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人们出行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上班，上街，走亲访友，外出旅游，进城或下乡等等。然而当你行色匆匆或谈笑风生之间，别忘了熙来攘往的人流中，很可能有贼眉鼠眼正贪婪地盯着你的衣兜或提包，他们身上的第三只手也随时都可能偷窃你的财物。仅2001年，北京公交分局反扒民警共抓获扒窃嫌疑人5524名，破获扒窃案件2016起，作劳教以上处理的扒窃嫌疑人828名。每到年底,尤其是春节来临,许多大中城市的盗窃案往往是高发时期。警方提示：随着人们出行的增多和交通的日益拥挤，如今的窃贼越来越多，谨防偷窃！

　　———大街和公交车上哪儿来那么多窃贼？他们是怎么成为窃贼、怎么行窃的？我们的反扒民警怎样与其斗智斗勇、一一将之擒获？平时出行时，我们又该怎样有效地防范窃贼呢？

　　作者：字向东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就说说这公交车上偷东西的贼吧，有多少种您一定不知道，可抓贼的心里有数，掰掰手指头就能数出上百种。北京公交分局反扒能手们跟贼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可以说见证了多少代贼的演变过程。他们与贼的斗争史，也是一部首都反扒的发展史。

　　随着改革开放，北京的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一天一个样。截至2001年底，全市已拥有各类运营车辆15000余辆，运营线路710余条，年客运量达到36.9亿人次。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北京的公交线路变了，公交车变了，乘车人变了，北京乃至全国的老百姓都有目共睹。可车上的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您知道吗？他们可一天也没消停过，警察抓小偷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抓贼这项颇具神秘色彩的行当的发展变化从一个侧面也可以折射出社会发展的进程。

　　我从1996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从此，我和这些天天与贼同行的人开始了七年的零距离接触。揭开一层层的面纱，我越来越对这些从事着最平凡的刑侦工作的民警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管是已经功成身退的老刑警，还是朝气勃发的青年反扒队员，都给我同样的震撼。每年数千名扒手，就是被他们一个一个从公交车上捉下来。您知道这数千名扒手一年能偷多少？从某种意义上讲，抓贼的人就是与你最接近的刑警，也许他们挤过您的身边时，不小心踩了您一脚。可您知道吗？他们天天被踩多少脚？你更不知道，他们天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天天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而且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这就是抓贼

　　2002年5月的一个清晨，这天星期六，应该是薛笑云的休息日。出了西单派出所，他又来到了公交车站。刚才在所里的一幕仍然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接待群众报案本来是派出所的日常工作，大家都司空见惯了。可一位来自江苏农村的中年男子，却让在场的民警受到了震憾。8000块钱被偷得一干二净，是坐103路电车去北京阜外医院的路上被偷的。不是他太大意，因为他要照顾6岁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清晨5点多父子俩就赶着头班车去挂号，到了医院才发现钱没了，看病的钱，救命的钱被偷了。

　　“同志，能给我找回来吗？能吗？我……”一个大男人呜呜地哭了起来。

　　小薛再也看不下去了，心里升起一股内疚感。他相信每个抓贼的看到一切都会有这种感觉。贼！小偷！扒手！一种愤怒马上代替了内疚。也许我帮不了江苏父子找回8000块钱，可我要尽自己最大力使更多的父子不再流泪。想着想着，小薛擦了一把不知道什么时候挂在脸上的泪水，上了一辆52路车。

　　当他到了六里桥时，正是上午八点半。不知道为什么，他很喜欢跑六里桥这边。因为自从亲手抓得第一拨贼下来以后，两年来这里似乎成了他的福地。抓贼的不相信宿命论，可相信自己的感觉。今天他心里特堵，非要拿下拨贼才能出这口恶气。于是三转两转，便来到了六里桥50路车站。

　　四年的打扒生活，小薛完全变了个人。人更加清瘦了，30岁的人竟然有了几道本不应该有的鱼尾纹，只是他那双眼睛似乎更加明亮了。

　　一上车就看见两个贼。贼的脸上也没写着字，可抓贼的人就是能看出来。你瞅这俩人，脸都朝着车厢里就不对，别的乘客都是看车窗外。再有看人的眼神也不对，眼神太低了，扫的是兜和包。

　　这时正是上午九点，俩贼坐着公交车来回兜上圈。这一转就是两个多钟头，俩贼也真够背的，愣是没偷出东西来。刚才那个外地乘客腰里的手机都快给扽出来了，正赶上他掏钱买票，一胳膊打在贼的手上。小薛边跟边咬牙，还真没见过这么能走的贼。

　　小薛在一家饭馆附近的马路边上辅了张报纸，想一屁股坐下来歇会儿，可腿都弯不过来了。两贼进饭馆吃饭，自己也不敢动地方，万一给丢了这一上午不白累了吗？抓贼就是这样，累不怕，怕的是累完了没抓着人，那才叫有累说不出呢。

　　一个小时以后，俩贼出了饭馆，又奔车站了。离着老远小薛就感觉等车的乘客里有一个人不对。现在的他可不是四年前的门外汉了，勤奋加上灵气，使他渐渐摸索到了一条抓贼的捷径。小薛知道自己这种感觉不会错，三名扒手在车站会合了，从穿着打扮来看，像是东北贼。可东北贼一般是不“抢门儿”的，特别是这样的团伙作案，在站上容易引起注意，他们多数情况下都是“翻车”的。难道是在等人？

　　果然，十几分钟以后，又来了3名扒手。其中一个留着小寸头的中年人，像是个头儿，他向每人发了一棵烟。六个贼或站或蹲，不时地用眼睛扫着身边的乘客，一看就是职业扒手。你看他们根本不急于下手，且得找目标呢。一但目标选准了，下来这份东西就不小。一种很久没有了的兴奋涌遍了小薛的全身。六人的扒窃团伙他还是第一次遇上，更何况这边就自己一个人。

