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国飞

　　日俄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也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与二战有着必然的联系。日俄战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从当代国际关系细微之处背后望去，它的幢幢魅影依然不时隐现。

　　这场战争，不应被忘却——日俄战争百年祭

　　百年后的回响

　　一百年前的9月5日，日本和沙皇俄国政府代表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日本和俄国和平条约》，即《朴茨茅斯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为历时20个月的日俄战争画上了句号。

　　这是一场侵略者之间的战争，其目的是日俄两国重新分配它们在远东特别是中国东北的利益。没有哪场侵略战争是体面的，日俄战争在这方面尤甚。交战双方把自己的扩张野心连同火炮枪弹一起，倾泻在中国东北的黑土上。标榜“局外中立”的清政府反到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战败国，中国的主权在战争中遭到疯狂践踏，白山黑水受到肆意蹂躏。成千上万的枪弹落在了中国的领土上，造成了“纵横千里，几同赤地”的惨景。

　　日俄和约更是臭名昭著，清政府在和谈前发出了“凡两国所订条约涉及中国事件而未与中国商定者，中国政府概不承认”的声明，但无论是缔约国双方还是其他欧美列强对此均置若罔闻。根据和约，日本除了获得朝鲜半岛和库页岛的绝对特权之外，最为重要的条款是分割中国东北。涉及中国东北的条约内容包括，沙俄将旅顺大连及其附近的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让于日本；沙俄政府将长春(宽城子)至旅顺间的铁路及其一切支线、一切附属权利、特权及财产无偿转让给日本。日本军国主义者们不仅实现了十年前被迫退出辽东半岛之后卷土重来的野心，更是靠着世纪之初的这次不义之战的胜利，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内给另一个国力不济的邻国带来深重灾难。

　　对于沙皇俄国的统治者来说，这场战争意味着国内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从而导致1905年革命的爆发，为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敲响了覆亡的丧钟。在轰隆的枪炮声中，一批先进的俄国人认清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落后与腐朽，并决定摧毁它。这为整个20世纪俄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拉开了帷幕。日本这个穿着欧式军服的亚洲国家，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内通过一场又一场的侵略战争，一步步地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从日本国内妻子送丈夫、老父送幼子走进远东战场的绞肉机，并在亲人额头缠上“乞战死”的缎带的一刻起，日本人民注定要为一种虚无飘渺、难以捉摸的目标充当无辜的炮灰，而战争的胜利只会扩大这种不幸的规模，加深它的程度。

　　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站在百年后的朗朗晴空之下，回顾历史的暗角，我们更能体会繁荣发展之机来之不易与和平崛起的份量。拨开百年的历史迷雾，让我们重温那段充满了血腥与枪火、暴力与野心、骄横与屈辱并存的历史。

　　日俄战争·前传

　　日本与沙皇俄国，一个处于亚洲东部的岛链之上，另一个的政治中心远在波罗的海东岸。两国原本相去万里，之所以出现相遇、交恶直至刀兵相见的历史，是它们侵略扩张的野心膨胀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沙俄的前身是位于东欧平原上的弹丸之地——莫斯科公国，在历史上曾被蒙古帝国征服并统治达二百余年，直至15世纪才恢复独立。拜占庭帝国土崩瓦解后，莫斯科成为东正教的继承者，“莫斯科—第三罗马”的观点甚嚣尘上。蒙古人统治下的耳濡目染让莫斯科的大公们学会了对内专制和对外扩张的各种手段。从此以后，建立类似蒙古帝国那样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让整个世界处在莫斯科教堂金顶的照耀下，就成了历代沙皇追求的目标。经过几个世纪的巧取豪夺，沙皇俄国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地跨欧亚，包纳东欧平原大部、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在内的庞大帝国。

　　四处望去，沙俄统治者们发现，除了在远东地区可以有所“作为”之外，从其余三面几乎不可能捞到任何好处。北面是杳无人迹的北冰洋；西出波罗的海必与德意志帝国正面冲突；南下有两条线路：从黑海出地中海已被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的惨败打上了“此路不通”的标签，从中亚寻找通向印度洋的出口需经阿富汗和印度，那里是英国殖民者长期以来妄图占有和苦心经营的地盘。自然而然地，选择东方作为新的扩张点，从积贫积弱的清王朝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夺取财富和土地，便成为沙俄侵略者们制定战略的新目标。

