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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短篇小说都是写外地人在北京的生存以及他们来到北京的原因的：他们都是挣扎在生活的最底层的人。看了《哭啥》，你会知道一个人为什么深夜失声痛哭；而读了《纸灰》，你就会明白一家人为什么深夜冒着被抓的危险去路口烧纸钱……哭啥
现在人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地球便显得越来越小了。不说在国内，你到了犄角旮旯都有可能会遇上熟人。就是走在纽约的街头上，被人猛不丁拍了一巴掌，大概也算不上是什 么天方夜谭了吧。说不定，拍你的人，就是你们村子里惯于偷鸡摸狗的王二也未可知呢。
……
几年前，我初到京城的时候，曾担心人生地不熟的，会感到寂寞和孤独。可没过多久，光是老乡的电话就记了一大串子。
就想，京城并不遥远啊。
当然，有一大串子电话，却不一定有太多的联系。或者说，大多经过一两次见面之后，便疏于往来了。忙，是个原因。感情基础是个原因。性情或趣味上的差异大概也是原因吧。总之，在这个城市里的老乡中，与我经常交往的，也不过就是那么几个人。
老陈算一个。
老陈比我大几岁。过去，我们曾在同一个煤矿上坐机关。他在工资科，我是宣传部。业务上没有联系，人也接触得少。只记得，那时候的老陈很瘦弱，很谦卑，甚至有些唯唯喏喏。与人相处，有一点老是拱手托举别人的意思，让年纪比他小的人也会产生一种优越感。挺舒服的。
不久，我从矿上调到局里。此后，好像再没见过老陈。
……
一晃，时间就过去了十几年。十几年不是个短时间，世事发生了多少变化哇。这期间，我在局机关这里、那里的，像走马灯似地换了好几个部门。最后，又从那里辗转到京城。几经周折，与妻子在一条胡同里开了一家餐馆。人事奔波，岁月蹉跎。老实说，我早把过去的许多人和事给忘了。
去年春末的一个早晨，我去餐馆时，一个服务员正和收废品的人在为着几毛钱争执。哪里想到，那个人竟是老陈!
惊讶替代了尴尬。当时，老陈和我都十分意外。这毕竟是在人海茫茫的京城啊。
我把老陈拉进餐馆。老陈有点忸怩，只坐了椅子三分之一那么一块地方。说，真是的，我做梦都没想到这里的老板是你呀。
原来，老陈几年前就来到了京城。眼下住在城郊，每天蹬着板车到城里收购废品。
我问老陈，怎么样，还不错吧?
他笑笑说，嗨，凑合着闹吧。比不了你这老板哪。
老陈谦卑不减当年。人也还是那么瘦。惟一看出的变化，是眼角上的皱纹明显地多了。没说几句话，老陈便站起身要走。我留他吃饭，他却死活不依。说还有十几家餐馆的废品没去收呢。临出门，竟把几张零票放在吧台上。
我说，干什么呀老陈!几个破瓶烂罐，以后你只管收走就是了。
老陈说，那怎么行，都是做生意，该咋着是咋着。
拧不过老陈的固执，我只好不再与他去推让那几张皱巴巴的毛票了。
我送老陈出门。很窄的胡同里，老陈蹬着板车走了。车上的废品掩住了老陈的大半个身体。从后边，只看得见他的头部，一抻一抻的，远去了。
我立在那里，一时怅然，人生无常啊。
再次见到老陈，是半年后的事了。
那时，老陈已不再蹬着板车到处收购废品。他在城郊租了一个院子，雇了四五个伙计。先收，后卖。是一个专门做废品生意的老板了。
那天，是老陈主动跑到餐馆来找我的。
我们都很高兴。坐了大半个下午。喝了许多酒。
老陈能喝酒。半两的杯子，一抿，便下去一半儿。好在他并不将我。他喝干了，也不作声，就沉默着再把酒满上。当时，我觉得老陈心里装着许多事情。但老陈却不善谈，自尊心也很强。看出这一层，我说话便多了几分试探。他自己不提到的事情，我不会直接地去问他。总怕碰疼了他什么地方。
知道老陈的一些事，都是在后来的一些酒桌上，他断断续续，像挤牙膏似的挤给我的。
那次之后，我和老陈的交往就没有中断过。十天半月的，他就会跑到我的餐馆来。他忙的时候，进来打个腰站就走。没事，我们便喝上几杯，扯一扯。有时候，老陈还硬把我拉到别的餐馆去“坐坐”。老陈不是那种有了几个钱就禁不住抖擞羽毛的人。他请我，大概是想还我的人情吧(虽说没必要，但我却觉得他挺仗义的)。
老陈来北京是万不得已。用他的话说，他是先“下岗”，后“下床”。
老弟，我是个受过大刺激的人啊。那次是老陈请我。他把眼睛都喝红了。
他说，下岗我倒没怎么在乎。下岗的也不光是咱一个。别人能活，咱就不能活?叫我咽不下这口气的，是我那倒槽的老婆。他妈的，她不该让我下床呀!