　　“你们把人凑齐，马上赶到六里桥这边。这有六个(贼)，都是东北的，肯定能下东西。你们别扎堆儿，等我信儿。下一站是莲花池，然后是湾子，广安门……”

　　小薛正给单位挂电话，一抬头，看见“小寸头”站起身奔一辆50路的前门，另外五个贼也分三个门准备上车了。小薛紧跑了几步也来到前门，随着乘客一起往上挤，自然得不能再自然了。“小寸头”的目光从他身上扫了两趟，没有发现丝毫的破绽。

　　一辆公交车上如果同时有六个贼，让人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我们的主人公此刻就身处在六个贼的包夹之中。

　　“车门口的几位，请您往里走。”售票员瞟了一眼“小寸头”等人，善意地提醒着周围的乘客。

　　此时，小薛感觉车上的六个贼正在往车中部聚，一定是找到了好目标。他也悄悄地挪向了中门，一手紧揣着右裤兜，里边可有铐子和警棍。

　　六个贼的包围之中，是个穿西服打领带的男乘客，像个白领，夹着一个手包，里面鼓鼓的。本来车上人就多，自己被多挤了几下“白领”也没多心，只是把手包夹得更紧了，心里盘算着还有几站。

　　小薛这时心里可是七上八下的，已经想过了好几种结果。一是贼把事主偷“醒”了。像这样的团伙作案，很可能倚仗人多，变暗偷为明抢，更可能殴打事主。如果这样自己必须亮明身份上前制止，后果不堪设想。二是偷出东西没被事主发现。这样自己是抓还是不抓？抓明摆着敌众我寡，援兵还不知道在哪呢。不抓眼看着贼得手了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还有一种情况，贼偷不下来，到站下车。也许不练了，也许又是无休止的“翻车”。正想着，第二种情况就发生了。

　　“小寸头”突然抛开同伙向前门挤了过去。因为群贼挡得太死，小薛根本看不见“小寸头”下没下东西。可当“小寸头”和自己擦肩而过时，他脸上的表情却逃不过自己的眼睛。是兴奋？是紧张？是惊慌？多少还有一些成就感。两年里，小薛已经不知道看见过多少次这样的表情。

　　“下货了，自己怎么办？马上就到站了，一开车门就没办法控制了，自己没有选择了。”小薛伸手去摸警棍了。

　　正在这时，腰间的手机响了。小薛吓了一大跳，“小寸头”更是一哆嗦，他猛一回头，眼睛直盯着薛笑云。

　　“你搞啥子鬼名堂嘛，这个时候才来电话？我快到那个，那个？售票员，请问下一站是哪？噢，那个广安门，千万别误了我的事。”小薛地道的四川话惹得不少乘客捂着嘴乐，更打消了“小寸头”的顾虑，他不再理睬紧跟着自己的这个四川人，眼睛盯着车门，只盼赶快到站。

　　“广安门到了，请您准备下车，没票的同志请您买票。”

　　“援兵还没赶到，必须出手了，车一停就没法控制了。”小薛果断地从背后攥住了“小寸头”的一只手，“咔嚓”一声戴上了铐子，绕过扶手，又铐上了贼的另一只手，这回主犯跑不了了。

　　“不许开车门。”小薛边喊边扽出警棍，指向中门的五个贼。

　　“别动，警察。”

　　看见只有一个便衣，贼的胆子大起来。“咋了？凭啥抓我们？”其中一个壮汉大喊。两个贼拼命地想抠开车门。

　　这时，一辆警车呼啸而至，正是派出所的援兵到了。一个灰夹克的贼情急之下，一脚踹碎车窗玻璃，准备跳车逃跑。小薛上去一棍子瓷瓷实实地揳在他的肩膀上。贼惨叫一声，抱着肩膀倒在了车厢地板上。

　　六个贼全部拿下之后，再找看热闹的“白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手包被划了一个三寸长的大口子，里边装有2000块钱和证件的钱包不见了。当然，钱包在“小寸头”的身上找到了。

　　直到这时，小薛胸中的一口恶气才出来。这次出手也可以说是为了江苏父子的眼泪而战。

　　公交车上哪儿来这么多贼

　　贼是什么时间出现的，恐怕无人能考证。有贼就一定有抓贼的人，职业的抓贼人毫无疑问就是警察了。据老一代的公安民警讲，从解放前开始，就有专门抓贼的侦缉队。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公安仍然肩负着抓贼的责任。不过当时没有专业反扒民警，几个毛贼也早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海洋之中了。建国后的十多年中，那时虽然全北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有轨电车，但首都公安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书写公交车上的抓贼史。

　　进入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开始了飞速发展。要想富先修路，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提速，北京的公交事业渐渐地有了一定的规模，乘公交车出行的人多了起来。谁也不曾想过，贼这一自古有之的社会公害，会不失时机地将黑手伸向了公共交通工具。

　　您看，六七十年代的贼，跟现在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与时代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的。当时贼偷的现金并不多，因为那时人的收入水平不高，月工资能拿到三十几块钱就算不错了。老百姓外出购物都精打细算，多一点儿钱都不带在身上。那时候贼偷什么呢？运气好的偷点粮票，布票，肉票，稍差点的缝纫机票，自行车票，还有钢笔什么的。您别不信，当时人们的打扮都是一水儿的中山装、建设服。上衣都有兜，男的四个兜，女的俩兜。这都有讲儿，上边叫“天窗”，下边的兜叫“平台”，后裤兜叫“屁门”。男的钱一般都放在上衣兜里，所以当时的贼偷“天窗”的特多。这上衣兜里不仅放着比较贵重的东西，多数还插着一支钢笔，笔帽露在外边，这种打扮现在您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得到了。“掏天窗”的贼顺手牵羊地就把您的钢笔给“顺”走了。

