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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衣向东

　　一个女孩子就走过来，头一低，细声说："支队长，来了。"

　　支队长把我指给她看，说："我们首长来了，想唱歌，你陪他唱，谢谢你呀。"

　　"谢你才是哩。"叫芸芸的女孩子对支队长说完，转头朝我一笑，说，"你点歌吧，我们一起唱。"

　　我确实不会唱歌，就点了一首自己喜欢听的，让芸芸去唱。

　　支队长坐在我的身边，要了两盘瓜子和两杯茶水，同我一起听歌，我因为看出支队长是被看门老头"感动"来的，便拿他来开心，说："看样子，这女孩好像专门给你备用的。"

　　"是呀，我们政委不在，只好配一个副政委了。"他来了个顺水推舟，笑着答。

　　我明白他说的"政委"，是指在兰州的家属，那个在家里说了算的"班长"。于是我仔细看眼前的"副政委"，一副好身段，一副好嗓子，是上等的姿色。

　　本无心听歌，点了几首让芸芸唱罢，前后二十分钟，我便要起身离去，芸芸惶恐了，以为照顾不周，跑到我面前问是否跳舞。得知我不跳，更不知所措地站立着，把求援的目光投向支队长。

　　"没事的，他就是这样的。"

　　支队长安慰着芸芸，从兜里掏钱给她，我急忙拦住支队长的手，自己掏出一百块要给芸芸："陪我唱的歌，应该由我掏钱。"

　　"我们一起听的。"支队长看到我一定要付钱，又说，"五十就够了，就这规矩，我付瓜子钱吧。"

　　支队长付了十块钱的瓜子钱，我们一同走出俱乐部。我的那位看门的烟台老乡见我们走出来，急忙朝支队长点头，一副很感谢的样子说："谢谢支队长，你走好。"

　　"这老头，我们进俱乐部又不是给他送钱的，他感激什么?"我说。

　　"他知道我进去点的芸芸。你知道芸芸是谁?"

　　我脑子一个激灵，模糊意识到芸芸和老头之间的关系，仍然惊讶地问："是谁呀?"

　　"他的小女儿。"

　　这正是我一个激灵所想到的。那么这个老头是什么人?他如何来到戈壁滩，如何落到这种境地，当然是我接下来要问的。支队长也知道我必然会问这些，不等我问，就看着我脸上瞬间变化着的惊叹和疑惑，说："回去再讲给你听。"

　　听完了看门老头和小女儿芸芸的故事，快十点了，支队长站起来，预备离开我房间，回去等待兰州"政委"的电话，让我早点儿熄灯休息，而我却在他走后很久，呆呆地坐在床头。

　　我的烟台老乡也是军人，这倒没有什么奇怪的，到这儿的第一批人大都由军人、科学界资深专家学者、富有工作经验的劳动模范、朝气蓬勃的优秀青年组成的。他最初穿着棉衣，肩扛手提着行李，走进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死亡之海"，才二十六岁。三十万人一下子开进茫茫戈壁大漠，生活根本没有保障。水从120多里外运来，粮食从四面八方汇集，后来赶上灾荒年，调拨的粮食供应不上，就只能靠骆驼草籽充饥，晚上睡觉挖个地窝子钻进去，身上蒙一块白布遮挡风沙。"地窝铺"这个名字，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一代人用血汗写就的历史，后人仍在阅读--读不完呀!

　　这些年，核反应堆早已关闭了，国家不再拨款，工厂军转民，被称为"原子城"的地窝铺在九万平方公里的戈壁沙漠中，成了一座孤城，工厂几乎全面停产，不知道该朝哪里"突围"。两万多张嘴，在漠风中停摆了。

　　一座座楼房，很安静地矗立着，如何也想象不出当年风嘶嘶马啸啸的场面了。

　　寂静中，这些男男女女仍在苍茫的戈壁滩上生儿育女，不知道要繁衍多少年。他们的父亲或者爷爷当年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把自己的生命连同子孙的青春都搁置这里。事实上，他们自走进戈壁滩的那一天，自己的命运与戈壁滩就连接在一起了，这片千年苍凉的土地，注定成为了他们后人的祖坟。

　　老一代地窝铺人失去了职业，也就失去了吧。然而新一代却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于是他们当中的一些年轻人，就预备掉转方向走出茫茫戈壁，寻找新的生活空间。眼下的地窝铺，很像一个独立的小社会，与外界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联系，青年男女恋爱结婚，大都是就地取材，时间久了，就结成了一个大家庭，再结下去，该是亲上结亲了。有什么办法?供他们选择的方式就这么简单，留给他们的生活空间实在太少。

