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革之后，发轫于“伤痕文学”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曾制造了文学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然而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新时期文学那些曾风光一时的作家如今身居何处，都在忙些什么?我刊从今年第一期起的系列报道“新时期走红作家今何在”将一一满足您了解的愿望。

　　在新时期文学万众瞩目的年代，江西的陈世旭因3次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成为文坛炙手可热的人物：1979年《小镇上的将军》、1984年的《惊涛》、1988年的《马车》。鲜花与掌声之后的陈世旭的情况又如何呢——

　　(作者：刘华)

　　陈世旭沉醉于书法，仿佛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

　　有一天，走进他的办公室，猛见贴满一面墙的墨迹，不禁被其吓了一跳。那是明万历年韩道亨的《草诀百韵歌》，密密麻麻的黑字间栽着一棵棵红字，他用朱笔为每个草体字标了注释。在把草诀歌抄出来贴上墙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背得滚瓜烂熟。

　　于是，这满墙草诀就好像是一面凝滞的旗帜。

　　在这面旗帜下，他利用公务之余研读字帖习练书法，可谓如醉如痴。其进步之快，令行家也惊奇。他的草书无拘无束又有板有眼，线条奔放飞动，收敛有度，呈现出遒逸的墨相，墨色随用笔使转提按变化丰富，章法趋于大气自然。有书家评价说，这在文人书法中达到了较高的层面，因为他深得书法之精神，是用心在写，有感而发，字里行间贯穿着思想，闪烁着刚毅的性格光彩。

　　坦率地说，对书法一窍不通的我最初还以为他忽然痴迷于“写毛笔字”是对世事纷扰的一种回避，是到尺幅之中去寻求内心世界的清静，或者寄情于笔墨排遣胸中之块垒。因为，我知道，在一个省的文人社团的领导岗位上，以他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性格，不得不直面文坛历来固有的各种丑陋，他心里郁积着“忧愤和感伤”。近年他所发表的《作家的幸福》、《权之悖论》等多篇随笔对此有酣畅淋漓的倾诉，其间或有愤激之辞，而他坚执前行的心路历程却也跃然纸上。

　　想当初，陈世旭对把握好这“可能做好人、行善事、积阴德”的“权”是专注投入的。他曾以正人心、明法度为出发点，大刀阔斧地革除单位上的各种积弊，不无浪漫地倡导民主、团结的精神，他明晰的思路、凌厉的作风和令全场哑然的口才以及彰扬正气的诸多做法，都叫人刮目相看。在他倾尽心力的操持下，短短的时间里，最直观的变化是陈旧不堪的办公大楼装饰一新，成了让人觉得体体面面的艺术殿堂，甚至，成了闹市中时有游人来拍摄的一处景观。

　　他说自己有洁癖。是的，他容不得工作环境有一点儿脏污。为了某个办公室阳台上的垃圾和野草，他曾怒斥得当事人挂不住脸。对精神环境举目可见的龌龊，他更是水火难容。然而，这却是谁都无力“整治”的，他也不屑于与之周旋，他轻蔑一切卑鄙者，“且是鲁迅说的那种无言的、连眼睛也不转过去的轻蔑”。他对鲁迅的尊崇在笔端、在言谈中随处可见可闻可感，那是端坐在会议室里的一尊塑像，是他自己粘贴并挂在办公室墙上的一幅颇为传神的头像。

　　置身于“公务”的泥潭里，好在他从开始投入起，就是清醒的，“对一个真正献身写作的人来说，任何形式的生活，包括苦难都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永远不会失去平衡。关键是要永远清醒地记住写作的使命，不在虚幻的荣辱中迷失自我。”