　　19世纪50年代起，经济落后、国力衰微、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日本，在美国和欧洲列强的武力胁迫下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门洞开，主权的沦丧，日本被带入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这也给了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机遇。不久以后，倒幕运动的胜利振兴扫除了幕府统治的障碍，明治维新等举措为其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不满岛国地位，加之经济发展迅速且起步较晚，本国资源和资本匮乏，种种因素导致了日本在国力稍有起色之际就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早在1855年，一个名叫吉田松阴的政治人物就认为，日本暂不能与西方列强抗衡，但可以把朝鲜和中国作为征服对象。他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明治时期，一个叫江藤新平的人叫嚣道：“宜先与俄国提携，将朝鲜收下，进而将支那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待经营就绪，即驱逐俄国，圣天子迁都北平，从而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

　　在这些政治经济条件的刺激下，在一批军事冒险主义者的鼓吹下，一项名为“大陆政策”的侵略方针出笼了。该政策也称大陆经略政策，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它于19世纪80年代成熟并付诸实施，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继《与清国斗争方案》后，再度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提出“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方案要求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进攻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和台湾。

　　1894年，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根据条约第一款，日本已经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半岛。清政府将辽东半岛、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增辟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华建厂。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它是《南京条约》签订以来清政府签订的最严重的一个丧权辱国条约。

　　此时，日本虽然在政治上不能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在军事上也不敢与它们叫板，但各国均已将其视为东亚地区重要的角色。日本在东亚地区肆无忌惮地扩张，打破了这一地区的势力平衡。对其最为不满的，当属俄国。两国矛盾就此激化，中间虽有妥协与谈判，但两国纠纷在总体上朝着愈演愈烈的方向发展。

　　日俄战争·缘起

　　日俄矛盾由来已久，开战原因错综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由于俄国牵头的国际干涉，日本被迫“吐”出了快到口中的辽东半岛。

　　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款第一条，辽东半岛“永远让与日本”。这一条款如得以执行，俄国南下占领旅顺大连等太平洋水域不冻港的意图将被无限制地搁浅下去。俄国曾经表示：“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对此毫无异议。若日本放弃岛国之地位向大陆扩张版图，则决非上策。”其他国家也对日本有所忌惮。如德国担心日本把旅顺变为亚洲的直布罗陀，会使中国的华北与北京成为日本事实上的保护国。法国是俄国的盟友，同样是为自身的利益，在这一问题上追随了俄、德两国。

　　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国公使同赴日本外务省并相继递交声明，指出：日本割占辽东半岛不但“有危及中国首都之虞，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并“劝告”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据记载，日本外务次长林董在接到声明后当即面露惊慌之色。与此同时，三国协同对日本展开军事压力。

　　甲午战争后，日本已经筋疲力尽，占领台湾后又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牵扯大批兵力，无力短期内发动新战争。1895年5月10日，日本天皇颁布诏书，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有，但是强迫中国赎回，索要3000万两白银。诏书颁布后，日本举国哗然。激进者将政府还辽之事视为“千古未有之大辱”，声称还辽以后，“战果丢掉了一半”。

　　其二、俄国的远东政策意在独吞中国东北，与日本大陆政策针锋相对。

　　沙俄自诩干涉日本“还辽”有功，利用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困境，借口“共同防御”日本﹐诱迫清政府派遣特使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于1896年6月3日在莫斯科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防御同盟条约》，一般称为《中俄密约》)。俄国还取得了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权利。这样一来，连接俄国欧亚部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东北，从满洲里入境，途经哈尔滨，从绥芬河离开中国境内，直达海参崴。条约的签订和筑路权的攫取方便了俄国对东北的控制，增加了俄国在远东地区进行争夺的法码。

　　此后，俄国强租辽东半岛，租期为25年。1897年，俄国占领旅顺港，并开始修筑从哈尔滨通往旅顺的铁路。同年，德国占领青岛，强租99年，日本将福建划为范围。其他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此时，中国已经面临瓜分豆剖的境地。

