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国庆

　　在第二个任期伊始就迅即展开欧洲之旅，布什并不掩饰急于修补双方关系的迫切心情。布什希望他的访问能够帮助欧洲人重温美欧在过去60多年里同舟共济的历史，并看上去很诚恳地指出，在新的世纪，美国需要欧洲，欧洲也需要美国，这一关系依然是欧美安全的“主要支柱”，只是这种关系已经不同于以往了。

　　“粉饰裂痕的一层纸”？

　　应该说，布什访欧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欧美领导人除在一些问题上增进了解外，在北约和欧盟框架内都作出了重修旧好的姿态，美国人也有意回避“新欧洲”、“老欧洲”的提法。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欧洲作出了积极的表示:北约承诺继续向阿富汗增派兵力，并加强与美军的合作，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将参与培训伊拉克安全人员;欧盟则同意培训伊拉克法官和警察，在伊拉克开设办事处，更多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等。但问题是，这些稍显积极的举动都并不能弥补美欧关系中的重大裂痕，有报道则干脆把双方的某些共识和友好姿态形象地比作“粉饰裂痕的一层纸”。

　　很显然，欧美之间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在表面和谐的背后，美欧双方都无法在伊拉克重建、环保、国际刑事法院及北约改革等老问题上取得突破，而伊朗核问题、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等更是给美欧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事实上，美国和欧洲之间存在分歧并不是新鲜事，过去因朝鲜半岛问题、苏伊士运河以及越南问题出现过关系紧张都说明了这一点。真正的转折出现在冷战结束后，由于失去了共同敌人，美欧关系发生了微妙但却意味深远的变化，双方的矛盾与分歧在巴尔干半岛危机和“9·11”恐怖袭击后进一步表面化，而到了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大西洋就显得更加宽广无边了”。与此同时，欧洲人和美国人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态度和价值观上的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

　　在许多人看来，对于美欧关系的疏远，美国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在阿富汗战争顺利结束后，布什总统令人吃惊地提出了“邪恶轴心国”的论调，而且很快酝酿并展开了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这也使得美国“9·11”后一度得到的同情变得冷淡了，而随着先发制人战略的确立，这种同情很快便化为乌有了。从那时起，考验大西洋两岸联盟的就不仅仅是对伊拉克战争的普遍反对和布什在全欧洲普遍不受欢迎这两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视美国的单边主义为即便布什卸任后仍将继续存在的一个问题，进而越发倾向于发展和壮大自我。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许多欧洲人并不了解克里，但他们却一度希望克里能把布什拉下马，这种情况在以往的美欧关系中十分罕见。

　　而从大西洋两岸的外交接触的数量和质量看，都显示出急剧下降的态势: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国务卿几乎平均每月出访一次欧洲，而鲍威尔在2001年仅到过欧洲6次，2002年只到过欧洲3次。与此同时，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的“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的说法却开始深入越来越多美国人之心。

　　继伊拉克战争之后，美欧分歧在伊朗核问题上再次得到表现:欧盟以及俄罗斯都强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而布什政府则难以掩饰其“自由旗帜”下的强硬姿态，这难免让欧洲人怀有戒心。还是在布什赢得大选后，欧洲方面就开始密切关注布什新班子的组成，但他们不安地看到，布什身边强硬的“新保守派”不仅没有减少，甚至连“鸽派”的代表人物鲍威尔也黯然离去。“鹰派”色彩的日趋浓重使人们对美欧关系的改善充满疑虑。

　　欧洲人很清楚，主导美国政策的是拉姆斯菲尔德、切尼的班子以及赖斯，而与其说他们是新保守主义分子，不如说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作为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对外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多疑、好斗，脑子里灌满了如何使美国成为特级军事强国、保持和扩大绝对优势的想法。与这些人打过4年交道之后，欧洲人很难对未来的美欧关系持有乐观态度。

　　其实，自从美国单方面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后，美欧半个世纪以来建立的盟友之间的磋商机制就基本被置之不顾了。不管情愿与否，盟国都被勒令作出选择：支持或反对美国，而北约则更是被搁置一边，只在美国需要时才会被特别注意。

　　显然，冷战的结束已改变了一切，从根本上说，苏联的解体才是美欧关系疏离的“罪魁祸首”。从美国控制其盟国的观点来看，苏联解体是一场灾难。它撤掉了美国领导地位的主要依据。现在，西欧还要害怕何人？美国试图寻找一个苏联的替代品以便给欧洲一个忠诚追随美国领导的理由。基本上，美国提出的是“北方”反对“南方”的阶级利益。美国和西欧在全球秩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及对“南方”国家实行军事遏制(即继续和加紧要求核不扩散)拥有共同利益。这些的确是共同利益，但没有一项具有往日苏联军事威胁那样的紧迫性。西欧国家甚至感到，它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方式至少与华盛顿一样高明和管用，他们没有理由对美国惟命是从。

　　另一方面，没有了强大力量的制衡，美国的我行我素“风格”也被布什政府“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如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所言，美国和欧盟关系的渐行渐远是冷战后时代自然而然的副产品，而这种势头在布什的任期内得到了明显的加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许多欧洲人不仅反对布什的伊拉克政策，还怀疑其动机。一个比较令人胆战心惊的动机，它暗示布什或美国代表着一种永久的威胁，在布什的第二个任期内，伊朗或者朝鲜谁会被放到美国的“案板”上，正在引起许多欧洲人的忧虑。与倾向于采取孤立和惩罚政策的美国人不同的是，欧洲人倾向于进行对话和物质刺激，要想在短时间内弥合这些分歧谈何容易？

　　与布什访欧的想法有所不同的是，欧洲人更愿意把这次访问视为一个机会，一个努力摆脱单边主义阴影的机会。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高级顾问悉尼·布卢门撒尔所言，欧洲对布什的款待并不表明欧洲接受了其新保守主义的世界观，而是努力使其成为过去。

　　换句话说，欧洲人的笑脸并不意味着对布什往日行为的谅解，而只是表明他们对布什改变自己的期望。也许真正危险的是，布什的外交政策已使美欧关系走入了一个艰难而尴尬的地步，而他本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窘境。

　　尽管如此，基于现实的考虑和欧盟“成长”的需求，欧洲的政治家们还是努力克制着对白宫和五角大楼的不满，在同美国保持原则分歧的同时，也都希望同美国缓和紧张关系，以便从长计议地推进欧洲独立防务，为欧盟扮演全球角色建立所需的基础。而欧洲对美国的这种不温不火、不即不离的态度，其实也是一个力量平衡的需要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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