　　由于当时的贼“掏天窗”的特多，因此这个时期在抓贼史上叫“掏天窗”时期或“建设服”时期。“掏天窗”现在抓贼的侦查员许多人都不曾见过，只是一些老侦查员还记忆犹新，它的特点是动作特大。贼一般用一只胳膊“架着”乘客的上衣兜，用来挡住乘客的视线，下边用另一只手偷。这样一来特滑稽，别说抓贼的人，就是旁边的乘客也很容易发现。您想想，一个大活人趴在您胸前偷东西，那得多大动静，离多老远都能看见。嘿，就这样还有人被偷。因为当时的人脑子里防范意识比较弱，也搭上那时公共交通还不发达，车上人少贼也少，乘车被偷真是个新鲜事儿。

　　进入八十年代，社会好像刚刚从梦中醒来，一切从头开始。您会发现城市里人多，车多了，路多了。再看看人们的打扮，西服，牛仔裤加上各式各样的夹克，颜色也不再是过去的一片灰黑蓝色。

　　农民进城，工人上班，学生上课，谁也离不了公共电汽车。哪个年代也不可能没有小偷，这个时代的小偷职业的不多，兼职的不少。好多都是有固定工作，都是利用上下班坐车的时候偷，既不耽误上班，也不影响回家。您要问了，又不是生活所迫，还出来偷什么呀？那时候多数的贼是年轻人，喜欢攀比，充阔气，哥几个三天两头“下馆子”。比如说你穿了双“三接头”(皮鞋)，我看着眼馋，工资又不高怎么办？想办法弄点钱，就想上车偷了。得了一次手就改不了了，一上车手就痒痒。如果给抓住了，处理完后，单位接回去继续安排工作，为的就是给他机会重新做人。

　　北京第一支真正从事专业打扒的队伍是1984年公交分局成立后组建起来的，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付作新就是这一代专业反扒民警。付作新就给我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我抓过一个小胖子，20岁出头，就是个工厂的工人。每天准时七点从家出来上5路，他们家在右安门。然后去倒351路，到丰台南口下车，走几步就到厂子了。天天在车上“摸几把”，不管下不下东西，按时进厂子上班。如果按常理，我一定感觉自己走眼了，再看见他也许就不理会了。可这时候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反扒的经验，对于这种贼心里有了准备。他进厂子上班，我们就去工作保卫处了解情况，问清了几点下班。然后我们就上别的车路工作了，等他下班，再接着跟，一点不耽误，最后把他给拿下了。”

　　有小偷自然就有抓小偷的。经过了数年的摸索，北京公交公局反扒队已经初具规模。侦查员不仅具有了相当的业务水平，更涌现出了好几名智勇双全的英模，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扒手当中打出了名气。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付作新的胸前已经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奖章，此时他手里有近一千名扒手的记录。与此同时，又一颗打扒新星在公交分局反扒队冉冉升起，他就是30岁以前就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人民警察、首都劳动奖章、一等功等诸多荣誉于一身，被誉为公交车上的“战神”王秋生。

　　王秋生对八十年代的抓贼生涯记忆犹新。他们管这个时期叫“挖平台”时期。顾名思义，贼的偷窃目标从“天窗”下移到了上衣下兜和裤兜。这样一来抓贼的难度就上去了。您想想看，贼的手在下边练，前后左右都是乘客，不好发现了。特别是下没下东西你看不清楚。这时候的反扒工作也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优秀的反扒侦查员已经熟练掌握了发现、跟踪、控制、抓获这四项技术。特别是贼偷出东西的一刹那，行话叫“出壶”。抓“嫩”了贼还没偷出来，捉贼没赃。抓“老了”贼把东西都甩了，死不承认。要做到不老不嫩，人赃俱获。这个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能练出来的，王秋生就能做到。

　　当时，北京门头沟一带的贼比较多，这除了历史的原因外，与那一带离京城较远、反扒民警鞭长莫及也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个原因，那边有煤矿，许多人在矿上上班，有份稳定的收入。这对于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可算是个白领了。所以不少贼就把目光盯在了门头沟这片儿。

　　门头沟的贼，“手艺”好，胆子大，车上车下都敢偷。特别是326、336两条线儿，被他们弄得乌烟瘴气，乘客上车都提心吊胆。于是，以王秋生为首的公交分局的反扒高手们开始了远征门头沟的行动。

　　当时首都公安的装备与现在根本无法相比，反扒民警的装备非常简陋。当时王秋生他们抓贼，都是坐公交车。有时早上起得太早，还没公交车呢，就骑自行车。那时全队才有一辆212吉普车，跟宝贝儿似的，谁也不舍得使。可去趟门头沟坐车就得几个小时，到那还没干活就该往回赶了，不然回不了城了。回忆起打门头沟的经历，现在已是反扒大队副大队长的王秋生总是津津乐道。

　　“开始打门头沟特不顺，天天长途跋涉到那了，每次却空手而回。贼是不少，车一过首钢小区，一会就上来一拨，可晃悠几下就下车了，死活就是不练活儿。后来我一琢磨恍然大悟。八几年远郊区县跟城里人的穿着差得挺大的，反扒民警的装束在市里没问题，可一到这立马儿就像外星人的感觉，特不搭调。比如，当地人穿牛仔裤不穿旅游鞋，而是多穿皮鞋或布鞋。贼的眼多尖呀，感觉车上的生人一多，扭头就颠了。后来我们观察了好几天，把衣服和鞋都找齐了，连说话都学得差不多了，这一招果然奏效。

　　“那天我们哥几个一早就上了326，车到了水闸，上来四个，一看动作就知道是惯偷。四个贼感觉车内没‘外人’，就放开了胆儿，疯狂到什么程度，我们都吃了一惊。有的贼直接就去拉乘客的提包拉锁儿，被发现了毫不在乎，瞪你一眼，又奔别的乘客去了。这哪里是偷，整个一明抢！