　　俄国占领旅顺，强租辽东半岛，无疑率先将《中俄密约》视为废纸。“协同”中国防御日本的谎言也不攻自破，干涉还辽并非出于尊重中国主权，而是为了据为己有。这也宣告了清政府一贯执行的“以夷制夷”政策的彻底破产——在国力衰弱之时，把维护自己的主权的希望寄托于列强之间矛盾的做法注定将以失败告终。

　　列强的宰割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中轰轰烈烈的一幕。1900年6月初，义和团攻入北京，围攻外国使馆，这成为列强武装干涉的借口。义和团破坏了南满铁路的部分路段，打击了俄国的嚣张气焰。俄国一方面参加八国联军，一方面调动十几万大军分兵四路攻占东北，于9月占领整个东北并在哈尔滨升起了国旗，宣布对该市实行管制，同时强迫中国方面订立吞并东三省条约。这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日本人清楚地意识到，一旦俄国在中国东北站稳脚跟，下一步目标必然是日本手中的朝鲜半岛。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先后向奕诓和李鸿章表示日本介入此事。

　　占领北京后，俄国除了与列强一道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清政府之外，还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即单独与清政府签订双边条约，承认俄国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并继续这一占领。《辛丑条约》签订后，攻占京津的八国联军先后撤走，但沙俄的十几万大军仍然盘踞在中国东北。1902年4月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一年半内分三期由东北撤走。第一期俄国履行了计划，但俄国仅从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区撤军，拒不依约从盛京吉林等地撤军。不仅如此，它还向清政府提出在东三省享有特权的七项无理要求。此后更是无视中国主权，于1903年8月12日在旅顺设立远东总督府，阿列克谢耶夫为总督，主管俄国在远东的行政、军事和外交，其意图就是将东三省变成它的殖民地。1903年10月第三期撤军到期，俄国不但不撤，反而增兵，重新占领奉天省城。软弱的清政府又拿出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日本和英国最先做出反应，它们对俄国的这种举动表示强烈抗议，因为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扩张已损害它们的既得利益。日本又假仁假义地表示：“在必要情况下给中国以‘支持’”。

　　其三、俄国在朝鲜半岛的渗透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

　　1896年，海参崴商人布里涅尔从朝鲜政府获取开发鸭绿江沿岸木材的许可证，并就此成立了朝鲜木材加工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该公司被转卖给别佐布拉佐夫。此人虽已退休，但手眼通天，与彼得堡上层交往甚厚。他动用各种手腕，让时任俄国内务部长的普列威对该公司产生兴趣。别佐布拉佐夫随后面见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以经济渗透为主要手段，以公司代替军队，实现对朝鲜的占领，这一主张得到沙皇的暗中支持。

　　日本人很快觉察到了这家公司在商业活动背后的真实目的，这无疑给它在朝鲜半岛的既得利益造成了极大威胁。日本借口助清抗俄，但实质上将中俄矛盾转化为日俄矛盾，与俄展开外交谈判并使这一矛盾逐步升级。日本绕开清政府同俄国进行谈判不过是借题发挥，是对俄战争的前奏，同时也可试探俄国对战争的准备程度和决心。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日俄两国的谈判时断时续，外交摩擦之声不绝于耳。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日俄战争结束后，因戊戌变法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曾写下一段颇为煽情的文字：“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与白色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可见，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一批中国人把这场战争的结果看成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亚洲文明对欧洲文明的胜利，图变法者与因循守旧者的胜利。这些视角虽失之偏颇，但仍可作为参考。自秦、汉、唐以来，日本多从中国吸收先进思想，在军事战略上也多有借鉴。从战略战术上分析日俄战争，需从战前的谋略谈起。

　　《孙子兵法》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日本人深知这一道理。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的国力尚不足与俄国相抗衡。日本国内还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其军事工业仍处于起步阶段，《马关条约》取得的成果有待日后逐步消化。因此，日本对三国干涉还辽、俄国强占旅大等争霸行径保持外交层面的斗争。为此，日本制订了“十年振兴计划”，意在“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以备将来时机成熟，将其侵略魔爪再次伸进中国东北。

