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佩龙

　　阳光像老娘温柔的目光；地堰像老娘慈爱的双臂，弯弯地搂过来，抱着这块温和的耕地。

　　地中间有一座小小的坟，坟头上有着变黄的小草。

　　这便是我的母亲的坟。

　　点着了三柱香，轻轻插入坟头，我在心中默念着：母亲，儿子回来了，又来看你了！

　　这“吉地”，应当说是母亲生前自己选定的。

　　那是四十好几年前的事了。

　　那次我和母亲以及别的一些中老年妇女在这块地割麦。我是放假后图挣点工分，虽半大小伙，但长得像半截麻杆，只能顶弱等妇女劳力。休息的时候，母亲就坐在地心这里，我在她旁边。

　　母亲那时五十多岁，她劳累得胳膊关节都错了位，但为了撑起艰难的日子还在破命劳作。我记得那天她的表情恍惚而肃穆，用发黄的草帽缓缓地扇着黑瘦的脸上渗出的汗水，她声音很低但非常清晰地和我说：

　　“日后我死了，埋这里好。你大在塄下，我不能进他那坟的。”

　　下面一块地有我父亲的坟，坐在这里可以看得见坟堆上长的青草。

　　那坟里有我的父亲和一个我不可能见过面的女人。那是很模糊的事了，就连父亲在我的记忆中也像梦一般的模糊。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这么苦涩地和我谈起过如此沉重的话题，直到三十多年后她咽气前都再未提起。

　　这两句话，应当是她的遗嘱了。

　　母亲去世后，我曾领着阴阳先生来这地采坟，这是老家的规矩。实际上用哪块地，阴阳大半要听主家，因为地已下户，葬人必须征得承包人同意。阴阳懂得这个理。

　　这块地和下面那块地，以前都是我们家的，土改时分的。两块地里都曾洒下父亲辛劳的汗水。

　　母亲说父亲是“大土圪垃”。一块地种了多少棵玉茭，他一口能说准，但斗大的字他不识半升，连他的名字别人写出来，他都不认得。

　　父亲极爱自己的地。母亲说：“你大是在地里病跌倒，让人架回来，肚疼，滚得满身都是泥。病得皮包骨头了，还让人抬着，躺在地头，看着你长兴哥给他犁地。看了一天，骂了一天，骂得人家长兴灰眉土眼，腿不知道怎么迈，手不知道怎么抬。他骂人家干的不叫人做的营生。抬回来嗓都骂哑了。”长兴是我姑姑的儿子，在村里算是有经验的庄稼人，但干的活入不了父亲的眼。

　　父亲的坟在下面那块地后塄根，这位置也是他自己选定的。他说：“我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怎么种我的地！”

　　父亲说的“你们”，当然应包含我了，但是我基本上没有正经种过地。

　　我一点都没有继承父亲勤耕的传统，我曾经那样地厌恶务农。

　　我怕土地，怕夏天火毒的太阳下在它上面割麦；怕初秋钻在没过头顶的玉茭丛中锄地，手上磨了血泡，胳臂上被叶子拉出道道细而生疼的红痕。我不想再喝那种可以充当镜子的熬得稀烂的红萝卜玉茭面汤，用它来充饥。

　　那一年我步行进城，前去赶考。走在黄土公路上，身旁不时有汽车穿过，抛下一股呛人的土尘。我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坐着汽车离开这片土地呢？只有一条路了：考上。

　　两个月后，我被录取了。

　　在等待报到的日子里，我看到的是母亲既宽慰又焦灼的眼神，看到的是她瘦小的身子在晨色和暮色中走向一家又一家，她在为我筹借学费。我后来知道，因为十元钱的欠债，她曾为一户人家帮着做了五年针线。她还常夸这家人说：“老王老婆心肠好，那时候钱难借啊，老婆二话不说，一下就拿了十元，真亏了人家。”

　　晚秋的天空既高又蓝，地里的禾杆已收拢捆好，只剩一棵棵发白的茬子。母亲下葬时这块地长的是尚未返青的麦苗。麦苗的主人是一个长满络腮胡的彪悍小伙，他承包着这块地。

　　那天晚上我去找他，一进门就单腿下跪。他直着身子，看我起来，尽管我比他大三十岁，但我是行孝，应该的。我挺为难地和他说了采坟占地的意思，并说将给予一定的补偿。

　　小伙听我说完，一摸乱蓬蓬的头发，说：“这事呀！伯，你看着合适，占就是了！谁家也要有这种事的，补什么钱！咱这里不兴这。”

　　占这块地，除因母亲遗嘱外，还因为阴阳先生曾经说过它“风水可以”。

　　这块地背靠一座土岭，岭上是打谷场。从地里往前望出去，一二十里无遮无拦，是一片大洼地。洼地中间横着一道大沟，沟下有条小河。很远处又是一道土岭，这里看，那土岭蒙着淡淡的蓝色。那岭上有个村子，那村子是母亲的娘家。

　　那村子我只去过一回，去开社会关系证明。其实舅舅早下世了，要来的一个表哥也已亡故，只剩下这表哥的儿子，多少年和我们家都没有来往。

　　我打听多家，方找到他。他刚下地回来，鞋和半截裤腿都沾满泥巴。我和这位看样比我年纪还要大的晚辈说了许多，他才翻清我和他的关系，极带歉意地叫了声“叔”，左拦右挡最后出了一头汗方勉强留下我带去的几瓶罐头和一盒点心。他领我到大队——一间土坯房子里，请一位穿土布白褂的老会计为我写证明。我递一支烟过去，老会计看看牌子，说：“黄金叶，好烟。”塞到自己耳背后，然后用毛笔在一片土纸上规规矩矩地写下“贫农，历史清白”等字样，按上红印后给了我。