老陈告诉我，那个女人和他打打闹闹地过了十几年。也和另-个男人好了十几年。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了，但老陈不知道。他总觉得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闹才是祸害呢。哪知道，那个男人的老婆一死，她就彻底和他摊了牌。
末了，就这么蹬蛋了。老陈说，你说，那地方我还能呆吗?
我点了点头。
老陈呷了一口酒，感慨起来，说道，我活了四十多岁，从参加工作起，就盼望有个公出机会，到首都看看……没想到第一次到北京，我是被逼出来啊。
……
老陈初闯北京那一段，日子最惨，几近乞丐。四十多岁的人，找活干，没人要他。又没钱。夜里凑到火车站，连个椅子也占不上。只好倚着墙，站在那里。扬头儿，磕头儿，像睡虫似的，一阵一阵打盹儿。后来，不知怎么就磨悠到郊区去了。终于在一个私人养猪场找到一份活儿，几句话谈妥工钱。老板出去撒尿了。回来时，见老陈已睡成了一只死猪。怎么也叫不醒。老板害怕了，心想，这是个什么人哪，死在这里可就麻烦啦。
于是，叫来两个伙计，胡乱地连扯带喊。半天，老陈才惺忪开眼睛。却一时回不过神来……老陈告诉我，当时，他以为眼前那几个人又是警察呢(他在地下通道里睡觉，曾被警察逮住过一回)，爬起来时，一个劲儿地磕头作揖。
我笑了，你不是在瞎编吧?
老陈说，没有的事儿，我能编得出来?
可是，老陈在猪场里只干了两个多月，就和那里的猪呀，人呀什么的，“白白”了。
你是不知道，戗不住劲呀!老陈说，他干的活儿，是每天到城里拉泔水。猪场距城里有条街有四十多里。白天不让走。晚上，走早了也得在城边等。直到天黑到八九点钟的时候，才能蹬着脏兮兮的三轮车进城。到固定的、已经付过钱的几家餐馆去，打烊之前，收了泔水。往回返，边走，边歇，回到猪场，差不多天已经亮了。
我说，是辛苦哇。
老陈说，辛苦，咱倒是不怕。你看吧，在北京这个地方，能站住脚的，一个是有能耐，要不，你就得能吃苦。咱没能耐，不吃苦，行吗?
我认真地点点头，觉得他的话有道理。
关键是生活不好。老陈看着我说，在猪场你知道我天天在盼什么?杀猪!谁知盼了两个月，才知道猪场不杀猪，卖活猪呀!老陈自嘲地笑了笑，夹一口菜放进嘴里。然后，表情又认真起来，说，养猪的人，吃不上猪肉，不是和早些年种地的人捱饿一个道理吗?让人心酸哪。
我乐了。
老陈说，也不是我嘴馋。穷人做下个坏毛病，几天沾不到腥儿货，就全身没劲儿。千八百斤泔水，几十里路，蹬不动哇。
老陈离开猪场后，就开始收废品了。一干就是三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承包了一处拆迁工地的废品，雇用了几个伙计，折腾下来，竟赚了不少。接着他就办了个废品站，做上了老板。
我问过老陈，想没想过买房。朋友对我说，在北京这个地方，只有买了房，才会结束那种漂浮感，否则，你永远都是个外地人。
老陈摇摇头，说，不。我不会在这里买房的。
我说，为什么?
