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团中央共患难

　　耀邦在四纵时间不长，不久之后调动了工作，我们又分手了。直到我任团中央书记时他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我们才又走到一起。那是1952年秋天，建国已经三年，党已经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总体情况和个人身份都与战火纷飞的岁月大不相同。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忠诚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仍然是党团干部最根本的要求。这根本的一条人们未

必都能做到，耀邦却模范地身体力行，给我留下的印象比四纵一段岁月更深。

　　这段时期有一件往事难忘。1953年6月，(中国)青年团筹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耀邦做工作报告，我做团章修改报告。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两个报告后来都得到了毛泽东主席肯定，称赞“写得不错”；而这两个报告都曾删去了“毛泽东思想”几个字，埋下祸根，事过十三年文革爆发，这几个字的删节成了耀邦和我的弥天大罪。我那时在国家对外文委担任副主任和党组书记，和耀邦一起被造反派揪回团中央礼堂批斗。造反派厉声质问我们，为什么竟敢从团的工作报告、团章以及修改团章报告中删掉“毛泽东思想”。耀邦推功揽过，把责任全揽到自己头上，却再也想不起事情的由来，而造反派不依不饶，连连追问。逼急了，耀邦就说：“你们去问无产阶级司令部去！”造反派恼羞成怒，把他斗得更狠。

　　其实，无论从原则还是从具体情节来说，耀邦这话都是绝对不错的。当时我听着造反派对他逼问，就回想起了事情发生的经过。我告诉造反派，“修改团章报告和团章中的‘毛泽东思想’几个字是我亲手划掉的。这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派陈伯达来帮助我们起草文件，陈伯达传达毛主席自己的意见说，为了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消除猜疑，‘毛泽东思想’就不要再提了。”毛主席自己的话总得听信罢？这才解了围。押出礼堂时我们在礼堂大门口相遇，耀邦面容消瘦憔悴，和我互相注视，默默无言中传达着彼此的关切。

　　这事耀邦后来也想起来了，此外我还想起了陈伯达作威作福的丑态和耀邦的愤怒。陈伯达那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权势显赫，架子极大，根本不把团中央放在眼里，一味指手画脚。每次来到团中央，把报告接过去看几眼就随手递回，指摘这不行那不行。有时说毛主席不满意，有时他把报告带回去，不知看了没有，反正一个字不动就拿回来，还是要改。耀邦和我把自己整天关在团中央办公室里，改过来改过去，改得身心疲惫，愁眉苦脸，陈伯达依旧挑剔不断。终于有一天耀邦发火了：“毛主席让他协助我们改文章，他整天只知道指手画脚。不管他怎么说，老子就是不改了，就这样定了。”毛主席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删除的话，就是在这之后告诉我们的。团的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后，毛主席接见耀邦和我，“你们的报告写得不错嘛”这句话，就是这次见面时说的。耀邦和我听了相视而笑，陈伯达的事却没有敢告诉他。

　　和在四纵时一样，我和耀邦密切配合，整顿团的工作作风，加强团员青年的思想工作，迅速跟上党中央的步伐，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