　　“一个贼伸手摸我的左裤兜，幸好我事先把钱和工作证放到了里怀。这时又一个长得黑黑的贼过来摸我的右裤兜，这里可有铐子，我用手一捂。那个贼气得还给了我一脚，他们人多势众，欺负我一个‘人’呗。车到了河滩站，这个贼从一名中年男子的破军大衣里扽出二十几块钱，这在当时可真不少了。贼特美地把钱往自己的兜里揣，这时候我一把给攥在手里了。当时他特吃惊地看着我，可能是从来没被警察抓过。抓了这四个贼以后，我们还坐着这趟车往回走。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警车，抓完人也得坐着公交车回单位。正这时候，车门一开又上来三个贼。贼有贼相，一上车我就认出来了。离我还不到两米了，我这边还铐着四个人呢。我马上拿衣服往贼手上一套，想着能应付过去就应付过去。没想到仨贼上车就开始练活儿，根本没往里边走，也不抬头看人。他们这是习惯了，这边警察来得少，他们做梦也没想过车上还有便衣。也真该着他们倒霉，警察和小偷加起来有半车人了，仨人谁也没发现。几下就偷出一盒烟，现在听着都新鲜，一盒烟也偷，那时候这就算很平常的事。又被我们给摁了，后来铐子也不够用了，一个铐子铐俩，这么着给带回城里。”

　　从那以后，为了抓贼方便，王秋生他们索性就住在门头沟，把“贼情”摸得一清二楚。公交分局反扒民警连端大峪、河滩十几个贼窝儿，上百名扒手落网。一时间门头沟的贼成了惊弓之鸟，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大战职业贼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大家都有目共睹。如果您问一个抓贼的人，他一定告诉您，路宽了，线儿长了，公交车多了，贼难抓了。

　　确实，北京公共交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从几千辆车猛增到了上万辆，线路多得像蜘蛛网，长得都出了北京伸向全国各地。乘车人的数量更是成几何数字上升，虽然小汽车已经进入家庭，但乘公交车出行还是占主导地位。人财物在公交车上越来越快速地流动着，对于公交车上的扒手们来说，这无疑是个发财的好时机。京城反扒民警们正面临着一个最严峻的考验，因为他们此时面对的贼已经越来越职业化，可以这样讲，这个时代的贼为了钱已经是不择手段了。

　　人口大流动，使得北京成为全国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城市，大量的外地人涌入京城。北京公交车上贼的成分这时已经有了本质的变化，外地贼占了九成以上。全国天南地北的贼当然都是看中了首都这块风水宝地，他们跟以前的北京“老泡”不同。经过了多年打击，北京这些贼的胆子越来越小，手法越来越隐蔽，作案的职业性越来越强了。

　　什么叫职业贼？反扒民警马有胜是这样对我说的：“就是以偷为生以扒为业的贼。贼自己要吃，还要吃好的。自己在北京每天要住旅馆，出门要打车。晚上还时不时地去歌厅浴池耍一下，每年还要往家里邮钱。这钱从哪来？都从老百姓兜里来。‘手艺’差了行吗？能轻轻松松被你抓了吗？你抓他时他能不折腾吗？”

　　职业贼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讲还是个陌生的词儿，到底“手艺”到了什么程度算职业贼？先举一个例子。每到月初，准确点说是每月的4号，反扒民警都喜欢跑学院路一线。为什么？因为这里高校云集，大部分教师都乘公交车上下班。为什么4号来呢？因为这一天开工资。您看贼都算计到了什么份上，这样的贼能不是职业贼吗？

　　所以九十年代的贼不好抓，抓一个贼都要经过斗智斗勇的过程，不仅要流汗流泪有时还要流血。据统计，九十年代北京公交分局反扒民警每年受伤的高达几十人，居各警种前列。

　　1999年5月28日傍晚，公交分局反扒民警曹正玉、马冰在360路动物园车站工作时，发现在上车的乘客当中，一名膀大腰圆的青年人从前面的一名男乘客腰间偷出一部手机。曹正玉上前一把攥住那只黑手，另一只手搂住了扒手的脖子。

　　“别动，警察。”马冰边喊边掏铐子。就在这时候，只见那名扒手扔掉了手机，从裤兜里摸出了一把大折刀，拉出刀锋，一刀扎在曹正玉的肚子上。扒手趁机挣脱出来，转身就跑。马冰几步追了上去，与扒手搏斗起来。扭打中马冰的手腕，大腿都被刺中，一串串的鲜血洒落在马路上。一阵阵的巨痛让曹正玉根本站不起来，他只能看着马冰拖着伤腿追扒手。据医生讲马冰腿上挨的那一刀有12厘米深，差一点就把腿给废了。曹正玉事后才知道自己的肠子被穿了九个孔，而且再也无法从事心爱的反扒工作了。

　　曹正玉和马冰住院时我也去了，由于媒体的宣传，社会各界群众都自发地来看望。每天送来的鲜花都摆满了病房。我特别注意到反扒队的哥们儿来看望他俩时，都带着一种异样的神情。

　　“哥们儿，悠着点。家伙一定带好了，该下家伙时千万别手软。”马冰叮嘱每个哥们儿。

　　说实话，谁看了同行伤成这样心里不哆嗦是假的。都是干这一行的，谁没有妻儿老小，自己不怕家里人还怕呢。可他们出了医院门仍然大踏步地走向车站，谁也没有含糊。贼还得抓，谁让他们是抓贼的刑警呢。

　　职业贼的第二个特点是作案手法职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白了装钱的地方多了，贼偷窃的手法也就发展了。以前的贼纯是靠手上的功夫，现在的贼可是五花八门，什么招都用上了。比如说刀片贼，上车时手中夹着一枚刀片，专门是对付那些钱藏在内衣里或防盗裤衩里的乘客。手机贼为了对付女士胸前挂的手机，身上有时备着把剪刀。类似的道具还有大空包，报纸，衣服等，为的就是遮挡乘客的视线，便于下手行窃。