　　日本所谓的“卧薪尝胆”，是建立在消化甲午战争成果、疯狂扩军备战基础之上的。首先谋求“国力之培植”，提出工业立国策。甲午战争的赔款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重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非常突出，政府制定出《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与1894年相比，1904年日本轮船数由745艘增至1815艘，总吨位增长近4倍。政府对军事工业发展尤为重视，1894至1903年，官营企业投资由每年317万日元增至2344万日元。军事工业的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1896至1905年自制军舰21艘，造舰技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另一项重要内容是“谋求军备之充实”，增加海陆军的数量，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日本政府一再扩大税赋，以满足扩军的需求，每年直接军费开支高达财政预算的40%至50%。

　　经过几年的备战，日本的陆军已经同沙俄在远东的陆军大体接近，海军舰队与沙俄的远东舰队相比略占优势，但是同沙俄全国的陆海军相比仍相差悬殊。日本扩军所需军费的2/3以上来自清政府的赔款，主力战舰大多购自国外，没有清政府的巨额赔款和西方某些国家的支持，它的扩军备战是难以想象的。

　　庙算“成果”斐然，日本开始在外交上有所动作。纵观日本历次对外大规模侵略的前期准备，它往往首先争取某些大国的支持。这种欺软怕硬的外交与它的国力密不可分。1901年9月，小村寿太郞出任外相，他主张联英制俄。这一主张提出的初期在日本政界引起不小争论，然而联俄派在现实面前不得不向小村靠拢。而英国为了镇压南非布尔人的反抗，从亚洲调离部分兵力，因而在亚洲需要一个可以抗衡沙俄的同盟。1902年1月30日，《日英条约》在伦敦签署，即日生效。争取美国的支持也是日本外交的一个重点。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日本不惜投其所好，隐藏其独霸东北的野心，做出支持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姿态。

　　外交斗争的另一方面是麻痹对手，日本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夺取中国东北的美梦可以实现。一面同俄谈判，一面在国内叫嚣战争。1903年12月对海军舰艇进行战时编制。1904年1月，日本政府发布海上防卫令和铁路军用令，加速备战工作。在谈判桌上，继续通过一系列活动麻痹俄国。伊藤博文在给谈判代表的信中明确表示，在与俄断交的一段时间内，要“露出优柔寡断之态度”，“尤有极力伪装镇静之必要”。

　　在国内宣传上，日本政府大打悲情牌。俄国被渲染成熊、虎等凶猛的野兽，而日本则是无助的小动物或弱不禁风的小卒。为积蓄实力在外交上的有意退让，反倒造成主战派痛骂政府软弱无能的舆论环境，以“反俄同志会”为代表的极端团体不断鼓吹与俄血战到底，这无疑正中政府的下怀。由于俄国高姿态吞并中国东北，日本提出的“助华排俄”的口号也麻痹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

　　反观俄国， 沙皇政府显然低估了日本飞速上升的军事实力和军国主义的极度膨胀，仍然将其视为“东方小儿”、“东方顽猴”。据经历过日俄战争的施捷丰回忆，俄国当时在远东地区的军力根本无法支撑起政府如此宏大的政治野心。开战前的六周，库罗帕特金，这位日后败军之将说出了让手下大吃一惊的话：“为了避免与日本的战争，我宁可让出南满铁路和旅顺港。”克琅施塔得港指挥官马卡罗夫此前曾上书指出太平洋舰队驻扎在旅顺港外停泊场的危险性，可是这份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报告没有得到丝毫重视即被束之高阁。“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处在战争和时局的最前沿，但长期沙俄官场的实践已经养成了他报喜不抱忧的为官哲学。当中将斯塔尔克建议在港口布置水雷，以防止日本人突袭而导致的出海口被封时，他却说道，“我们从来没有哪个时候像现在这样远离战争”，同时在斯塔尔克的报告上用绿铅笔写下“毫无必要，不合逻辑”的批文。

　　日本和俄国在战前的准备情况，以及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应验了《孙子兵法》开篇之作提出的理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一边是资源有限的岛国进行的紧张备战，一边是庞大帝国惯有的拥兵自重。日本的灵活与俄国的坚韧相遇，战争的浓云已迫近世纪初的东北亚。(待续)

　　(责任编辑 王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