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为一介寒微学子的周汝昌何以得到胡适的欣赏？而胡适又如何将异常珍贵的甲戌本《石头记》借给周汝昌？“文革”期间，胡适如何笑看周汝昌骂他？这一个个谜团，都放在了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的最新著作《我与胡适先生——几度红史波澜，一段传奇故事》中。现选取部分精采内容，以飨读者。

年逾古稀的周汝昌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作者：周汝昌　

　　层楼更上

　　1948年的这个暑假度过了，我与胡先生的通讯关系又进入新的阶段。不想与此同时，又有意外的考《红》因缘:小说专家孙楷第(子书)先生开始移帐京西，在燕园设帐授业了。这时我并未选他的课，却闻名而去旁听。真是巧极了:他正讲到《红楼梦》的事，涉及曹雪芹，便讲出一段鲜为人知的雪芹轶事，说其人的相貌、性情、口才、风度、饮食等等，皆前所未闻。我高兴极了，课后便向孙先生探询他写在黑板上的那部书《枣窗闲笔》的所在。他告知我，书在北平图书馆，他有录副摘抄本。我不揣冒昧，又向人家借阅。他也慨然惠诺。

　　这就是因何胡先生会把大字《戚序本》和《四松堂集》墨迹本托孙先生捎给我的来由。

　　这个学期，我住的“四楼”，在未名湖畔，掩映于湖波柳色之间。一日下午正在屋里，忽闻叩门声，开门一看，只见是孙先生，手内托一大报纸包裹，对我说:方从城里来，是胡先生捎给你的。我见人家孙先生也有年纪了，从城里东边胡宅把这么一大包书携至西郊，还送上门来，心中着实不安，赶忙请他坐下歇一歇。但他忙于回家料理事务，也只略谈一刻，就走了——我从谈话中，能听出他已知我“很用功”，这是转引胡先生告诉他的话了。确实的，我这学生倒还不懒，天天忙个不休；遇上图书馆周日、假日不开门时，我简直就像失了家的孩子，惶惶然无所“归”。

　　孙先生走了，我方细看捎到的包裹，心情当然又是一阵激动。一个长方形而颇有些重量的纸包，纸是旧报纸。正面是很浓的朱笔大字:“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附注:过去几次拙文和谈话里都说成了这是捎到了《甲戌本》，大错；《甲戌本》是我拜访胡先生，亲自取回的。年久记忆混乱了，想来可笑。)

　　打开看时，两大函，共二十册，是大字《戚序本》(有正书局石印《石头记》)和一部手写本《四松堂集》。《戚序本》卷前有藏书印记，一方印文是“胡适的书”。我不禁自笑:这位“白话迷”连印章也不用“文言”！可谓绝无仅有矣。

　　这儿，说几句“自诩”的话，我一见此本，立即大悟:这个带批语的精抄本，原来就是一部“脂评”古本，纵使不即等于完全是雪芹原书原笔，也就相当接近真相，至少是大大不同于程高伪本了！

　　心里不免纳闷:如此分明的事，为何早年俞先生《红楼梦辨》还说它是不知来由的，是与程高伪本互有优劣的本子？若那么“比”，太高抬伪本而贬低原著了，对文学名著如何审辨真假高下，“眼力”是个大问题呀。“人心不足蛇吞象”，我此时益发“得陇望蜀”了:就又写信给胡先生，敦促他赶快访觅《庚辰本》的下落。

　　他于7月20日的一封回信，极关重要——信中说:徐藏《庚辰本》下落不明，早年是王克敏代他借阅的。同时又说，前一二年有一部八十回抄本兜售——其详情则未蒙叙及，似乎并未见过。我当时不明实况，因两事连叙，便误读成是指同一本了。其实徐本不曾让“书贾”兜售。况且，若兜售《石头记》抄本，那聪明的书贾第一个就会先到胡先生门前，请他过目，有意无意……再后来，又与赵万里先生晤面，我自然又问及此事，赵先生说他问过胡先生，那是两回事，徐藏本不曾让书贾到处兜售。

　　果然，胡先生于下一封信函中就特为注明了:听吴晓铃说徐藏本索价太高，嘱我暂勿为此本过抬身价(以免加大了“奇货”之心理)。在此，只先说明一句:直到1949年，我方从陶洙(心如，号忆园)借得《庚辰本》的八册“照相本”(实是先“晒蓝”，用晒蓝本照成片子。晒蓝是当时唯一的复制技术)。

　　奇怪的是，他告诉我说，照相本只有二份，另一份由赵万里先生收藏，但人皆未知——以上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