　　作为女孩子，在这儿的生活境况就不必说了，她们逃离地窝铺最简单的方式，是嫁出去，这里的武警官兵自然成为她们的首选对象，她们知道这些当兵的人，迟早要离开戈壁滩的。事实上，常年生活在戈壁滩的官兵，在外面找对象很艰难，但在这儿就成了香饽饽，可以在美丽女子中随意指点江山。

　　我终于明白那个卖小百货的女孩子为什么送我两双袜子。

　　我终于明白支队长为什么点芸芸陪唱。

　　明白了，也就有了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

　　我的那位烟台老乡呀!

　　"那次我老婆来，担心我在这儿搞垮了身体，迫我转业，没法儿，我就把芸芸父亲的故事讲给老婆听，这么一个老资格的军人，把三个儿女都丢在这里，没职没业，他的家乡烟台是个什么地方，能比吗?人家现在什么也不说，其实比芸芸一家艰难的不知有多少，当年从上海从北京那些大城市来的专家学者，如今一家老少也都在这戈壁滩上熬着，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已把自己的血肉埋葬在戈壁滩了。我老婆孩子都在兰州，一个人在这儿呆一辈子算什么?老婆就什么也不说，回去了。"讲完我的烟台老乡的故事，支队长感慨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呆坐在床上把支队长这段话反复品味了几遍，知道他不可能接受我的采访了。或许他是到了戈壁滩之后，才变得寡言了。

　　第二天晚上，我又到了俱乐部，走到门前的时候，热情的烟台老乡出来跟我打招呼，看到支队长没有来，似乎有些失望，问道："就你一个人?"

　　我点点头，明白了他的顾虑，就说："我昨天跟里面一个叫芸芸的女孩子说好的，今晚还来听她唱歌。"

　　烟台老乡愣了愣，暗察我的脸色，没有看出一丝破绽，才又恢复了那张笑脸，点头说："那孩子的歌唱得好，唱得好。"

　　进了舞厅，仍旧是昨晚的场景，冷清中呆坐的几个女孩子围了过来，我学着支队长的口气问："芸芸来了吗?"

　　芸芸走过来，比昨晚显得兴奋和热情，昨晚支队长点她，是意料之中的事，今晚就不同了。

　　她说："欢迎光临!"

　　她引我走进一个包间，问我需要什么，我掏出准备好的六百块钱递给她，说："两瓶啤酒，两碟瓜子花生什么的，剩下的全归你。"

　　我计算过，除去我返回北京的路费，也就有这么多闲钱。她捏着钱，呆呆地站在我面前，看着我半天才说："我们俱乐部只陪唱歌跳舞，别的、别的……"

　　显然她被我的六百块钱弄晕了头，歪解了我的意思，脸色红红的，垂下了头，有几缕头发随即垂了下来，遮挡了她的眼睛，捏着钱的手僵在半空，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了。她的这种窘态，让人心碎，我急忙把看得发酸的目光投向别处。

　　"就听你唱歌，你的歌唱得好，我喜欢。"

　　"那么……最多一百五十，不需要这么多，你怎么……"

　　"你去拿啤酒吧!"我故作不高兴地说，说完，心里又暗说，"你父亲是我的老战友，你和我女儿一样，父亲都是当兵的人!"

　　她慌慌地去了，仍然一脸的疑惑。

　　"先唱《咱当兵的人》。"我对她说。

　　一旦进入到歌唱的境界，她的情感便完全释放出来，可以听得出来，今晚她唱得格外投入。到后来，她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全不知道在她唱《当兵的人》时我眼角流出的那些泪水。她在为自己歌唱了--歌唱她的命运，她内心隐藏着的忧伤和叹息。等到她把自己的情感无遮拦地释放出来之后，突然想到身边还有一个多余的我，于是羞红了脸，随即又关闭了心灵的窗口，恢复了脸上那种热情奔放的表情。

　　"你来唱一首吧，我陪你唱。"她一下子坐到我身边，感觉坐得近了些，就又抬了抬身子，事实上身子并没有挪动出多少。

　　我摇头。略一停顿，问她："如果俱乐部关闭了，你做什么去?"

