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洁非

　　市场不是天使；既然也是人的产物，肯定就有它“肮脏”的一面。但某些文学中人，偏以天使的要求对待市场，见它有“肮脏”的一面，就做出义愤填膺的样子，而欲将其立毙杖下。我好生纳闷，素来内敛、惯于深藏不露的中国人，为何单在提及市场的时候就这样“爱憎分明”了呢？

　　据说这是出于对文学炽热的“爱”，不忍文学被污损，要守护其纯洁。他们用“纯文学”这字眼作为与卷入了市场的文学的界限。“纯文学”是否就“纯洁”，至少在我心中是有疑问的，但暂且按下不表———我先说说“爱”这个词。当今之世，“爱”之一词似乎最高尚了，一旦祭出，别人就全都休矣；于是多少矫饰，假彼之名以行！但“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教导过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可见，即便是“爱”也完全可以掀开来，到里面去看一看究竟。谈到文学之“爱”，我从来不知道有什么抽象之爱，倒记得鲁迅说过的话：“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兰花很雅，林妹妹很美，可惜并不能适合所有人。“纯文学”当然也是“爱”的对象，却只有一部分人有资格去“爱”；没这种资格者，自然不负有“爱”的职责。而且，假使有一天，现在有资格的人也失去了资格，可以想像他们多半也将不再把这“爱”字挂在嘴上———反正我所听到和看到的眼下在表达这“爱”的人，都是名列“专业作家”“专业文学工作者”花名册或其他相关国家编制之内的人，他们当中最不安分守己之辈，也守着花名册这个底线不放———这显然应该是上述文学之“爱”的底蕴或底气。

　　过去的文学，不就是被国家养起来的文学吗？这样的文学对文学意味着什么，大家的概念都很明白，用不着我搬出《文学概论》逐条地再说一遍。现在，有一种叫市场的东西出现了，会改变一下过去文学的路子。这种改变也只是刚刚露一点头，严格说，八字还没一撇呢，结果人们就大呼小叫起来：狼来了，狼来了！

　　至于何以见得市场之于文学便是一头狼，反正我不清楚此种说法的由来，只是努力揣摩，猜它可能基于两点。一是文学如果真的被市场给“化”了，文学中人会失去国家这个靠山，薪水、职称、官衔乃至公费出国名额等等一类瓶瓶罐罐，便统统打碎了———这是我们的“文学工作者”享受的特殊好处，当今世界没有几个地方还提供这些———出于对失去它们的恐惧，市场逼近的脚步声听起来当然就有“狼来了”的意味。上述“狼来了”的惊呼还不乏真实性，而以下的说法则实在只能说出于一种理论想像———这就是我们打小就被灌输的那种对市场的偏见。小时候，我耳中天天听到的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喇叭广播，眼中天天看到的是进城兜售自家私粮的农民躲躲闪闪的表情和他们被追得满处乱跑的身影，课堂上接受的是资本从它来到人间起每只毛孔都滴着鲜血的教育……这日复一日地把一种市场“不道德”、“见不得人”和“洪水猛兽”的形象塞给我，成为我一想到市场两个字时就有的条件反射。如今的年轻人不至如此，但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内心恐怕是逃不脱对市场的这种恐惧和梦魇的；虽然他们过去根本不知市场为何物，但想像已经把市场在他们心中打造成妖魔或“狼”了。我后来读布罗代尔的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才知市场对于我们人类和历史，全不是那样一副凶神恶煞的嘴脸，相反也许还称得上功德无量；布罗代尔以下一句话，令我肃容并深深地被打动：“只是到了十八世纪，生命才战胜死亡，出生率从此稳定地超过死亡率。”市场经济究竟善恶如何，再雄辩的理论也不会比这样的事实更有分量。不过，对我们的文学界来说，这样的事实似乎不足以说服他们，他们头脑里还有一个既顽固又不无骄傲的原则，即：文学乃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方面的事实无助于说明精神文明；对精神文明来说，市场绝非什么好东西，而注定是精神文明的败坏者。

　　记得九十年代中，在“人文精神讨论”时，王蒙先生机敏地提出过质疑：难道中国的人文精神是被市场败坏的吗？我极为赞成他的质疑，而且想把它转换到文学与市场的关系的考虑上。这种转换产生了一个让我自己都感到很意外的结果：在这个世界上，市场化国家的文学并没有像有人警告的那样被败坏和毁掉，反过来，排斥市场长达数十年之久也分明并没有使我们的文学比别人更出色。这该怎么解释呢？关于市场对文学隐含的害处和排斥市场而存在的好处，原来是两个地地道道的伪陈述———实际上，如果不是含糊其辞，我本该说这恰恰有颠倒黑白的嫌疑。

　　如同泼给市场本身的污水一样，对市场将带给文学怎样的影响，我们再次用发达的想像，营造出一些论断。然而把文学纳入市场的忧虑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人，有谁真正经历过他们所描述的那一切？凭什么把自己还一无所知的事情，信誓旦旦地说成那样？就我而言，我只知道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历史与这种描述根本对不上号。我在《文学会被市场弄“脏”么》里面，约要地回顾了这段历史：“在科举制废止并导致文人被抛向市场以后，固然繁荣了鸳鸯蝴蝶派、武侠文学、侦探小说等通俗文学写作———这类东西固然是文学市场化自然要有的衍生物，但不要忘记，也是基于同一原因，中国现代文学迎来并走向自己的勃兴，文学能量被充分解放，出版社和报刊数量剧增，文学流派五光十色、争奇斗妍，不仅‘五四新文学’直接从这一生态环境中孕育，甚至20年代晚期的革命文学、红色文学也受益于市场化的现实。也许有人不知道，蒋光慈，这个极端的革命文学作家，居然靠着他那些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作品，一度成为上海文坛的首富！理所当然地，我们也会想起鲁迅；自与章士钊结怨并辞去教育部职务后，鲁迅再没领过政府一文钱，后期在上海的他，甚至连大学薪金也没有，完完全全靠自由写作、靠稿费版税、靠市场为生，而市场并没有将我们的巨匠‘平庸化’、‘浅薄化’，市场不仅包容了鲁迅，甚至———让现在很多人尴尬的是———真正造就了鲁迅，给了他精神、人格和写作的切实的独立与自由。当我们指出30年代是一个现代文学的黄金年代时，怎么能够装作忘掉或忽视那是一个市场文学生态环境的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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