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桦

　　有一天，我们将和最爱的人做最后的告别，那份生命之痛深植心中，不可断绝。

　　这是我自己的痛，我知道，这也是所有人的，正如所有人的痛也都是我的。

　　那时候我读高三，一个同学的爸爸从火车上掉下来摔死了，我们去看那个同学，他低垂着头，不说一句话，大家就那么默默地坐着。过了几天，他来上学了，几小时几小时地将头埋在课桌上，不说一句话。

　　后来我彻底明白了那种说不出来的痛，那是挚爱之人的死所带来的，任何你谙熟的哲理都不能令你从这种痛中解脱，你只能等待时光流逝。

　　甚至时光流逝也不能。

　　到今年五月一日，爸爸去世就整整十个年头了。

　　我仍然感到痛楚难当，是我整个的心还是只是心灵的某个角落？我分辨不清，但分明“爸爸”这个称呼又一次刺痛我，没错，是针扎般的刺痛，我甚至下意识地皱了皱眉。中医学里讲血瘀导致刺痛，而我的一腔热血又瘀在了哪里？

　　在几千里外的家乡，一个寻常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

　　郊区一个冰封雪飘里更见其小的殡仪馆，爸爸的骨灰安放其中已有十年。

　　1995年6月，爸爸突然两脚肿得穿不上鞋子了，吓得心惊肉跳的妈妈拉他到哈尔滨去做检查，大夫诊断说肾功能严重受损，已无法正常排毒。那年爸爸五十三岁。

　　那时我刚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不久，是H市一家外贸公司不称职的小职员，同时兼着大学里的俄语教师，电台的DJ和夜总会的节目主持，为赚钱疲于奔命。小弟在H市读着自费的大专，学费不菲，大弟要结婚，排场不差，而我要在九月份回北京读硕士，钱途不明。家里没有人愿意在这种情况下把爸爸的病况告诉我。

　　八月初和爸爸通电话，电话那边他永远都是笑呵呵的，精神好得很。我问他身体好吗，这是我每次都会问，他每次都会连声回答“好，好，好”的。我就故意开玩笑说，爸，我直接去北京行吗？这儿这么多的行李不好处理。爸不同意，恳求的语气说：“你还是回来吧，家里人都想见你，再说我身体又不好。”老爸这么一求，我自然满口答应，放下电话笑对同事说：“你们看，我爸爸为了让我回家开始撒谎耍赖了。”

　　从上大学到工作，那么多次离开家又回家，那是第一次没在车站看到爸爸。来接我的小弟说爸从一大早就开始打扫院子，欢天喜地地屋里屋外一圈圈转，吆喝了这个吆喝那个，一家人都不得安宁了。

　　走进我那北方的大院子，爸正在里面望眼欲穿，看到我满脸反映着他的心花怒放，哪儿有一点有病的影子？我心里暗暗觉得可乐。

　　把在电台，夜总会做主持，在大学做老师的经历变成种种趣事讲给爸爸妈妈听，绝口不谈艰难和劳累。爸妈在听我讲时一直一左一右握着我的手，握得那么紧，仿佛要把那半年来已融入我体内的疲惫在这样的紧握中消除掉。

　　是姐姐详细对我讲了爸爸的病，女儿的归来，确实让爸爸换了个人，但大夫已经明确说，回去准备准备吧，没有多长时间了。

　　看着面前喜滋滋的爸爸，总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拥抱他，象小时候那样在他怀里撒娇，说话都找不着调，却怕泪会流出来，就总是淡淡地打个招呼躲回自己的小屋去泪流如注。

　　不，我对自己说，人人都会死，爸爸是人，爸爸也会死，这样的三段论在我这儿是不成立的。他是我的爸爸，我不能没有爸爸，所以我的爸爸不会死。

　　返回北京时带走了爸爸在哈尔滨拍的CT片，为的是找个大专家看看，揭穿哈尔滨大夫的无耻谰言。

　　专家说，除非透析或者换肾，爸爸已经支撑不了多久。

　　无论透析还是换肾，每年的费用都是十几万，我这样的普通家庭怎么承受？

　　我从来没有那样渴望把自己卖掉，我年轻，并且引人注目地美丽，会有有钱人愿意买我，买主年龄不限，品德不限，受教育程度不限，已婚未婚不限，只要有钱，只要可以让爸爸一年年地维持下去。

　　家里没有电话，每次总是打到熟人家里，请人家第二天让爸妈过来接我的电话。

　　妈说爸就在她身边，于是止住在心里流淌奔腾的泪，笑着和爸说闲话，说从片子上看你的情况不是特别好，可身体好坏可不能单看片子，还有好多其他因素呢。不过我还是觉得你最好来北京看看，这边天暖和，玩玩也挺好的。