　　那村子就叫土岭。名副其实到处是土，土墙，土房，土路，路边的树木也有着一层浮土。

　　那土岭在我们这一带算是最高处了，站在村头方圆几十里都在眼底。这方圆几十里可以说纯粹是一大块黄土，虽说有着岭岭沟沟，但总体上看，要算是一个小小的盆地。它的四周就是青石山了，那才是真正的大山，那是太行山和中条山，

　　环抱着这片小小的黄土地。

　　土盆地在我看来已很小很小，在母亲眼里却很大很大，大得像整个世界。她活了八十八岁，从未走出过这片黄土地。

　　她给我讲过一次非常悲惨的经历。那是日本鬼子来了，兵荒马乱，跟着人们“逃反”。她走啊走，是一生中走得最远的了，整走了一天。天黑时方走到青石山边，在一个青石洞里躲下来。

　　我后来专门去过那青石洞，黑糊糊的，仍留有石头炉灶遗迹，那是很多人用过的炉灶。青石洞离我们村其实不足三十里，步行三小时就到。也真亏了母亲，她一双小脚，又拖儿带女。而这一双儿女又是在这次“逃反”中没了，儿子丢了，女儿死了。

　　这是让母亲心碎的一次出走。

　　远处徐徐吹来的风，吹弯了香头燃起的青烟。我想起了阴阳先生说的“风水可以”，我曾问过他这“吉地”就可以福荫子孙吗？并指着附近一块地说，那里曾经有过很大的一座坟，石碑高耸，古柏参天，祖上是做过高官的，可是后来树被砍光石碑让推倒拉回砌了礼堂，这家人现踪影全无。

　　老阴阳不屑于和我争辩，只是喃喃地顾自念叨着，听来像一串密码：“……外头干事……诚则灵……金木水火土……土好……”

　　我记住了两个字：土好。

　　这片黄土地上的土确实好。地里随便抓一把起来，又酥又绵，团粒结构中有着缠搅不清的细细的根毛，攥紧了，有点粘手，仿佛可以握出油来。

　　就是这种土，才长出了我们家乡特有的小米。那是一种颗粒较小、金黄金黄、熬出来既绵又香的小米。吃过这种小米，就觉着天下的小米都不是味了。

　　因而每次回家我都要带出来点小米。以前是三斤、五斤的带，后来有车了，就几十斤地拿。我知道母亲没有多少粮食，就去集上买。村干部知道了，就成袋地送。以前回家，村干部是不大理睬的，后来有车了，才有这送米之举。

　　这车先是212吉普，帆布蓬子。一年半载的，我要坐着它跑八百公里，往返一趟。村里人见识少，以为我做了什么正经官似的。而母亲却毫不当回子事，停车的地方她从不去，还问我干部们送的米给人家钱了没？我只说，你别管，我会给的。我知道我给他们也不会收。反正米是不能白吃的，比方人家到我这儿办事，我好好招待人家就是，也无大的能耐，管几顿饭而已。

　　我的儿子藐视这帆布蓬子，他说这东西是打仗用的，北京街头早已看不到这号破烂。他在京城一所大学读硕士，说话向来很狂，也很少回过我的老家。那次我硬拉他回去，坐的就是这辆吉普。临近家乡的黄土路时，我和司机谈起了我的母亲活了八十几，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儿子惊诧地说：“这可能吗？天方夜潭！实在应该让奶奶到县城看看。”这话倒是提醒了我。

　　以前回家我曾多次动员过母亲，让她跟我出来看看住住，但每次她都不，她说外面她住不惯，走州过县她觉得云天雾地不知要飘落在哪里。她还说：“穷家难舍，我恐怕没那福份哩。”

　　是的，我们家多少年都不富裕，老院一直保持着那副老样：院墙长久得发青掉皮，窄窄的小门楼上长着草，院子里鸡在散步在随意拉下鸡屎，窗台上晒着干萝卜条，墙角是小小的煤和烧土堆，并堆放着发灰的浮碳，这浮碳是母亲从别人倒掉的炉灰里拣回去的。还有院外那用砖头泥砌围起来的厕坑。母亲难舍的就是这样的家。

　　多少次请母亲出来住住她都不同意，这次倒是可以接她到县城转转，见点小世面，也算不枉来人世一遭。

　　司机立即响应，他说：“这回一定要让大娘到县城，我跑慢点，保证不让大娘颠着。”

　　但是，母亲不去。

　　司机说：“大娘你想快就快，想慢就慢，到城里不想下来，我拉你慢慢在车上看。”

　　儿子也说：“奶奶我扶着你，怕晕车我给你去买药。”

　　“我不去，”母亲说，“老都老了，我不去，我怕见那青石山。”

　　过了会，她又问我：“每回回来，你那车都停在哪儿？”

　　我说骡马大店。

　　“哦，”母亲说，“要留点意，千万别压着地里的青苗。别让乡亲说哩。”

　　在弥留昏睡的几天里，母亲一遍又一遍叫的是：“妈，妈……”

　　母亲和她的母亲在这片黄土下会合已十年了，我自己也已经退休。

　　在他乡颠簸几十年，遍尝荣辱甘苦后，现在我最想说的是什么？

　　是故土最亲，母亲最真诚，落叶应归根。我想有一天，儿子会把我的骨灰盒捧回来，埋到这块地里，我将会厮守在母亲身边，永远永远。

　　难舍的故土啊，这里是我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