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黑”之中

　　《红楼梦新证》“红”得快，“黑”得也不慢。从1953年秋到1954年秋，它只走红了一年，就是“批俞”“批胡”大运动的启幕之时了。

　　当时风云际会、轰轰烈烈、形势严峻而复杂，可我这书呆子仍在“五十里云雾中”。

我无资格说一句历史评论家般的正确发言，一些零碎“消息”，都是过后很久才得知的，也难保无有讹误。所以不在这儿假充“内幕知情者”。只说运动起来了，我不但要批人，还要自批——批人容易自批难。

　　我如自批，应当是先将胡适批透批臭，然后，说自己如何追随了胡适的“反动”道路……。可是那时没有这种认识水平，过不了关。

　　正在彷徨，邓拓派人来了，第一是解脱我的担心忧惧，怕和胡适“同归于尽”；二是鼓舞我自批，自批方能立足于“不败之地”。

　　当时执迷难悟，如今想来，事情关系不无微妙，也不是我这区区书生得失利害的个人问题，倒是为了运动需要，将我与胡适“区分看待”却很费了苦心慈意。邓拓后来又亲自接见了我，礼数热诚，他指点于我，说你是“二元论”:你考证曹家与康、雍政治的关系是正确的，有贡献；但主张“自传说”，则是错误的。这样，我明白了我与胡适的“区分”是我讲历史政治，所以不是胡适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但是“自传说”为什么错误最为严重？就弄不清了。

　　这个“自传说”把我卡住了。

　　事后得悉:我写的“批人自批”的文章怎么也“上不去”，而又急待报端发表，以利运动之推进，邓公无奈，只得请人给拙稿作了加工，提高了水平。当拙文见报之后，颇有几位同仁还惠予佳语。

　　我无从也无法、无暇得见胡适先生正注目寻找如何批胡的文章。据资料表明，他看了我的“批”文，感叹说“俞平伯不骂我，所以也挨批；周汝昌骂了我，所以他不挨批……”(大意如此)。

　　其实，这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层次、关系，那有那么简单？他的揣测和估量只有一半是符合事实的。

　　50年过去了，回眸一望，新中国开国之后的第一场规模浩大、波澜壮阔的思想政治文化运动却是由《红楼梦》而引发的，有谁能梦想得到吗？太“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