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宝中央民院的同学勇炎，1998年回雷山县中学教书。他用苗文记录了一部《杨大陆之歌》要燕宝翻译，没有背景资料，有该注释的不注。燕宝特地带稿子回去，念给杨大陆故乡本宏的群众听，问她们歌记录全了没有，同时了解杨大陆追随张秀眉造反时的情况，歌中有些该注释的地方，补写注释，凡是去郎德寨的人，都没吃拦路酒，这是郎德姑娘给燕宝敬酒。杨大陆家的房子还在郎德，130多年了！

　　
这张是燕宝去调查苗族故事回来时照的

　　燕宝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因贵阳郊区机会没有选上一篇，代表面有问题，燕宝便亲自去郊区清镇市苗村调查，搞了两天，采录得三篇故事稿。回来时，苗族群众送燕宝场面，燕宝时左手挂个红袋子装故事资料，戴黑眼镜得人，入乡随俗也勾腰拍手答谢群众欢送的热情。

　　1958年大跃进，领导让燕宝参加编写《苗族文学史》。燕宝并不愿意，并坦率地说，“我原来编写苗文读物和翻译民间故事、诗歌，倒也觉得胜任愉快。但我从未读过文学史，真不知怎么写。苗族文学作品，公开发表的还没有几篇，也要编文学史，真是瞎胡闹。”在那个年代，要讲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幸好当时领导并没有追究，反而让他翻译整理苗文作品。此后不久，燕宝又被调到省文联民研会，让他去啃翻译这把硬骨头。“我的民间文学生涯自此起步。”从此燕宝便开始了自己长达一生之久的民间文学研究。

　　民研会采录翻译的那些苗族民间文学资料，大多记录不全，又都没有必要的背景材料和注释。凭这些资料，是翻译不出好作品出来的。燕宝暗下决心，非要亲自再去采录翻译不可。燕宝敢于下这样的决心，是因为此前燕宝有半年之久的苗语普查和采录民间文学的经验教训，知道田野作业也是一门学问，并非不用脑筋的。搜集民间文学资料是一件很枯燥且繁复的工作，对于这样的工作燕宝说，“每次我都会找一位歌手或故事家，由他念诗歌，我记；请他讲故事，我写。念完记完；讲完写完。田野作业也就大功告成了，回去自己再慢慢翻译整理。不少民间文学资料多是这么来的。很多民间读物、民歌没有背景，资料不全、片面，做搜集工作不能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写。只有自己的深入搜集研究才可以。”

　　1963年，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希望可以了解一下当时水族的民间文学情况，做个作品分类目录。在这里，燕宝遇到了个水族著名歌手，72岁的潘静流老先生。潘静流老先生不仅是著名歌手，还是位读过“诗云子曰”的老学究，发明了汉字记“水音”的妙招，写有几大部水族传统民歌和故事的文本，更值一提的是那本最具民族特色的《双歌》。“我无意间发现这座水族文学富矿，且已动手发掘了。真是舍不得离去。”对于自己深爱的事业，燕宝总是这样义无反顾，他继续留在水族自治县进行自己的工作。就这样燕宝心无旁鹜地跟老歌手磨蹭了三个多月，才把他那几大部民间文学资料记译同步完成。

　　燕宝这样一个完全不懂水语的人，是如何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呢？“第一，是凭借我极为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国际音标，任何民族语言都能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第二，是因为我运气好，歌手是个知识分子，他就是最好的翻译。我们的合作，就是从《双歌》开始的，他念一句，我记下来，请教他每个水语的汉意，即让他先行“字译”。我逐一写下来，然后进行“句译”，得到他的首肯认可了，才往下走。每遇到翻译出来的歌句有问题时，我就向他请教。他讲明白了，我才能明白其中蕴涵的内容：有的是历史典故，有的是独特的习俗……等等，我便立即写上注释。每记完一首歌，注释总是不少的。因为水族《双歌》都是隐喻性的比喻，每记完了一首，都要请教歌手，这比喻了什么？他解释说了，我才在最后一页或附页写下《附记》(背景材料)。一部《双歌》资料共有102对，也就附有102份背景材料。我认为这样的田野作业，是比较科学的，采录的资料较为全面，忠实可靠，保存了民间文学固有的多学科性的含金价值。”燕宝回来编印了一部《水族双歌集》，撰写了一篇《水族文学概论》和一篇《水族民歌的格式与韵律》。

　　如今，已近耄耋之年的燕宝，却依然关心着许多年来自己一直忠爱的事业。对于目前民间文化的形式，燕宝是这样说的，“市场经济发展了，很多人也开始向沿海地区迁徙了，而知道、懂得自己民族文学传统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民间文学搜集起来也就困难很多。”这些年，民族融合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似乎也越来越重要，就要靠更多的有志于此的年轻人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