　　职业贼的第三个特点是作案隐蔽性更强。过去反扒民警看贼多是从贼的打扮上断定。比如贼因为常年挤车，他穿的衣服特别是裤子和鞋特别脏，特别是鞋的磨损很大。还比如贼一般在车站上都站在最后，这样便于他观察情况，发现目标。可职业贼不同了，你看他们穿得西服笔挺，皮鞋锃亮，夹个手包，乍一看跟白领似的。有的则是一身民工打扮，混在乘客里根本不显眼。这样的服饰更具迷惑性，不仅是掩乘客的耳目，更是为了躲避反扒民警的眼睛。

　　说起职业贼，每名反扒民警都有着不同的认识。马永胜探长跟职业贼聊过，那个贼说他只要用手一“趟”乘客的兜，就能感觉出来里边的钱包装了多少钱，最多再用手指一掐，他说出来的钱数跟实际差不了二百。因为一百元的人民币多数比钱包宽一个小边儿，他一掐这个边儿就能感觉出来钱数，再决定偷不偷。

　　“那次我在22路豁口站看见俩人，一看就是职业贼。一个在车站上‘抢门儿’，一个蹲在车站后边。你如果光看见‘抢门儿’的那个，后边的贼准‘醒’(发现)你。他一个口哨俩人打车就颠了，让你都不知道输在哪。我们见这样的多了，根本不靠近车站，躲得远远的。抓贼人的眼睛都好，站个百十来米也能看得八九不离十。后来两贼‘抢门儿’下不来，就准备上车偷。那个放风的贼才绝呢，因为怕后边有人跟着，他最后一个上车，而且是倒着走，眼瞅得没人跟着自己了，这才踏踏实实地上车偷。在车上俩人的胆儿大多了，用手把前后左右的兜都趟了一遍，准备下个大份。职业贼就有这个特点，他要么不偷，偷就不能小了，用他们的话说冒一次险必须值。后来这俩人没到一站就下来一个‘大皮子’(钱包)，是从一名男乘客手包里扽出来的。当时手包夹在腋窝里，还拉着拉锁，偷完后男乘客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也没跑了，被我一把攥在了手里。我们是干什么的，不比贼贼怎么抓贼呢？”说到这里他爽朗地笑了，充满着自信。

　　王小明有个绰号叫“鹰眼”，其实反扒民警个个都是“鹰眼”。您想，人潮车海当中，一眼就能把混在其中的扒手筛出来，眼力能差得了吗？不过王小明确是与众不同，他的认贼方式真让人耳目一新。

　　那是1999年的夏天，我跟王小明探组“打早”。“打早”是行话，就是起个大早儿赶头班车抓贼。那天来的这个地方地处海淀区西苑附近，这里是农业大学、颐和园等地进城的换乘车站，客流量很大，离城里又偏。所以一些扒手便选准了这块宝地，近期途经这里的332、362、915等几条车路上都有乘客被偷。

　　我以前也打过早儿，都是5点钟起床，到了地方一般都是5点半，正好赶上头班车。可跟这位反扒高手“打早”可苦了，约我四点钟在单位门口集合，干脆这一晚上就别睡了，因为总怕睡过头。

　　我见到王小明后就问：“王哥，我干这行也好几年了，跟刑警队‘打早儿’不是第一次了，可4点钟也太恐怖了吧。头班车也不过是5点半才发嘛。”

　　“敌情变啦兄弟，你那是去年的皇历喽。”王小明揉了揉发红的眼睛。

　　“我给你算算：4点钟出发，中途接我两个徒弟，到西苑就是4点半了，那里是郊区车站，又多又分散，等我们看完地形至少也5点多了。那儿的头班车是5点40，如果我们稍微一磨蹭，准赶不上头班车。”

　　“‘打早儿’就专门赶头班车吗？”我有些不解地问。

　　“兄弟，你知道许多贼专吃头班车是为什么？他们知道警察也是人，也喜欢睡个懒觉。可他们为了偷钱，再早他们也能起来，他们以为这样安全。不来就算了，如果我们来晚了，弄得人困马乏的，赶到这贼已经收工了。嘿，这才叫起个大早儿，赶个晚集。作为咱打扒的心里那个憋屈就没法说了。”王小明说着往后一靠，把眼睛闭上了。

　　“冬天‘打早儿’才叫苦呢。在站上呆五分钟就冻透了，手都伸不出来，这就是抓贼，贼能吃的苦我们全能吃，贼都服了。”他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们的车躲在距车站两百米左右的一个小吃店后边，两个徒弟在下一站接应。车上的王小明根本没在乎距离的远近，一边和我聊天，一边时不时地用眼睛扫一下远处的车站。“离得也太远了，我这5.0的眼睛也只能看清车站上是男是女，万一贼来了怎么发现呢？”我心里有点犯嘀咕。

　　“说实话，要说六点大街上还有人，除了卖早点的，晨练的，赶头班车的，五点就在大街上溜达的也就是警察和小偷了。所以一定不能大意，尽量躲车站远点。贼是谁呀，贼是‘贼’呀，不比一般人‘贼’能叫贼吗？我们不比贼‘贼’怎么抓贼？”这是我第一次听王小明说这话，当然不是最后一次。

　　“王哥，你怎么看贼？”我每见一位反扒队的人都会这么问，我知道他们每人都有一套认贼的法儿，这位高手一定别出心裁。

　　“你怎么看呢？”他反问了一句。

　　“夏天不穿凉鞋，冬天不戴手套，走路半哈腰，嘴里叼着票，背着大空包，鞋踩得跟花瓜似的，对吗？”这都是反扒高手们总结出来的贼相，我早背得滚瓜烂熟了。

　　“嗯，形象极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认贼绝对够了。可对我们抓贼的来说还只是初级阶段。你想想，贼的衣着可以变吧，比如说大冬天里‘抢门儿’就戴着手套，还是大厚手套，你还照搬条条框框行吗？现在就有这样的贼，他右手插兜，左手戴着手套，真正抢门的那一刹那用右手，我就遇上过几次。”