　　在北大一个朋友处为爸妈借住了一间小屋，又托人找了肾科最好的一位专家，那专家忧心忡忡地把我叫到一边说，你还不知道吗，不透析，不换肾，你的父亲只有半年左右好活了。

　　给远在深圳的好友写信，流泪说到爸爸的病，信没有放好，爸看到了。爸在那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独自去北大校园散步，回来时眼睛红红的，一家三口眼睛红红地相对无语。爱是枷锁，有它在，人世这苦海不由你随意沉浮。爸有什么不能舍弃的，还不是这些与他息息相关的生命？我又有什么不能舍弃的，还不是有人爱我，而我，也爱他们？

　　爸开始中西医都试。在一个偏陋的小屋里找到一位老中医，两副药下去，居然明显消肿。我们开始坚信人定胜天，爸爸将平安无碍。

　　那是多快乐的一个冬季啊，我不在，这对恩爱夫妻就四处走走看看，我要来了，他们就一次次跑到窗口张望着，急不可耐地等着他们最心爱的孩子小燕子一样飞进来，带进满屋子的笑声和青春。

　　九六年元月三日，我主持的《俄罗斯风情》开始在北京音乐台播出。第一次的听众来信，里面的肯定喜悦和赞扬让爸爸美美地把玩了一个晚上。每一次节目要开始，夫妻俩守在那个巴掌大的收音机前大气都不敢出，深怕漏掉宝贝女儿的哪句话而在第二天见到她时不能尽兴品评。

　　爸的状态好极了，见过他的同学都说，你爸可真精神真漂亮，哪儿象个病人？

　　他们先我一步离开北京，去了哈尔滨，听说那儿用抽取囊肿的方法治多囊肾，很有效。

　　春节时一家子团圆在故乡，我的心里开始阴影浮动，因为总觉得爸有点强自振作，他睡得非常多，醒时老无精打采地蜷缩在家里的土暖气旁边。可家里的炉子他还是不放心让别人烧，总是早早就起来捅炉子，站在凳子上往锅炉里加水。

　　返校时的火车是晚上十点多，爸等不到那么晚，睡下了，这在他是绝无仅有的。

　　跨出家门前他的屋子黑着灯，我走进去，小声说：“爸，我走了。”爸应了声，又说：“路上小心。”我看到黑暗中他佝偻在床上的背影，不知道这就是我和爸爸的最后一面。

　　那年的四月过得如此不安，夜里总是心惊心悸而起。

　　最后一个星期，想爸爸想得厉害。四月二十八日，爸爸妈妈在街头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呼我。爸的声音沙哑，仿佛刚刚哭过，我责备爸爸，大夫说最怕感冒，怎么还这么不小心，爸说他挺好，就不再提自己，一个劲儿问我这边如何，我这边当然万事顺遂，无忧无虑。最后他要我安心工作，别挂念他，多买水果吃。

　　我又和人开玩笑，你看我这个爸爸，总是嘱咐我买这个买那个，就想不起来寄点钱给我。

　　那是爸爸留给我最后的声音。我不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差得需要打车才能到电话亭，不知道一拨通我的号码，他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不知道他拒绝让妈在那个时候叫我回来，因为怕二丫头身体不好，折腾着那孩子，不知道他在清醒的时候平静地对妈说：“反正也跟那孩子说上话了，见不到她也不遗憾了。”弥留之际，姑姑抱着他，他却一声声叫着我的乳名：“是敏，敏回来了吗？”

　　四月三十日，晚上八点多，姐姐打来电话，要我速归，爸快不行了。

　　那一夜，我独自在宿舍，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求天求地，求了又求，求了又求，求它什么都可以从我这里拿去，只是不要拿走我的父亲。

　　第二天我晕晕地晃到电台，节目不能停，要走，必须录制出两期备播。机房里，我推开话筒，可是开不了口，开口眼睛就被泪水堵住。录音师不停地催，你说话呀，你说话呀，我浑身颤抖，说不出来。后来我听到爸爸对我说：“好孩子，好好做吧，我看着呢，我都知道，我等着呢。”我终于咬紧牙，咧嘴，试着微笑，终于说出：“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杨桦在北京音乐台祝你五一节快乐。”

　　姐姐家的电话没人接，想起来我家乡的一个好朋友，给她打电话，派遣她去看看就行了。

　　好朋友在家，说两天前在医院见过爸爸，爸由妈陪着，精神挺好，还笑着拍了拍她呢。妈对她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钱，有钱就可以透析了，全家都在挖空心思想怎么挣钱。

　　啊，不就是钱吗，我放心了，原来是一场虚惊啊。我可以先向我所有认识的人凭了自己的德行借钱，我甚至可以先不急着回去了，筹款要紧，就负责在这里借钱寄回去。然后我就又可以考虑把自己卖掉了，这次我一定认认真真，无怨无悔地卖，不卖出去绝不罢休。