　　她静了半天，叹息着说："再说吧，总不会饿死的。"

　　"军工厂军转民，苦了像你们戈壁滩这样偏僻的地方，没什么项目，死熬。"

　　"熬吧，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国家现在这个样子，或许以后会好的。"

　　"苦了你们这一代人。"

　　她突然笑了，看着我的表情，说："已经很幸福了，出生在什么时候就得说什么时候的话，出生在这个地方就得说这个地方的话，建国初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吃一碗红烧肉要高兴半天，如果我出生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更惨。"

　　"这话……倒也是。"

　　我站起来，我想我该走了。

　　在门前又遇到烟台老乡，他快活地问我："怎么不再待一会儿了?"

　　"困了。没有生意，你们也该早些关门了吧?"

　　"关早了，回去也是闲着。"

　　"什么时候回咱老家看看吧，家里还有什么人?"

　　"剩了个老姐，快死了，怕是见不上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仍旧快活，仿佛快死的那位，是别人家的老姐。也是，不快活又怎么样呢?相隔着几千里路，即使腰板足够撑到老姐身边，兜里的路费却撑不到，也就不去想吧。明知道不能改变的事情，想也无用，正如他的衰老和不久的死亡，愁眉苦脸是愁不出一些明媚的日子。于是，人就有理由来快乐。　只是，我看着他粗糙的脸，想，如果他们当年没有来这里，而是呆在北京上海，或者随便一个城市，如今的情形会是什么样子，他，还有芸芸……其实，这是不能想的，这是两条永远也不会相交的生命轨迹。

　　后来仍忍不住问："据说，你们刚开进来的时候，吃的是骆驼草籽?"

　　"那时候国家艰难，嗨，再艰难的日子，咬一咬牙就挺过去了。"

　　我心里一阵感动。芸芸好像也是这种话，芸芸从他身上已经继承了应付艰难的韧性。如此说，地窝铺总有一天会找到"突围"出去的路，总有一天的。

　　"是呀，你们不是都挺过来了。"我说。

　　"也有没挺过来的，我的一个战友没挺过来，骨灰撒在戈壁滩上，死前留下的话，组织照做了……"

　　我的烟台老乡说这话的时候，快活的神态消失了，声音低沉下去，随后把目光投向远处的戈壁滩。在耀眼的霓虹灯光里去看远处的戈壁滩，更显得黑漆漆的看不到边际，我也无法从他投向远处的目光里，判定那一捧骨灰飘洒的方位。

　　第二天中午，我离开地窝铺，支队长几个人又一字排开在站台上送行，握手告别时，支队长笑着说："你是雷锋出差，好事做了一火车呀。"

　　他厚嘴唇的裂痕里，依然是新鲜的血丝。显然他已经知道了昨晚的事，究竟是芸芸告诉了父亲，还是父亲主动问芸芸的，我就不知道了。可以肯定，我的那位烟台老乡和女儿芸芸互通了信息后，心里都明了了，但是他们如何转告了支队长，又说了些什么感谢话，我又不知道了。至于那个俱乐部会在什么时候关闭，我就更不知道了。

　　离开地窝铺和来到地窝铺的场面，没有什么两样，站台上照例冷冷清清，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上下车的旅客，火车的窗口也仍然伸出参差不齐的脑袋，用惊讶的目光费力辨认水泥站牌上的三个字。

　　略有不同的，是火车从另一方向的乌鲁木齐开来，奔兰州去。

　　运行轨迹的方向变了。

　　韩城

　　我是从西安到韩城的，在西安逗留的几天中，我一直琢磨去不去韩城，这个地方离西安远了一些，路也难走，天空又阴沉沉的，拉着一副落雪的脸色给我看。

　　在西安，接待我的是武警支队的政治处主任田果，他陪同我转了几个监狱的警卫中队，几乎天天跟我唠叨韩城监狱。一天中午，我们两个人在地摊上吃五块钱一碗的牛肉面，我咬了一口他递给我的大蒜，辣得嘴角撇到耳根下，说："咱们明天到韩城。"

　　"明天？"他也正吃着大蒜，辣得脸红脖子粗的，舌头在嘴里不停地翻卷着，仓惶咽下嘴里的一口牛肉面--我很担心他慌乱中把舌头一起咽下去--说，"你不是说不去吗?我们也没有个准备。"

　　"准备什么。"我说。

　　"瞧你说的，你是总部下来的，他们中队总要搞搞卫生吧。"

　　"总部怎么啦?我又不是首长。"

　　他笑了笑，继续吃他的大蒜，吃他的牛肉面，从嚼烂的牛肉面里挤出句模模糊糊的话："总部下来的都是我们的首长。"