老陈说，我不喜欢这地方。人太多，乱乱叽叽的，闹得慌。空气也不好，再说，连个家都没有，买了房子，也只能在那凉粥啊。
我说，有了房子，自然就会有家嘛。
老陈说，房子和家不是一回事。
我明白老陈话里的意思。这些年，他漂泊京城，人走家也搬。一直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这期间，他和一个干钟点工的安徽女人有过一点瓜葛。但老陈却不想与那个女人结婚。用他的话说，见面时，好像干柴烈火，事一过，又觉得没意思，特没意思。
……
老弟，我闹心呀。
那天，也是在酒桌上。老陈已经进入状态了。老陈的状态是，几杯酒下肚，你就觉得他有点醉了。又似乎没醉(因为喝到底，他还是那个样子。像一锅夹生饭，怎么也煮不熟；像一壶温吞水，怎么也烧不开似的)。这样的人，在酒桌上，是比较难以打倒的。
我说，钱多了是不是都闹心?
你别耍我了。我说的是真话。说完，老陈长嘘了一口气，眼睛好像被什么东西拉直了。
我不得不严肃起来。
老陈离婚时，儿子才五岁。胖乎乎的，极可爱。老陈舍不得儿子，想要儿子的抚养权。他跟老婆谈判。老婆似笑非笑，只扔给他一句话，他不是你的种儿!说完，牵着儿子的手回娘家了。老陈愣在那里，心好像被什么给弄碎了。夜里，他咬着被角，流着泪无声地哭了一夜。
最后的结果是，儿子，房子，都判给了老婆。家里没有什么存款。电视机，洗衣机，冰箱，衣柜等，也都是些不值钱的旧家什。老婆带着弟弟妹妹等娘家一干人来收房子了。叫他把所有的东西，统统搬走。老陈不搬。也不动。只是直直地看着倚在老婆身边的儿子。以前，他老觉得儿子长得哪地方都像他。这一回，越看，越没有像他的地方了。老陈的眼睛都快冒血了。他当时直想把儿子掐死。看到老陈面目狰狞的样子，他老婆害怕了，牵着儿子一个劲儿往后靠。小姨子也是。只有那个包小舅子，自己给自己壮着胆儿，差了声似的，大声质问他，你想干什么?!
老陈什么也没干。最后，他站身来，就在那一干人闪开的缝隙间，一甩袖子，走了。
我问，家里的东西呢，你没要？
老陈说，没要。
我说，一点没要?
老陈说，一点没要。我是清身儿出的。我就是想让他们看看，我姓陈的是条汉子!
我暗想，老陈就是带着这样的想法来闯北京的吧?
去年秋天，老陈回了一次家。老陈是“独苗”，父母均已去逝。其实，家已经不存在了。老陈回家的目的，显而易见。
临行前，他到我餐馆来了。看他那身整齐的行头，我逗他，说，老陈，衣锦还乡啊!
