在一起的心态下，我横下心来，不再申诉，鞭策自己，埋头工作。我扪心自问，忠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忠诚为党工作，忠诚为人民服务，严守誓言、义无反顾、无怨无悔，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自慰的。”

　　1954年高岗反党篡权阴谋被中央揭露后，1935年中央处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五人委员会的成员王首道于1956年向刘少奇同志反映：“我是负责审查陕北的错误肃反问题的，知道郭洪涛不是陕北错误肃反的主持人，而是反对逮捕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同志的。《毛泽东选集》的注释是不对的。建议中央重新审查。”

　　刘少奇表示：党是实事求是的，不对的，可以重新审查。邓小平同志致函王首道和郭洪涛，说中央同意重新审查郭的几个历史问题，要郭将有关材料直接送中央监委。于是郭洪涛提出了书面申诉。

　　1957年6月，按照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成立了一个负责这项审查的委员会。中央监委根据反复调查核实的情况和审查委员会会议所作的结论，于1959年11月23日提出《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1960年4月，党中央正式批准。

　　从此，郭洪涛背了17年的莫须有的罪名，终于被历史事实和中央所否定，郭洪涛如释重负。

　　中央监委《审查意见》指出：“一、1935年陕北肃反错误是严重的……这一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陕北军委会主席。郭洪涛同志当时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对陕北错误肃反也负有政治上的责任。但是，就整个肃反过程来看，郭洪涛同志不是肃反主持人，没有诬害刘、高的意图，逮捕张秀山同志他事先不知道，也不同意把刘志丹、高岗、张秀山当反革命处理。在肃反初期，郭说过‘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中央到达陕北不久，郭也向当时西北保卫局长王首道等同志表示过类似的意见。根据以上情况，郭洪涛同志于1956年向中央提出的申诉，说他不是1935年陕北的错误肃反的主持人，他没有诬害刘志丹、高岗的意图，是符合事实的。二、郭洪涛同志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红军的问题。三、罗荣桓等同志证实湖西肃反主要是由于湖边地委和区党委一些负责干部轻信了个别坏人的挑拨和采用了错误的逼供信方法造成的，并不是郭洪涛同志对本地干部采取宗派主义打击政策的结果。因此，1942年《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与事实不符的结论，都应该修改。”

　　但是，中央重新作的这个结论并没有下发，更没有公开，而5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错误肃反的注释中仍留传下来“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的表述。“文化大革命”中，有的群众组织认为这是郭洪涛的“罪行”，穷追不舍。郭只好向中央求救，直到《毛选》编委会批复说：“那条注释需要修改。郭提出修改，并不是错误。”之后，追讨方告结束。1991年6月《毛选》出版第二版时，终于对那条注释做了修改，并删除了个人的名字。

　　使郭洪涛深为感动的是，1978年12月21日，中央组织部将1960年中央批准的“中央监委”的那个《审查意见》，转发给了全国各省、部级组织部门。1983年中央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文件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对陕北肃反问题的有关表述，都继续肯定了1960年中央对郭洪涛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的精神。郭洪涛在回忆录中说：“在我有生之年，这是我获得奉献余生、安度晚年的最大欣慰，我感激伟大的党。”同时，他一再表示：在陕北肃反中我盲目拥护王明路线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我做过多次自我检讨。迄今每当提出或想起这个错误，内心深感愧疚。我将永志不忘，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