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
理性使我们在热情高涨时，能够意识到弊端的存在，而在巨大的恐慌时，也能告诉自己，不要被过分渲染的情绪所欺骗
像很多成长在北京、上海与广州的青年一样，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是一个对未来充满
信心、并拒绝成长的年轻人。我心智成熟的过程贯穿于1990年代的中国。第一次听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时我16岁；我大学一年级时知道了网景公司在美国上市，25岁的年轻人马克·安德森一下子就成为了百万富翁；21岁时，我在长安街上目睹了邓小平灵车的驶过，它让我想起了在书本上阅读到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也是在这一年，我在北大五四广场的电视投影上目睹了香港回归这一刻；1999年，我走在前往美国使馆抗议的游行队伍之中，却怎么也没能找到历史的参与感；我真正感觉到历史正在改变的年份是2001年，9·11令人震惊，但令我的同龄人更为兴奋的，还是成功申办奥运会、中国队进入世界杯与加入WTO这三件事，在一个全球已经陷入混乱的时刻，中国奇迹看起来瑰丽得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
作为一位媒体从业者，我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dot-com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2003年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吸引FDI国的欢呼中展开的，而加入WTO一年的经验的表明，国际竞争的冲击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性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GDP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富勒在2月份的上海告诉我，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伊拉克战争，而大部份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对我说，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会说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莱特。而高盛集团的总裁决定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也不会出现比中国的崛起更令人激动人心的事件了。”
“对于中国的精英阶层而言，1997年—2002年是一个让他们倍感兴奋的年代。”一位中国年轻的企业家这样总结过去的5年。中国的未来看起来是如此眩目，高速经济增长已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上千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而加入WTO则似乎确保了这一切美妙的发展已不可回头——你看，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我们固执地相信，只要GDP增长保持在7或8个百分点上，其他一切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是的，我们可能有很多艰难的挑战，我们的农村问题，我们的失业问题，我们面临的自然灾害，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或是随时可能变动的国际环境。但是这些挑战在整个1990年代都出现过，但是我们总是安然地渡过了。
当一种无法辨别的病毒出现时，我们所有光明的预设看起来都正在烟消云散了，几天前公布的9.9%的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也未能减缓这种忧虑。我承认4月21日这一天，我似乎终于开始理解美国人在9·11之后的感受。27年的浅薄经验告诉我，几乎从未有这样一个时刻，死亡感比现在更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这一次我不是在电视上目睹着悲剧的诞生，我身边样式繁多的口罩不断在提醒我，你的危险处境。我们言之凿凿地相信9月10日的纽约与9月12日的纽约仿佛是两个世界，但只有美国人(甚至只有纽约人)才能切身体验到这种变化。同样的，一直到4月初，我仍在相信，香港人对于这种陌生的疾病的恐慌是过度文明的表现，这可能不过是另一场禽流感，1997年的金融危机比这严重得多。但是，这种肤浅的乐观似乎正在严峻的现实前消失。是的，我们可以重复“比恐惧更为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但是在此时此刻，这种说法令人信服吗。我的床头摆放着《霍乱时期的爱情》与《屋顶上的轻骑兵》，文学中的欢乐可以抵御现实的可怕吗？这场疾病将深刻地改变我对于自己的未来与周围世界的观点，我现在无需再抱怨我们未曾经历惊心动魄的历史性时刻，我像中世纪的卜加丘，法西斯时期的加缪，或是9·11时期《纽约时报》记者一样，被赋予一次见证重要的历史事件的机会。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转型时刻，就像1978年对于50岁那一代人的重要意义一样。我们的那些高歌猛进、在新技术与全球化氛围中自由舒展的精神状态如今受到严重的挫折，我们的茫然无措与发自内心的恐惧，将重新塑造我们对自己的设计。这场SARS风暴，清除了我们头脑中“光明的前景不可避免”的幻想。
我们尚且无法评价出正在发生的SARS事件对中国的历史意义，因为我们无法确信自己身处事件之中的判断。但在某种程度上，2003年之于中国，正相似于1997年之于东南亚，2001年之于美国，它是我们惯性思维的一次巨大颠覆，并在短期内将我们抛入不确定感。但是，一切真的改变了吗？是的，1997年之后，我们不再谈论“亚洲价值观”与“东亚奇迹”，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东亚在过去30年的巨大成就并非失去了意义，金融风暴令它们痛苦，也给予它们一次更深刻的调整自己的机会，把握住机会的国家比如韩国，变得更为健康，而印度尼西亚则陷入混乱。而在9·11之后的几个月，我们都在谈论美国的脆弱性，但这种谈论改变不了美国仍是无比强大，9月12日的美国像9月10日的美国一样，经济发达与军事强盛。我们总是容易陷入极端的情绪，要么“亚洲价值观”创造一切奇迹，要么就一钱不值。理性或许并不能立刻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却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眼前的问题。它使我们在热情高涨时，能够意识到存在的弊端，而在巨大的恐慌时，也能告诉自己，不要被过分渲染的情绪所欺骗。我相信，这此危机使我们告别了“历史的假期”，但这也并非意味着中国过去25年的成就变得毫无意义——仅仅因为它在一场突然的危机中表现失力。不过到目前为止，作为一位27岁的年轻人，我感觉到某种恐惧，却仍未抛弃掉一直以来的乐观气质。在我的成长中经历了好几次泡沫，它们要么感觉无比绚烂，比如互联网泡沫，要么无比悲惨，比如恐怖主义的泡沫，但这些泡沫都很快被戳破了，尽管身处当中时，人们的情绪使这些泡沫越吹越大。但这一次，SARS会是另一次泡沫吗？
许知远
男，1976年生人。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自1998年起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文风犀利。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现为《经济观察报》主笔，出版随笔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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