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红十

　　我拿着一张落款很硬的介绍信去西安，到了那里才发现几乎没用，叩开心扉的不是大红公章。

　　一周后，我安排好手头的工作，揣上盖有公安部政治部大红公章的介绍信，到了西安。火车晚了点儿点，出站见有人打着接站牌子，是接我的没错，梁春芳笑盈盈站在牌子旁边(后来我才知道，原本没安排她接，她说她认得别人不认得。她见接站的小警察举着牌子上写着“张红十”而不是“高红十”，忙让改过来。这也是老户籍警善记名字的特点)。

　　安排住下，我提出只待一周，在西安工作过，能玩的地方都玩过了；没别的要求，只希望提供采访方便，再帮着买一张回程车票。

　　我被安排住进碑林分局对面的西安饭庄，挨服务台的一间多人房间。服务员问我包房么？公家报销的住宿费根本不够包房。我说不包。于是那屋还有别的客人。房间没有卫生间，去厕所要出门走到楼道尽头，房门钥匙又不给客人。在这里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开着门去厕所吧，不放心屋里东西。锁上门回来又得喊服务员开门不胜其烦。第一天晚上我还发觉这间屋子原来是大房间隔开的，屋顶是通着的。晚上睡下好久，邻居还大声开着电视，打牌，谈生意……烟气和着酒味飘了过来。

　　我决定不在这里住。和户政科搞接待的女同志一说，她说，你就住接待室吧，反正晚上没人住，床铺也不脏，就在我们食堂吃饭。她给了我一把房间钥匙，还给了我一把厕所门钥匙———惯例，怕外人上厕所，弄脏了没人打扫。同楼层几个女同志各拿一把钥匙，随用随开，用完像防贼样赶紧锁上；还给了我一把饭票，两只饭碗。

　　那是我当法制报记者第六个年头，住进公安局里还是第一次，想想也不错，找点新鲜感觉。

　　采访平常得近乎平淡。科里开座谈会，挨个找老同志谈，老同志不太多了，事情呈过去时，一次次重复重叠，细节渐次淡化以至淡出；有的年轻同志没和梁春芳共过事谈不出什么，也可能由于价值观不同对介绍本身就不感兴趣。后来我发觉，周围人对已被媒体炒作红得发紫的先进人物产生的微妙心理，给采访增加了一定难度。换句话说，采访先进人物比采访普通人要难———这属于采访心理学范畴。

　　听人介绍，有一位和梁春芳共事多年的老同志还是位女同志，说她知道许多事情，可以问问她。再一打听，西安1991年底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习惯于暖冬的大都市缺少清理大雪的准备，结果既没组织人扫，也没有好使的扫雪器械。大雪连化带下，冻起厚厚的冰。夸张说法，那几天西安所有医院骨科病房都住满了———这位梁春芳的女同事也在其中，一只胳膊骨折，没住院在家养伤。分局派车送我到她家，说可能要谈一上午，他们中午再来接我。

　　女民警果真伤得不轻，胳膊上打着石膏还缠着绷带，时不时发出疼痛的呻吟。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专拣这时候打扰人家。我问她和梁春芳工作的一些事，有些我已经听别人说过，不详细，想从她这里了解详细；还想知道别人没说过的。

　　她不如想像中热情。我始终不明白，是她疼得不好说，还是心里有别的想法不乐意说。总之我从她那里一点线索也没有得到。过一会她丈夫回来了。她丈夫曾任区领导，还分管过政法。他问我：梁春芳还在说没房子么？

　　看来我来得不是时候，于是边道歉边告辞。

　　出来早了，接我的车不知什么时候到，我只有逛文化街买豆沙包吃小吃了。

　　采访大有收获的是去了她帮助办农转非户口的人家。都是些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都是些热心热肠的普通人，都和梁春芳素昧平生非亲非故，梁春芳按政策帮他们办了农转非户口，事先不收礼，事中认真办，事后她连这些人都不太记得———说名字她记得，说长相她基本没印象———可见从公到公，没有半点私人拉扯。

　　一位中年女同志说，她第一次见梁，心急加上有病，昏倒在户政科办公室。是梁和另一位女警察(胳膊摔坏的那位)把她救过来，也是梁找她一次次要材料，直到把户口办好。后来她和爱人拎着东西给梁送去，梁说什么也不要，直说得急了，他们把东西重又拎回。她爱人的学生到分局，问梁阿姨和科里同志有什么要修理的，他们会修半导体收音机，还要给梁春芳送一块写上名字的匾，被梁拒绝。还有一位陕北大婶，说起梁春芳，好话翻着个往外滚。她说她家老党解不下个农转非，梦也不梦能农转上非，送礼？拿上颗猪头，也找不到庙门。一点礼没送，一口水也没给人家喝，户口就上上了。陕北大婶说，梁科长退了，我要拿上东西看她去，退了该不怕说闲话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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