　　“照你说的，看贼看什么呀？”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凭现在的经验，是贼就逃不过我们的眼睛。你要非说出几点来，从我这看，远看动作近看表情，有时干脆什么都不看了。”他笑了笑。

　　“什么动作？什么表情？什么都不看你能抓贼？”我一连问了三个问题。

　　“你看贼如果准备上车，他多半是瞄好了目标。这时候他上车的动作一定是贴着目标，根据目标前后调整自己的姿势，特别是‘抢门儿’的贼，他贴乘客再近，也要把准备下手的部位空出来，这时的姿势绝对与众不同。外行感觉不出来，可我们瞟一眼就明戏了。有时候离车站还有百十来米，一眼就知道有没有贼，有时还能看出来贼‘下’东西了，这是这个缘故。”

　　“厉害。”我有点开窍了。

　　“那近看表情是怎么回事呢？”

　　“把车锁好，别离我太近，上车。”王小明略带命令的语调里还有些激动。

　　望了一眼远处的车站，我知道来事了。

　　渐渐地走近了车站，我看了一眼表，5点35分。这时车站上已经有十六七名乘客了，多数是背着双肩背的学生，进城上课的。贼呢？我用眼扫了好几圈车站，干了这几年的反扒宣传，我认贼的本事虽然比不了侦查员，但也比一般乘客强多了。可我没发现什么可疑人，我再看王小明，他打开了一张报纸，专心地看着上面的东西，偶尔抬头看看来车的方向。

　　一辆362路车缓缓驶进车站，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三个身穿蓝黑西服的男青年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直奔后车门。从他们的眼神，动作，我感觉八九不离十。可王小明是怎么盯上他们的？一股巨大的兴奋马上将疑问冲得无影无踪，是猎手看见猎物的那种兴奋。我夹着摄像包跟着乘客上了车，王小明离我不远。车是经过西三旗、东北旺等几个站过来的，乘客已经很满了。

　　把自己当成乘客，贼就不会发现你。这是许多反扒侦查员跟我说过的话，我只是将手中的偷拍包尽量对准三个扒手所在的方位，眼睛盯着车窗外，时不时地看一眼王小明。

　　王小明个子本来不高，在车厢里更显不出来了，被夹在人缝当中，让人感觉有些好玩。他离三个扒手的位置比我还远，中间隔着这么多人，他眼睛再“毒”也不能遥控呀。我有些着急，想离贼近一些。可我刚想动，王小明用眼睛制止了我，跟着这样的打扒高手，我也真是瞎着急。

　　一名扒手紧贴着一名中年女乘客，眼睛不停地向四周打量。与众不同的是他头不动，只是两只眼睛前后左右转，异常灵活，而且这一刻扒手显得很紧张，仔细看特别明显。噢？这就是王小明跟我说的贼的表情吧。我茅塞顿开。

　　其他的两名扒手似乎没什么行动，规规矩矩地坐车。车过了马连洼，小清河，下一站是西苑了。三名扒手两手空空地下了手，我正不知道如何是好，肩膀被王小明拍了一下，示意我下车。然后他小声对那名女乘客说了些什么，女乘客竟也顺从地和我们一起下了车。

　　我们一下车，在这里接应的徒弟杨成迎了过来。“王师傅，他们三个在对面的车站，可能是往回翻了。”

　　“杨成你跟着上去，有情况马上通知我。其他人上咱们自己的车，在后边跟着。”在车上我知道，那名女乘客丢了一个钥匙包，里边有二百块钱。

　　“为什么不抓呢？咱们四个抓他们仨正好。”我这回真是有些糊涂了。

　　“刚才车走过小清河时，我看见一个扒手向车下看了一眼，敢情车站上还有四个。咱们今天来着了，一勺烩。”

　　我服了，就车这么一过，站上还有四个贼都逃不过，这双“鹰眼”真够绝的。

　　我们的车跟着扒手坐的362又往回走，果然到了小清河站三个人全下车了。车站上马上有几个同样打扮的男青年凑了过来。下手偷钱的扒手竟把那个钥匙包拿出来让同伙们传看，他把钱拿了抽出来，随手把钥匙包丢到了路边的荒草中。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一个也不少。女乘客看着自己的东西被小偷扔了，气得直骂。当然这一切也没有逃过我的摄像机。又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四个人怎么抓七个贼呢？

　　“一会儿这几个人肯定上933回家，咱们趁他们坐一趟车时下手。杨成你们俩只管堵车门，有跳窗子的一个也不能放走了，小字和我上车抓人。”王小明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啊？我们两个上去？我连个手铐也没有？我当时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只是想着跟着“鹰眼”准没错。事后我怎么想怎么感觉不可思议。

　　七名扒手聊了一会天儿，分头上了一辆很空的933，这是奔香山方向走了。我们的车突然横在了933车前。王小明拿出证件向司机一晃，售票员打开了车前门，这时杨成、张江小哥俩掏出警棍一前一后把住了前后车门，我紧跟着王小明上了车。“警察，别动。”王小明的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他一把攥住了一只手，咔嚓一声戴上了锃亮的手铐，这时我才看清是那名偷钥匙包的扒手。又一声清脆的响声，手铐的另一半铐上了另外一名扒手。全车都很安静，只听见一阵咔嚓咔嚓的悦耳的金属的碰撞声。所有的乘客和我都看着这一幕精采的警察抓小偷的活电影，我当然没有忘把镜头对准了这位王探长。三副手铐铐了六名扒手，剩下一名扒手腿都软了，一下子坐在了车地板上。谁也没有想到，这样寡不敌众的抓捕，没有影视作品里警匪片中的激烈打斗，没有警笛轰鸣，只是一阵阵悦耳的金属撞击声。一个人擒住七个贼，这就是“鹰眼”最精采的一次出手，至今被反扒队里的人津津乐道。我有幸目睹了这一切。