老陈笑了笑，不置可否。
几天后，老陈却揣回一肚子沮丧。
没想到，那小子过得那么滋润哪。
我知道，老陈是说他原来那个老婆的男人。老陈告诉我，他两年前开了一家小煤窑，现在是当地有名的大款。
老陈说，那孙子姓梁。人们都叫他“梁百万”。也不知是“两百万”还是他妈的“梁百万”……说到这里，老陈一脸的疑惑。
老陈回去后，住在过去一个关系不错的同事家里。他很想看看儿子。同事的妻子，以一个女性的柔肠，自报奋勇地去找老陈原来的老婆。
那个女人，心挺硬。开始，她不同意。好说歹说，最后是看在同事妻子的面儿上，才勉强允许可以把孩子领给他见见。但时间不能长，最多半小时。
儿子已经10岁了，个头比原来高了半截。见面后，不管老陈叫爸。也不吱声。就站在那里忸怩。老陈给他两千块钱。儿子不接。最后，老陈硬是把钱塞进他的口袋里。
在父子关系上，老陈想了半天，无法找到话题。就问儿子，读几年级啦?叫什么名子?这一回，儿子回答得比较干脆些了。他说，读二年级，叫梁志刚。老陈一听就火了。心想，不叫爹倒也罢了，还把姓也改了。个杂种!一气之下，他把那两干块钱要了回来。儿子一走，老陈又后悔了。
老陈说，哎，他毕竟是个孩子啊。
老陈告诉我，当时，他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恨不得一头撞死……
当天晚上，老陈便匆匆地蹬上了返程的火车。
回到北京，有苦没处诉，老陈便跑到我餐馆里来了。说完后，一边喝酒，-边流泪。极委屈，又无奈的样子。
我劝了他几句。话说出来，自己却觉得很俗气。也很苍白。
不说了。就默默地陪着他喝酒。
……
这一次，我们喝了很多酒。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老陈有些过量了。舌头，腿，都有点不太好使了。
一出门，竟差一点摔倒。
我放心不下，便执意送他回郊区。
在出租车上，老陈折腾了一路。一会儿吐，一会儿撒尿。把司机都烦死了，却也没办法，哼呵地叹着粗气。老陈全然不顾。该怎么折腾，还怎么折腾。有一会儿，他还呜呜地哭了。
他说，老弟，你笑话你老哥吗?你老哥窝囊呀。操死他妈的……
也不知道他在骂谁。
好歹到了住处。一下车，老陈便软塌塌地站不住了。我和两个伙计像绑架似的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架到屋子里，放到床上。老陈一句话没说，就酣然入睡了。
我嘱托那两个伙计，叫他们照料好老陈。我就告辞了。
一个伙计把我送到院子里。院子很大(只有远郊才有这样的院子吧)。各处堆放着不同的废品。一大堆酒瓶子，易拉罐什么的，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清辉。说不出是空灵，还是凄凉。
返程的路上，我和出租车司机谁都不说话。
闷了半天，司机才憋出一句，您哥们儿?
老乡。
他哭啥?
没啥。就是喝醉了。
丫怎么这操性!挺大个爷们儿，喝不了您甭喝呀。好，整个儿一傻×。我还以为家里死人了呢。操!
我斜了一眼司机，真想揍他。
但是，我没有。
那是个驴高马大的家伙。况且，我毕竟坐着他的车。
纸灰
我开的餐馆是在一条胡同里。胡同很窄。两旁是青一色的老式住宅。胡同也不太长。一端是一条宽阔的马路，一端是一条商业街。繁华得很。人从胡同里走出去，豁然开朗，如同进入了另一世界。
不愿意走出去，也行。
胡同里什么都有。餐馆居多。都是很小的那一种，六七张桌子，三五个伙计。生意却满好。中午或晚上，饭口时间一到，这里那里，颠勺的声音咯朗朗山响。把胡同里炒得芳香四溢。客人进进出出的，很是热闹。
除了餐馆，胡同里还有一些别的生意。比如，修自行车的，掌鞋的，理发的。卖菜的也有，卖肉的也有……
此外，还有一家杂货店。
店面很小，经营的也都是一些不起眼儿的小商品。有日用百货，儿童小食品，还有香烟，雪糕，电话卡，蝇拍儿，创可贴，等，全得很。走进去，转身三百六十度，周围全是小商品。想起平时在家里用一支笔或换一双鞋还要找腾半天哪。这么多的零零碎碎，人家就能记住每一种东西的位置，还有它们的价钱，真叫人佩服。
店主是一对夫妻。男的叫民子，接近三十岁，面目棱角分明。黑。也瘦。女的要白净得多。高个儿。嗓音好听，而且温柔。他们有一个女儿，三岁左右，白白净净的，翘着两只小辫子。敢说话，声音清亮活泼。很可爱的样子。
先前，我和民子一家并不熟悉。后来我总到小店里买烟，买打火机什么的。长了，就顺便搭讪几句。
民子一家是梅河口人。
梅河口是吉林省东南部的一个小市。有一年我去东北时曾路过那里。时间正是初冬，一场雾凇把那里的百草万木染得一片洁白。壮观极了。那才是真正的“千树万树梨花开”呢。为了看雾凇，我特意在梅河口住了一夜。 因为这点原故，我和民子的关系竟一下子拉近了不少。不知道这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情结?