　　心里踏实下来，发现身体快垮了，闭上眼睛等妈再呼我，等待的时间越长心里越踏实，想必情况已经没那么紧张了，竟然就睡过去，再睁眼，奇怪家里是怎么了，再看呼机，面色惨白，原来呼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没电了。刚装上电池，呼机狂响，是家里，飞奔出去，不客气地冲着电话亭里情意绵绵的男士大叫大嚷，踢门拍窗户，直到对方怒气冲冲地出来，看也不看他就径直冲进去，抓起电话，是姐姐的声音，哭腔：“呼了你多少次你都不回，爸都没了。”

　　听不懂，真的听不懂，一连声地问：“你说，是什么没了，什么没了？”那边再哭再说：“上午十点多，爸没了。”

　　天地间什么都不剩，只剩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

　　《诗经》里有“我生之后，逢此百罹”的句子，我以为我已经经历了许多罹难，却原来最痛的在这里潜伏已久，这才是命运的充满杀机的一招，以前的所有不过是它的小把戏。

　　暮色苍茫，接我的车驶进家门，许多人迎出来，引领我跪在院子里那个蒙着白布，一动不动的身体面前，这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总是乐颠颠地去车站接我，乐颠颠地一天天围着我转。每一个暑假，我坐在院子里的凉棚下看他在菜园精心伺候他爱的花花草草，瓜瓜菜菜；每一个寒假，他总是第一个起床，第一个来烧我房间的炉子，我起床时屋里总是暖暖暖暖的。我的爸爸，喜欢吹口琴，唱歌，嗓子真好，象杨鸿基。见到小孩子总是欣喜若狂地要抱，没有小孩子就拿着小猫小狗小猪打趣逗乐。

　　我感觉得到妈抱着我，妈说：“你好好看看吧，你最喜欢的孩子回来了。”我还辨得出大弟和姐姐已经哭得完全沙哑的声音，可我就是哆嗦着，流不出一滴泪。一阵阵的剧痛就在那时雷鸣闪电一般侵入我心，各自找了角落安居，要做我永生的伴侣。

　　进棺之前，他身上的白布被揭下来，我终于又可以看见他。仪式主持人说，你们还可以再摸摸他，但是不准把泪落在他身上，因为每滴泪都是颗罪恶的钉子，会让他不得安宁。两个弟弟先叫“爸爸”，先抚摸他的脸和手，轮到做女儿的，姐姐已哭得喘不过气来，我不哭，我的冰冷的脸贴在爸爸冰冷的脸上，我的冰冷的手握着爸爸冰冷的手，痛塞满了我的每一个毛孔，我哭不出声，我全身麻木。

　　回北京的第一天因为睡不着，就坐在图书馆翻《诗经》，找那首我早就会背后来又忘却了的诗，《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我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头伏在桌子上，大滴大滴的泪就在上面滚动。

　　那一个星期我没有去上课，也没有去做节目，躲在一个女朋友家里，却说不清自己究竟要躲什么。我的朋友很担心地看着我，希望我痛哭，或者我说点什么，可是我不哭，也不说，只是静静地坐着，晚上就静静地躺着，很不解地一次次在心里，在日记里问自己：“我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我到底失去了什么？”

　　没过多久，我开始正常地读书，做节目，生活在继续，表面上看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

　　我总是骑车到地铁，坐地铁到电台。很晚的晚上，出了地铁口，再骑车回学校。小小的我的身影被裹挟在大的人流车流中，常常感到脸上湿漉漉的，用手一摸，才发觉满脸是泪，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缘故就落下来了。

　　这样大的人流车流中，我知道，这样流着泪前行的，不止是我。

　　那个许多年前三岁大的胖女娃，认认真真地回答人们的问题：“你吃谁奶长大的啊？”“孩儿吃妈奶，我吃爸奶长大的。”带着在河北老家学来的新口音，她一摇一摆跑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的爸爸，边跑边喊：“爸呀，爸呀，我回来啦，爸呀，爸呀，我回来啦”。

　　那个十年前二十六岁的姑娘，借了钱，买了机票，急急地飞回家去葬她的爸爸，去机场接她的人见她面色苍白如纸，脸上没有一滴泪。天光灰暗，故乡的山水模糊不清，她默默地坐在车里，耳边响着她三岁时候的那声欢呼：“爸呀，爸呀，我回来啦。”

　　这个今年三十六岁的我，在这个阳光明朗的冬日上午，久久地凝视面前的香山和更近处的枯树。据说借助长久的凝视你就会与所凝视的对象融为一体，而我希望化作山或者树，绵延舒展于自然界的任何天气下，不动，不苦，不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