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庆尧

　　和母亲说最后一句话，是在20年前的一个早晨。那天早晨我醒来走到母亲的床前，看到多日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她精神头突然好了许多，她对我说：“上学去吧，这段时间功课准耽误了不少。”母亲病在床上有半年多了，是父亲和姐姐一直在守着她，我回家守了3天，她的病一直没转机。想到快期中考试了，我也的确有回学校的想法，就对母亲说：“您好好

养病，过两天我再回来看您。”说完就骑上自行车到了12华里外的学校。前脚刚踏进教室，一街坊叔后脚急匆匆的赶来，对我说：“快跟我回去吧，你娘已经不行了。”

　　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母亲会死去。尽管我也看到母亲在床上一天不如一天，但我总固执的认为，生病总会有好的时候。就在昨天晚上，父亲和姐姐在说：“哪怕她一辈子都躺在床上都不要紧，只要能保住命就好。”我还生他们的气，母亲怎么会在床上躺一辈子呢？说不定明天就会从床上爬起来，烧火做饭，下地侍弄庄稼。她没有能够爬起来，而且就在我离开她十几分钟时匆匆熄灭了她生命的灯火。直到母亲死去，父亲和姐姐才告诉我，母亲得的是肺癌，查出来时已经是晚期。这年，她46岁。

　　我看着死去的母亲被装进棺材，被埋入地下，但我却没有接受母亲已经死去的现实。回到空荡荡的家，我坐在床沿上直愣愣的看着门口，我相信母亲一会儿就从外面回来，担两梢水，或端一簸萁谷子，到灶间去生火，或盘腿上炕纳鞋底。走出家门，我去看远方的岔路口，我相信母亲一会儿就拐过那片高粱地，背一捆青草，或扛着锨镢，或推着小推车，向家这边走来。以至母亲死去五六年后，我还常常下意识的盯着门口或远方的岔路口发呆。

　　母亲是孤儿，靠吃百家饭长大，和我父亲结婚时家产只有一口锅、一只小瓮和一把勺子，住着一街坊亲戚家的半间老屋。此后我们姐妹兄弟5个相继出生。自打我记事起，母亲就总是一副匆匆忙忙的样子。早晨我们还没睡醒，她已经砍了一推车烧柴回来了。中午生产队收工，她就背了口袋粮食去碾。晚上她总是在煤油灯下纺棉花，纺车“嗡嗡嗡”的声音，仿佛至今还回响在耳边。到了秋后生产队里没了农活，母亲便和街坊的几个大娘婶子们合伙，推上小推车去贩豆子。她们鸡叫头遍起来，带上饼子和开水，先到博兴乡下把豆子收齐，再推到桓台的大集上去卖，一次推400多斤，翻越支脉河和小清河两道大堤，一天跑上百里土路，能挣5元钱。后来我们家日子越来越好，盖上了自己的房子，有了全村为数很少的自行车，我们姐妹兄弟手里拿着的窝头在街上与同伴们比起来是最白的，当几乎全村人都还在吃高粱面的时候，我们已经以吃玉米黄豆面为主了。

　　日子好些了，她忘不了从前接济过我们的街坊邻里们，遇到家里做二样饭食，她总是先舀出些来东家西家的送。当孤儿时，她的三叔和三婶子对她很好，她三日两头去看望两位老人，答应为他们养老送终。她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竟走在了两位老人的前面。

　　20年一晃而过。离开承载着老屋和母亲坟墓的故土，来到现在生活的小城，也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逐渐的，我不再相信母亲会从哪个路口向我走来。然而，每当有白发苍苍满脸慈祥的老大娘从我面前走过，我总是要想：母亲如果还活着，现在大概也和她们一副样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