后来我才知道，民子的家住在农村，不在市里。
民子说，要是在市里，我就不会跑到这里来了。说完脸上掠过一种淡淡的苍凉。
我没说什么。人在他乡，各有来因啊。
……
一个晚上，秋雨绵绵。本是个喝酒的好天气，我的餐馆里却空无一人。
没人也好，清静。
我就把民子拉过来，两人对酌。
与许多乍乍呼呼的东北人相比，初识民子，我觉得他性格多少有些内向。熟了，才发现他挺好说，直爽中还透出几分幽默，挺逗的。
几杯酒下肚，民子的话多了。也兄弟多了。
他叫我“大哥”。
他说，大哥，你知道我为啥到北京来吗?
我说不知道。背井离乡，各有来因啊。
他往前凑了凑，说，大哥，实话告诉你吧，我身上有命案啊。
我一怔，狐疑地看着他。
民子笑了，说，不过你不用担心，咱手上没有人命。就是杀了一头狗。
他喝了一口酒，感慨地说，不过，那可真是一条好狗啊。啥品种，咱不太知道，肯定挺名贵的。你没见过，特别好看。短腿，长毛儿，小脑袋，浑身棕红。你一抬手，它就跳。它以为你手上有什么好吃的呢。直上直下地跳。一跳，一落，全身的毛全蓬开了，像一团火球似的……
我说，你为什么杀它呢?
他说，那是村长家的狗！村长欺负我爹，我就把他的狗给整死了。
民子说，他爹就是死在村长手上的。他爹先前是砖厂的会计。人特老实。村长净在他的账上鼓捣事儿。倒不是什么大钱，但他爹却老怕有一天自己会跟着吃挂。就趁村里改选，把事儿向上头来的人反映了。谁知屁事儿没当。村长还是村长，倒是他爹的会计叫村长给捋了。当时厂长都为难了，说那叫他干啥呢?村长说，出窑也行，推砖坯子也行。就这活儿，干就干，不干就玩鸡巴蛋去!妈的!
民子说，那可是砖厂最累的活啊。开始的时候，我爹一天干下来，浑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子。你说，我爹快六十岁的人了，能戗得住劲吗?
我点点头。问他爹干没干。
干了。民子说，我爹是个要强的人。我不叫他干，他不听。硬是像小伙子似的，一个人去推砖坯子。那天，我看他佝偻着腰，吭吃吭吃推车的样子，心想，这赶上过去受改造的“四类分子”了!一来气，我过去就把他的车给掀翻了。我爹愣瞅着我，嘴角哆嗦着，半天，啥也没说，就弯下身子，一块一块地去捡地上的砖坯子。我看见我爹流泪了。当时，我的手指头都要攥断了。疯了似的想打人。可我却不能去打我爹呀。我一拳砸在自己的脑袋上，嗡儿一家伙，差一点张那去……
我忍不住笑了。同时心里觉得有些酸楚。
民子说，到最后我也没拧过我爹。他还是去。结果，没几天，就一头扎到砖垛子空里去了。后来又在医院里躺了十九天。至死，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窗外，秋雨潇潇。
雨丝飘在玻璃上，一道儿一道的流下来，一派迷。
民子说，他父亲死后，他还去告过村长。他也不想让村长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只想在父亲的医疗费上能得到一点补偿。结果，叫人失望。用民子的话说，一点甜酸儿都没找出来，官官相护哇，些个蛋操的!
