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立足境”

　　当“批俞批胡”运动日益发展，大家都在学习如何写“批判文章”。这对我是个新课题。尤其是我必须“批胡”，因为别人和胡适无来往，而我与胡适“大有关系”。不待言，那时批别人可以“自保”，可以显示自己水平高，态度好，思想“进步”……书呆子气，在这儿没用场。

　　我倒是真真实实、诚诚恳恳地去学的，尽管学的成绩不是很高，揣想胡先生在境外见了(其时有其友人专门搜集“批胡”文章给他看)，必以为我的“水平”也不是太低吧？我的“批胡”文不易写，有三层原由:一是人家待我甚厚，而人是“感情的动物”，焉能无所感激怀思。二是我和他的“红学”见解原有不同之点，但这纯属学术观点论点之不会全同；三是要写“批判”文章不能只论学术，须讲阶级性和斗争性才行——这三方面在我这个书呆子的头脑中，就搅成一团了，自惭真是太无能了——自己想要找个“立足境”，却不知往哪处去寻？近年有人著书，说我在这时“吓病”了，住了医院。事实是急性阑尾炎剖腹手术，接着内痔脱肛，又麻烦了一大阵，方能起坐自如；加上剖腹缝线不良，久久不愈，成了“病号”——我已得知中央不以“胡适反动派”待我了，我“吓”个什么呢？无奈在大运动中，形势并非一条线发展，当然不少人精于奋进，勇于激烈，也写出了若干批我的佳作，足以使我反思自省。当然也有些言词颇为动人，例如，我母校燕京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校友，就有一位批我“比胡适还反动”！

　　我“批”了胡先生，人家又批我，正所谓“天道循环”，理该如此。再后来，是出版《新证》增订本，字数增了一倍。在那“后记”中，我再次“批判”了胡先生——其过程甚不简单，今为简言省墨，即不再罗嗦。只叙如下一点:在我感受上来说，胡先生的“红学”论点就是偏于三个字:简、显、浅。他不曾、也无意去为此一题而作出深究细研，不免有“隔岸观火”与“隔靴搔痒”之憾。他“判断”雪芹生卒那么随意，而且到晚年总不拟改变旧日之论，很“保守”。他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的看法，比起同时的鲁迅所指出的“不知何因，似遭巨变”的卓识来，就相差甚远了，缺乏历史敏感和思想穿透力，在比较中显示出相对逊色。

　　应当说明一下:“批胡”时多家批他的文艺观是“自然主义”者，这却与上述的“自然趋势”纯属两回事，切勿混淆而误导。这是因为，从“五四”运动以至于上世纪20年代，那时文艺用语、名词概念，并非与今日全同，而年轻些的研论者已不尽明了。那个“自然主义”实际约略相当于后来的“写实”或“现实”主义——至少各自是使用上很随便而不严格的。

　　胡先生那么欣赏《红楼梦》的“程乙本”的恶俗文字，大大篡改了原作者雪芹的文笔意旨，这件事也使我总难同意、同情于他。至于其他方面，对他作出学术评议，我焉有这等资格？老老实实说几句“红学”范围之内的话，已是逾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