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沉音

　　《红楼梦新证》问世以后，国内的各种反响已有小文略述其例，今不复云。当时因历史原因，境外消息不可得悉，也无意欲知，故一向并无片言叙及胡先生看到此书之后是何等评议。直到去年，通过宋广波《胡适红学年谱》的出版，这才略明其中梗概。

　　如今就转引宋先生摘录若干，以资参考讨论——

　　胡适多次高度赞扬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胡适不止一次地说过下面一段话: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决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你试看他的《新证》页三零——三七，便知我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我的敦诚《四松堂集》稿本，都到了他的手里。他虽不明说向我道谢，我看了自然明白。《甲戌本脂砚斋》本是我借给他的，由他兄弟两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天地间止存我的原本和他们兄弟的影抄本，这个影抄本，他在书里从不敢提起，大概没有别人见过或用过(原本现在香港，你可以来看看)。《四松堂集》稿本是我临时故意留给他用的，此时大概还在他手里。看他对此稿本的记载(页三四)，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了。(参考他的哥哥缉堂的跋)

　　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又，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

　　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说，便是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而其具体解决难题的途径则是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来说明《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胡适的自传说的新“典范”支配了《红楼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余波至今未息。这个新红学的传统之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1953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极。

　　3月7日，胡适复函程靖宇，告以收到程寄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并认为周著“很好”。并请程再代买三四册，以便分送国内外的“红学”朋友。

　　12月17日，复函沈怡，谈及大陆上的“清算俞平伯事件”；并高度评价周汝昌及其著作《红楼梦新证》。

　　……上个月承你寄我剪报五件，都是关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我当时看了还不觉得这些讨论有什么可怕——我以为这不过是借我的一个学生做“清算胡适”的工具罢了。

　　……我要特别谢谢你、剪寄这些文件的厚意。此中的“周汝昌”以篇，特别使我注意。

　　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他的《红楼梦新证》已三版，香港可买到，你若没见此书，我盼望你寻一部来看看，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以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某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受清算了！其实我的朋友们骂我，我从不介意。如周君此书，我大索香港市场，买得四册，留两册赠与台大与史语所。)

　　……你在曼谷如找不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可向香港、东京找。我盼望你能看看这部632页的书。我买了几部，留了一部给台大。八月中台大教授吴相湘先生写信来说，他看了此书，“深感清算‘胡适思想’的工作真是白费了”。

　　这样看来，胡先生见了此书是十分高兴的，给了很高的评价。他托人在香港搜购，其时尚无盗版，那个书商是发了一笔大财，我是只挨批，连挨“骂”钱也一文不能得。

　　如今，还说胡先生。

　　他只见到沪版原书，似乎不知盗版之事。而且沪有三版，他未必得见——更不用说1976版的京版“增订本”了。假使他见了的话，对“增订”有何议论，对后记中我的“批胡”的放肆狂词又作何感想？真是无法揣想。他能了解和原谅那种文字的产生过程吗？怕不容易。

　　对此，我无意细说原由，徒繁而无益，会惹厌而仍不能理解当年的形势与条件，惟有自愧而已。自愧身非英雄豪杰，不能在那种文化环境中叱咤风云，特立独行，学会了一套“大字报”体格的批判文章，留与后人观察历史的形形色色，可笑可悲，可怜可叹。

　　但当年矢志作一部“红楼家世”的宏愿总算实践完成了；而《石头记》真本大汇校的工程，则直到2004年方才实际完成——已是56年的历程了。可惜，此书胡先生不及目验而给以新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