母亲早亡。父亲又讨干了家底儿。民子决定到北京找一条生路了，他把可怜的一点家当，能卖的，卖。不能卖的，送人。行李也打好了。行前，民子没忘了去给爹的坟烧几纸钱，培几锹土。
民子告诉我，就是这时候出了事的。
他扛一把铁锹回来时，在村头上碰见村长正和他的狗纠缠呢。大概是那狗想跟着他走吧。村长正摆着手，商量它回去。见民子从前边走过来(两人早就不犯话了)，村长的口气一下子就硬了，是不是想找死呀你!我上北京(民子说他也不知道村长是不是上北京)，你还想上北京?你给我滚回去!操你个妈的!
那狗还真通人气。听村长一骂，果然转过身去，颠儿颠地往回去了。
民子说，当时他都走过去了。可是走着走着，突然觉得不对劲儿呀，他妈那的×的，他哪是骂狗?他是在骂我哪!这么一想，民子不由回头看了一眼，当时，村长已经骑上自行车，快没影儿了。前边，那条狗还在颠儿颠儿地走着。并不时回过头来看一眼民子。民子的心思一下子就坏了。心想，你不是村长家小祖宗吗，我整不了村长，我还收拾不了你?他轻轻的，非常友好地叫了一声“贝贝”(村长家的狗叫“贝贝”)。贝贝还真的停住了。民子再叫(声音更温柔了)。那狗竟摇晃着尾巴跑过来啦。
民子说，它还以为我有什么好吃的给它呢，结果，我一铁锹就劈那去了……
民子把村长家的狗打死后，挖了个坑，就地儿埋了。回到家，一通忙乎。最后，把行李往肩上一抡，带着老婆孩子，走人!
民子说，坐上火车，我才觉得后悔。你说，我打死个狗干啥?它毕竟是个哑巴牲口哇。
我无言以对。
他说，后来我又一想，打死就打死了。去你妈的吧。谁叫你投错了主呢。算你倒霉，活该呀。
我说，村长知道这事吗?
民子说，怎么不知道。我正埋狗的时候，叫张二×碰上了。他笑了笑，啥也没说。当时我就知道，他非坏我的菜不可。你不知道，张二×就是顶替我爹的会计。他把老婆都给村长用，这事儿他能不告诉村长?操他个祖宗的。
民子又说，他告诉了也好。听村里一个亲戚讲，当时，村长差一点没把眼珠子气蹦出来。他咬牙切齿地在村子里放风儿，说不管谁拿住我，都有重谢。说实话，我倒不怕那个鸡巴村长。关键是他那几个儿子，无事不干，个个像牲口，惹不起呀。
我说，有机会的话，我就举报你。看那个村长能给我什么重赏?
民子凄惨地笑了……
到了北京以后，几经周折，民子才开了那家杂货铺。生意也算过得去，但是，整天乐乐呵呵的民子，其实一直没走出那件事留下的阴影。就连春节，他都没敢回老家去过。
去年春天，一个从省城来的朋友在一家医院做心脏造影手术时，出现了心衰。人被急救过来之后，我和他妻子战战兢兢地在医院守候了一天。到了晚上，朋友渐渐脱离了危险。朋友的妻子便几次三番地催促我回家休息。说如果有事，她会马上给我打电话。
我租住的那个十几平米的房子里没有电话。所以，夜里，我就一直没有关手机。
手机没关掉，人也就差不多是一半在醒着。似梦非梦中，那个小东西突然揪心地奏起了音乐。
我一骨碌爬起来，去摸手机时，心都哆嗦了。
电话却是民子打来的。
谢天谢地，这时候你还没有关机!
我说，你快吓死我了!怎么这么晚了还打电话?
我和老婆孩子都被收进来了。你得想法儿捞我们。
我问他因为什么被收进去的。
不为什么。是我们半夜里出来……咳，算啦，三言两语的说不清楚。总之，你要帮我一把儿。不然，我们就被遣返了。
我问他，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说完，电话就挂断了。像是有人在催促或者被人制止了似的。
民子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可我又不能不管。
放下手机，我失眠了。
把民子一家弄出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这之前，我差不多把电话本都给翻烂了。最后是朋友托朋友，拐了不知多少道弯儿，才找到一个正主儿。
朋友的朋友，把电话打过来说，你去吧，那个警察也是个写小说的。
谢天谢地，那一会儿，我差点没喊出小说万岁来。
一路上我都在想，如果警察都喜欢写小说，多好哇。可是，一见到那个写小说的警察，我还是禁不住有些害怕。看来，警察还是大于小说啊。
是个三十岁的小年轻。
我怯怯地报上家门。笑笑地递上烟。
写小说的警察对这些好像都不感兴趣。只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叫我先交钱，后放人。
我厚着脸皮说，能不能不交钱，或者少交点?