　　有位书法家说得好，说陈世旭潜心学书法是“养文学”。这个“养”字，似乎道出了他苦练书法的心机，同时也活脱脱地勾勒出他始终不渝的文学精神。

　　这个“养”字，其实也贯通了被他自己喻为甘苦备尝的“挂职体验”的那段生活。用他的话说：“1999年开始，我觉得自己终于度过了焦虑和烦燥引起的心理危机，重又开始以超脱的姿态冷眼面世了。”他自勉道：“少一些热闹，多一些安静；少一些沮丧，多一些开心；少爬一些山，多爬一些格子。”于是，在挥毫泼墨的同时，他循着九十年代初期写作长篇《裸体问题》的思路，继续对当代文化人的精神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写出了长篇小说《世纪神话》(见于《中国作家》今年第8期)。前者生动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面对改革开放大潮的复杂心态和人格矛盾，以独特的眼光、深沉的思考对他们的灵魂进行了冷峻的审视和有力的拷问，相隔近十年后，他始终不渝的精神探求更加深入，更加犀利，他以冷峻的目光穿透喧嚣浮躁的现实生活，关注着当代人的精神状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传达着自己的理性思考。《世纪神话》中写道：“人是什么东西?或许更多的只是一种过渡，是世俗和精神之间的一座狭窄而危险的桥梁。走向精神，是最内在的命运所驱使的；陷于世俗，则是最实在的欲望所束缚的。人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想入非非却又战战兢兢的摇摆。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像寂照那样怀了无限的悲悯超脱在充满了梦魇、污秽、血腥和罪恶的苦海之外，坚定不移地走完自己认定的精神历程。”

　　称陈世旭为精神探求者，我很自然地想到他的中篇小说《青藏手记》。许多人由青藏高原回来，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匆忙中搜猎的奇闻和肤浅的感慨，而且那些感慨(包括夹杂其间的偏见)似乎总有人云亦云的嫌疑。陈世旭却不然，当读者正为他“重返小镇”、在《镇长之死》中塑造出一个可以折射“文革”、映照国民性的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而惊喜时，他紧接着又在青藏高原那最接近神性同时又是生命禁区的地方，从一群平凡的建设者身上发现了被人们遗忘多年的崇高，由此而对当代人生命意义作了庄严的叩问。那次短暂的采访，对陈世旭来说，却是长期以来所作的精神探求在高原上与虔诚的宗教信仰、与悲壮的平凡人生的一次壮美的遇合。所以，高原民族对于精神天国的信仰与膜拜，在他笔下，是那么纯净那么撼人心魄；老那等人物的生活故事被他叙写得那么真实动人，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是那么平凡却又是那么荡气回肠。

　　然而，这个作品在当时的文坛上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有的评论说：表述理想主义到了九十年代已经是一件坚硬难攻的事情，要获得读者“信服”和“感动”成为两道不易跨越的高栏。我觉得，它只道出了部分事实。我以为九十年代创作上的障碍物未必真是来自读者。

　　不管怎样，陈世旭始终严肃地审视着现实、思考着人生，他远离时髦，拒绝流行，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坚守着自己的创作观念。面对当时意义消解、价值颠覆的文学现实，他依然故我，执着地在“将军镇”、在更为广阔的现实世界里实践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因此，在新时期文学20多年的历程中，他能够一再拿出精品力作。

　　在我匆匆回忆陈世旭的创作时，我忽然觉得近几年他操持一个单位的工作其实也是一次精神探求的历程。因此，那段经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文学想象，“养”成了发表于近期《十月》上的中篇小说《试用期》。作品所描绘的文化人的生存环境既是我们熟悉的却又令我们震惊，尤其是精神环境之恶劣，更叫人感到切肤之痛。主人公有所作为的企望在那样的环境中简直就是一种精神历险。阅读这部融注了陈世旭个人切身体验的作品，有一种锐利感划过我的心头，也有一种沉重将我坠入深思。在我们端详着结尾处勾勒的一个单位的人格化缩影时，我们分明也看到了一个思想者、探求者坚定的背影。

　　也许那背影是孤独的。但在精神探求的路上他肯定不会寂寞。

   短信节日传情奖中奖：数码相机、CD/VCD……大奖总值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