　　这是个老实人，话说得很真诚。我刚跟他见面的时候，被他的热情弄得很不好意思，曾婉转地表明白己没有任何职权，也不是个聪明人，前景并不看好，而他还是那样热情地对待我。几天一下来，我才断定他并不是外阳内阴的那种人，从我们两个人在地摊上吃牛肉面就可以看出来。

　　当天下午，他就通知了韩城监狱中队的指导员，让他们把卫生搞好，说："总部的首长要去看望你们，收拾利索点儿，你看你们猪不是猪，人不是人，一个个都灰不溜秋的。"

　　从他几天的唠叨中，我已经知道了韩城中队的兵和猪，怎么弄成灰不溜秋的样子。韩城监狱在大山里，四周的山这几年一下子热闹了，挖出了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煤矿，开山劈石的炮声隆隆不断，皮球大的石头经常呼哨着从哨兵头顶上飞过，黑色的煤粉铺天盖地，夏天躺在白床单上午睡，爬起来的时候，床单上留下一个完整的人形，就连兵们喂养的白皮猪，也变成了黑不黑白不白的货色。

　　韩城中队接了电话，肯定紧张了一阵子，很有可能还开了个紧急会议，布置了如何搞好卫生迎接总部首长。他们不知道要去的是个什么样的首长，他们这里从来没有去过总部下来的人。

　　其它卫生怎么搞的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中队炊事班晚上烧了几大锅开水，让每个兵擦了身子，并且给六头肥猪和一头猪崽洗了澡。他们大概把政治处主任田果的玩笑话当成真的，在解决人和猪灰不溜秋的问题上下了很大功夫。

　　在我还没有赶到韩城的时候，那里的猪已经死了三头，小猪崽当然在其中。剩下的几头，也患了严重的感冒，不吃东西了。死去的三头猪，是讲完了卫生，在半夜被寒流带走了。死得倒也体面。

　　中队的指导员见了田主任，就悄悄地把他拽到一边，检讨落实主任的指示出了娄子，半夜冻死了三头猪，剩下的正咳嗽着，说："就别让总部首长检查猪场了。"

　　面对憨厚的指导员，田主任虽然心疼三头猪，却也不能说什么，只问三头猪怎么处理的。指导员说还放在猪场，总部首长来，没敢收拾，怕弄得猪场到处是猪屎猪毛的。

　　"冻得干梆硬，放上十天八天没事儿。"指导员说。

　　"收拾出一头中午吃。"田主任觉得中队喂养的猪没有使用催化饲料，猪肉有味道，并说，"就要那头猪崽。"

　　指导员当即派了几个兵收拾那头五十多斤的猪崽，兵们当然欢天喜地，他们中午可以连肉带骨头嚼一顿了。只有一个兵不高兴，就是喂猪的饲养员，兵们吵吵嚷嚷收拾猪崽的时候，饲养员借故去山下挑水，走开了两个多小时。

　　我们是在上午十点多到韩城的，中队的干部围坐在会议室内，给我汇报中队以及所警卫的监狱的情况，然后指导员陪着我和田果到监狱围墙上转了一圈，我看到监狱内的篮球场上，几个秃头子正在打篮球，而且打得不坏。

　　再后来，我们看了二十几个兵的床铺卫生，就没有什么地方可看了。田主任想起猪的事情，觉得还算好笑，就讲给我听，希望我能笑一笑，免得在韩城没有一点让我高兴的事情。我还真笑了。

　　这样，中午啃猪排骨的时候，我就觉得与在城市吃的猪肉确实味道不同，也就吃得很饱。

　　午睡时，我觉得肚子胀，看到田主任已经躺下，就对他打了个招呼，说："我出去遛遛步，撑着了。"

　　出了屋子犹豫了几步，正不知道脚步走向哪里，突然想起猪场死去的猪，不由地笑了，就朝猪场走去。

　　猪场在中队的后院，依靠山根搭起了几间猪舍，猪舍前面垒起一道院墙。走进院墙，我一眼看到贴在墙上的猪皮，由于兵们不太懂得屠宰技巧，把一张小猪皮扒得七零八落，很不规则。猪场内比较安静，我走到几间猪舍前，探头寻找那几头感冒的猪，却不见影子，想，或许咳嗽了半天，也没熬过去。

　　抬头看到对面饲养员居住的小屋子，门虚掩了，正迟疑着，想去里面看看，就看到一个列兵从里面慌张走出来，对我敬礼，喊道："报告首长……"