他说，那可不行。我一个小“撒拉密”，哪有那么大的权利哇。您说是不是?
我没有吱声。
我觉得我脸上的表情都硬住了。
……
民子倒是知足。一见到我，激动得什么似的，土黄着脸，一个劲儿的阿弥陀佛。
我觉得事情办得不太理想(几百元的罚金哪)。
民子表示，这就谢天谢地了。否则人数一够，就被装进车皮，遣返了。
他说，要是那样的话，就更操蛋啦……
民子的媳妇立在一边，红着眼圈儿，对我笑了一下，就转过脸去，空空地看着别处，一语不语。民子的女儿却燕子似的扑到跟前，拉住我的衣角，说，伯伯，你怎么也来啦?
我说，伯伯接你们回家呀?
她拍着两只小手，蹦蹦跳跳地说，太好啦，太好啦，我们回家喽……
晚上，我把民子一家请到我的餐馆吃饭。算是给他们压惊。
民子很感动。但只喝了几杯，便不想喝了。说是准备一下，晚上还得去烧纸呢。
(民子一家就是昨天夜里去烧纸时，被夜查的联防人员碰上，带走的，民子的媳妇没有暂住证。民子有。还差几天到期。递过去，人家看都没看三把两把的，就撕碎了……民子说，听说，每天收容多少个外地人，是有名额的……)
我问，还要去烧？
民子点点头，说，大哥，今天是我爹的忌日啊。昨天没烧成，今儿个说啥也得去烧上几张。不然，我爹还不得在那边骂我呀。
民子的媳妇说，我们那疙瘩，有个习惯。人在外地，逢亲人忌日，或过年过节，不能回家的，就到十字路口，烧几张纸儿。算是寄钱。管事不管事儿的，也算是尽个心思吧。
出于友情，也是被民子和他媳妇的一片孝心所感动。我决定陪民子一家去烧纸。
我们是小半夜打车出去的。这一次民子不敢就近了。车已经跑出了三环，民子还不停说，再走走，再走走……
终于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民子让车停住。让媳妇把睡着的女儿喊醒。一家人下车了。
我坐在车里，摇开车窗。
夜幕下，一座城市睡着了。空空的十字路口，像一场谢了闹剧后的舞台背景，呈现着一种憩息状的安静与神秘。民子这走走，那转转，终于在一个(看来是他认为比较合适的)地方站住了。
他往四下里看看，然后，把纸放在了地上。
他跪下去了。
他媳妇也跪下去了。
三岁的女儿，却在后边站着。声音娇脆着，妈妈，怎么还烧纸呀?
我们这是给爷爷寄钱花。
爷爷在哪?他不是死了吗?
是呀，他在东北。
东北是哪呀?
东北是咱家呀。
妈妈……
女儿还想问什么。却被民子吼住了，嘞嘞个啥?你给我跪下!
……
纸已经点着了。火苗儿瑟瑟地窜起来。一家三口，剪影似的跪在火光里。高一句，低一句，男一句，女一句，同时，还夹杂着一个稚嫩的童音(像是民子和媳妇的回音)--在深夜里，飘飘渺渺，断断续续地传过来了--
爹，我们给你寄钱来啦。
爷爷，我们给你送钱来啦。
爹，你不要舍不得花呀。
……
夜幕里，火光瑟瑟。纸灰在飞。谁的泪水在飞……
作者简介：
荆永鸣，男，内蒙古赤峰人。1998年来京，现以开餐馆为业。《外地人》短篇系列之一、之二，先后被《读者》和《小说选刊》转载。责任编辑白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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