　　相比七八十年代贼的单打独斗，九十年代职业贼多以团伙形式扒窃作案，这样首先是为了反侦查的需要。比如一个三人的团伙，只有一个人负责动手扒窃，其余两个则主要是放风和掩护。这样的好处在于分工明确，负责偷的就专心偷，别的他什么也不用管，不像以前一个人作案担惊受怕，畏首畏尾。贼结成团伙作案还有一个目的，一旦被发现(行话叫把事主偷醒了)可以仗着人多势众殴打事主，变暗偷为明抢。遇上侦查员抓捕时，团伙成员多是拒捕反抗。

　　九十年代的扒窃犯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招贼的线路集中。何谓招贼的线路呢？比如说300路公交车。这是环三环的重要线路，您如果有机会来到300路沿线，不管是北太平庄，人民大学，还是公主坟，安贞桥，您就能感觉出来什么叫挤公交车了。特别是早晚高峰，一辆公交车上每平米十多个人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样的环境，贼是绝对不会放过的。所以300路一直是公交分局打击的重中之重，特别难忘的一次是集团出击痛击扒手群，那还是1998年冬天。

　　这天凌晨的温度我不知道，但我所在的指挥车里，车窗的玻璃上全结满了冰花。不到五点钟，所有的单位全部到位。今天的总指挥是副分局长张振宾，他是从一线反扒干出来的，对抓贼再内行不过。他说自己挺紧张的，因为这种集团作战在他20多年抓贼生涯里还没有过。以前打击一条线路，都是以零散的探组出击。打掉一个扒窃团伙后，在这条线路上的其他团伙得到消息一哄而散，效果并不理想。今天他集中了反扒大队和九个派出所的精英，一个时间同时出击300路全线。这种方式从来没有尝试过，有点像打大战役的味道。

　　张局手里拿着电台，从4点半就开始不停地看着表。300路头班车是五点半，今天的表走得似乎格外地慢。

　　“各小组注意，现在头班车发车，全线出击，有战果随时向我报。”张局发完命令后，便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在等第一个战果，万事开头难。

　　抓贼这东西可不是打仗，看见敌人一扣扳机就完了。这要经过跟踪，要人赃俱获，难度我们谁心里都清楚。快六点了，电台还没有动静。我心里特紧张，全线出击，怎么会半个小时了没下一个贼呢？

　　“张局，我在安贞桥‘下’了一个，一个钱包400块钱。”声音是王秋生的。

　　“秋生，赶快把人带离现场，小心打草惊蛇。”张局长长出了口气。

　　“西单所‘下’来五个，一部手机一个钱包，位置在成寿寺，请指示。”

　　“反扒队在亮马桥抓了仨，手机一部。”……

　　真邪了，好消息像雪片似的一个接一个，电台里都叫成一团了。各单位都摽着劲呢，谁也不甘落后。

　　“干得漂亮，我也坐不住了。你们不跟我上车转转，看看我的手艺有没有放下？”张局竟然也手痒了。他带着两名随警作战的记者上了300路，从人民大学上的，到了公主坟就下车了，还真不含糊，逮了个扒窃现行。被记者拍了个正着，当天晚上的新闻就播了。这一早上反扒民警从300路及其沿线一共抓了70多个贼，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九十年代京城的反扒队伍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支令北京乃至全国扒手都闻风丧胆的打扒尖兵正秣马厉兵，准备痛击任何来犯之敌。

　　反扒女探长

　　时光飞逝，转眼已经跨进了新世纪。新千年可以说翻开了首都公交打扒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在这个时候，抓贼队伍里出了一位女中豪杰，她就是京城唯一的反扒女探长于晓明。她的故事充满了神奇与艰辛。

　　“你知道大猫儿在我这还吊主？臭劲儿的！洗牌吧。喂，师傅，我们快到杭州了，这几天下贼了吗？让哥儿几个精神点，这个月最少得弄一起中案。行了行了，挂了吧，我闺女给我来电话了。”一个高吭的女声回响在整个列车厢里。

　　她就是于晓明，我第一次与她正面接触是在火车上。2002年3月，公交分局组织本单位立功受奖民警外出旅游，使得这位京城唯一的反扒女探长平生第一次在风景秀丽的西湖边上溜达了一圈。

　　火，从外到内，这就是我对于晓明的印象。难怪她刚出道一年多，就“折”了200多扒手，火遍整个反扒大队。

　　晓明刚到公交分局反扒大队是1990年，那一年她正好20岁。一头自来卷的短发，一双并不大却透着机灵的眼睛，一口一个师傅，晓明的到来让这个纯男性化的队伍里的每个人都眼前一亮。

　　不过抓贼这活儿可不是好玩的，难、累、险，一个小丫头片子，也就在内勤呆一辈子了。这是当时许多人的想法。

　　“我是来当刑警的，我要上车抓贼。”晓明的态度让队领导第一次感觉这个女孩子有性格。

　　“真想干还是想把刑警队当个跳板？”抓贼能手张立忻劈头就问。

　　“师傅我这辈子的愿望就是当军人或刑警，我来了就是铁了心，您以后就知道我了，我不比男的差。”晓明瞪大了眼睛看着张立忻。

　　于是她跟着比她大10多岁的张立忻开始了抓贼的生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条路竟然如此充满了荆棘。

　　晓明一入道就收到了奇效，这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说实话，这得益于她是个女的。

　　抓贼说白了就是发现与被发现的关系。发现贼是第一步，不被贼发现是关键。贼对身边的人时刻都保持着一种高度的戒备状态，在公共汽车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反扒民警靠近贼的难度非常大，被贼“灵”了(发现)而前功尽弃是经常的事。