　　列兵饲养员喊了报告后，不知道该报告什么内容，脸涨红了，顿了顿，又鼓足勇气喊："报告首长……"

　　后面又没词了，列兵饲养员便紧张起来，腿有些抖。在我来之前，中队干部已经给兵们交代好了，不管我走到哪个班哪个哨位，班长或哨兵都必须报告，比如"报告首长，某班正在学习值勤业务，请您指示。班长某某某"，比如"报告首长，哨兵某某某正在值勤，请您指示"，等等。但是猪场的报告词，中队干部没有明确规定，也不太好规定，倘如说"某某某正在喂猪，请您指示"，就幽默了。

　　我急忙笑了说："别报告了，你们的猪……"

　　"昨夜死了三头。"列兵饲养员微微地垂了头，小声说，"我说不能洗澡，他们不听。"

　　"不是你的责任。"看到饲养员难过的样子，我就安慰他一句。

　　"怎么不是我的责任?那么冷的天，一身湿乎乎的能不冻死?"列兵饲养员说着，眼睛竟然湿润了，说，"我应该想到会冻死的，可我就是没有想办法。"

　　我没有想到列兵饲养员这么自责，说："你有什么办法?冻死了就冻死了吧，你能不让它们冻死?"

　　"是呀，就应该不让它们冻死，这事要是让我爹知道了，准骂死我，一个大活人，能让猪活活冻死。"

　　这时候，我扭头看了一眼贴在墙上的猪皮，确实不知道怎么能不让几头猪冻死，听列兵饲养员的口气，他爹是有办法的。一问，果然。

　　列兵饲养员十几岁的时候，娘死了，把他和一个妹妹丢给了他爹，日子越过越穷，后来他爹决定养猪，去市场买了一头母猪，然后侍弄着母猪下了猪崽卖钱。赶上母猪冬天下猪崽，他爹就把母猪和猪崽一起搬进家里，圈在火炕边，一个冬季，人和猪同栖共眠，屋子几乎变成了猪圈。半夜里，他爹起来几次，察看猪崽，遇到生病的，还要抱在怀里。就是靠着母猪下的一窝又一窝猪崽，列兵饲养员和他妹妹长大了。

　　"我怎么忘了把猪赶进屋子呢!"列兵悔恨地说。

　　不用问那几头正病着的猪的去向，我已经知道了。我抬脚朝列兵饲养员居住的小屋子走去，推开门，一股猪粪的气味袭来。在列兵饲养员的床边，有一个煤炉，四头肥猪睡在煤炉旁，听到动静，睁眼看看，哼唧了几声，并不在乎我是哪里来的"首长"，依旧睡它们的。

　　列兵饲养员拦着我，说屋子很脏，不要进去了。看着四头酣睡的肥猪，我心里一阵感动，从猪们身边轻轻跨过去，坐到了列兵饲养员的床上，仔细看猪。列兵饲养员大概看出我还是一个普通的人，也就不说什么，蹲在火炉边给猪们挠痒，被挠痒的猪就展开了四肢，两条后腿随着他挠痒的节奏，不停地踢蹬着，幸福死了。

　　"我怎么忘了把他们赶进屋子，那头猪崽才买来一个多月，如果喂到明年七一，就能长到三四百斤。"列兵饲养员说着，仍旧是一脸悲伤的神色。

　　"算了，三四百斤不也得宰了吗?都是个死，一样。"我说。

　　"那不一样。"列兵饲养员抬头看我，认真地说，"死和死不-样，那时候它该死，在不该死的时候死了，就是我的责任。"

　　我实在找不到什么话可以安慰他，只好说："是的，按说也可以不死。"

　　列兵饲养员仍看着我，看得我心里一阵内疚，终于有了思想觉悟，觉得害死三头猪的罪魁祸首是我。或许我真的不该来韩城。

　　当天下午，我就离开韩城。

　　第二天，阴着的天空终于落雪了。我踏着落雪离开西安，不知道那雪飘洒了几天，所以也就无法推算出四头肥猪大概在列兵饲养员屋子里暖了几天--当然，这并不重要了。

　　　　　　　　　　　　　　　　　　　　　　写于2001年11月5日(完)

　　衣向东，男，1964年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1982年12月入伍，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已出版小说集《我是一个兵》、《老营盘》，长篇小说《一路兵歌》。作品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九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二届北京市政府奖、第四届全军新作品一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电视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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