　　可自从带上了这个什么都不会的小丫头，张立忻发现抓贼变得比以前容易了。

　　“师傅，刚才你让我看那个人的脚底下干什么呀？”晓明一边捶着酸疼的腿一边问。

　　“那个人是贼，我以前抓过，今天他好像认出我了，没‘练活儿’(工作)，不过你看他的鞋和别人不一样。”

　　“噢，我知道了，贼的鞋老被踩，特脏对吗？”

　　“记住了，这是一个认贼的小窍门。这样的窍门多了，只要你多留神，就不会像刚才那样，挨个给车上的人‘相面’了。”

　　“那我从车站往车上看贼怎么看呢？”晓明不解地问。

　　“这是功夫，一辆车从眼前过去，就是那一瞬间，上边有没有贼心里就有数。好多时候是一种感觉，不抓上百个贼你是练不出这种感觉的。”

　　可张立忻怎么也没想到，晓明发现车上的贼只用了一个星期。

　　那是1990年5月的一天，俩人来到了331路车新街口豁口站。晓明今天穿着一身破牛仔服，一双运动鞋。她现在知道了，抓贼不是遛马路，逛商场，穿什么好东西都糟蹋了。自己那双新皮鞋这几天底儿都快磨平了。

　　眼看着快到十点了，连个贼毛都没见到。一辆331进站了，晓明站在前门处，学着师傅的样子往车上看。工作一个星期了，自己连贼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白记了一大肚皮窍门儿，怎么瞅谁都像贼？

　　车刚一出站，晓明突然向身后的张立忻说：“师傅，刚才那辆车上有个人像贼。”

　　“你怎么看出来的？”

　　“那个男的紧跟着一个老太太本来要下车，可一只脚刚下了台阶马上又缩回去了。我感觉……”

　　张立忻刚听了一半，马上跑过去截住了正准备过马路的老太太。

　　翻了半天，老太太发现自己放在外衣兜里的四块五毛钱不见了。因为刚才在车上买票时掏出五块钱，售票员找给自己的全是五毛一张的，记得很清楚。

　　俩人撒丫子就追，晓明跑得比师傅还快。因为这个贼是她自己发现的，她一定要亲手抓住他。

　　前边一个红灯帮了他们的忙，车门一开，晓明一指那个男的。果然，在他的兜里发现了老太太的四块五，而他自己竟然说不出兜里的钱数。

　　“师傅抓住他，他是小偷。”晓明特兴奋。

　　可究竟怎么抓她根本不知道，原来那时候她连铐子还没发呢。

　　“小丫头眼够‘毒’的，以后一定有出息。”张立忻边给小偷戴铐子边想。

　　没几个月，晓明便在反扒大队里火了起来。一是指她的脾气，二是她的工作成绩。她天生的男孩子脾气，用她的话说，从小到大没一个男孩子敢欺负她。

　　张立忻探组前三个月竟然完成了全年的抓贼指标，这种事在全队可是第一次。众多的反扒能手都用钦佩的眼光看着这位新入道的女孩子。

　　其实，经过了三个多月的磨练，晓明已经渐渐从徒弟变成了师傅的好搭档。如此惊人的进步，张立忻的解释是这丫头天生就是抓贼的料儿。

　　那天，俩人从阜成门上了103路电车。一上车，张立忻就搂着晓明的肩膀，晓明心里明白了：车上有贼。俩人像是搞对象的小青年儿，在车上旁若无人地说说笑笑。张立忻背对着车厢，晓明歪头一看，师傅身后不到两米远，有两个北京的“老泡”(老贼)。前几天也是坐103，看见过这俩人，当时他们好像认出了张立忻，所以翻了几次车后溜了。

　　看小偷眼睛总往这边踅摸，晓明一把搂住了张立忻的脖子，亲热的动作招来车上不少乘客的白眼。那两个“老泡”放心多了，其中一个把手伸进了一名男乘客的后裤兜。小明眼睁睁地看着那只手上多了一个钱包。小偷一边把钱包往兜里揣，一边瞪了晓明一眼，意思很明显：你少管闲事。

　　晓明用手轻轻一拍师傅的肩膀，张立忻突然一个转身，一把就钳住了那只拿着钱包的手。同伙一见不妙，想往后退。晓明上去一薅脖领子，用胯一顶，那家伙服服帖帖地躺地上了。

　　“这闺女真行，留神摔着。”旁边一位大妈眼都直了。

　　“小于子这手够脆的，在警校学的吧。”张立忻笑着问。

　　“这算什么呀，哪天我单独抓个贼让你瞧瞧。”晓明心里想着。

　　其实以晓明当时的抓贼技术，完全可以独立工作了。可队里领导怕出危险，一直让张立忻不离左右。

　　一年以后，她的愿望实现了。

　　那是1992年3月一天的下午，晓明到队里开完会出来，一看表刚4点多。今天张立忻请病假，队里领导让她早点回家休息。她从东单上了110路公共汽车，到了米市大街，车上一个小子的手伸进了前面女青年的挎包。其实一上车晓明就感觉那小子有点不对劲儿，已经注意他多时了。可真发现小偷掏包时晓明的心开始打鼓了。毕竟这是她第一次单独面对小偷，自己都能听到“咚咚”的心跳声。她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腰里别着的铐子。

　　车身一晃，小偷的手马上缩了回来。晓明的额头上渗出了汗，当时的她比小偷还紧张。师傅这时该往前靠了，心里想着，晓明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凑过去的，好像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如果不是因为我是女的，那小子肯定早就‘灵’了。”后来晓明自己回忆说。

　　灯市口快到了，女青年准备下车了。小偷狠了狠心，又把手伸进了挎包，这一次抻出一卷钱。

　　“小偷！”晓明大喊一声，上前一把给“掐”了。

　　(未完待续)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