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里很宽阔，人不多。走道上没有站人。南来北往的人，都是过客。都是孤寂的。没有人特别地热情，没有人特别地冷淡。偶尔交谈，也不忌讳什么。南来北往的方言，在车厢里偶尔飘散，像点点的雨。那天是个阴天，真的，是个阴天。却并不防碍我的情绪。我在车厢里跑来跑去，很安全。那时没有人贩子，也没贼。天下太平。那是个安稳的年代，人安稳，没有坏心眼。社会也很安稳。至少，在后来有些人忆苦思甜时，我从没有过饥饿的感觉，从没有食不裹腹的时候。也许是家乡太封闭了，外面的风吹不进来。也许，是母亲过于

勤劳了，她靠并不宽厚的肩膀撑起了父亲甩给她的包袱。也许，因为漫长的旅途都是在车厢里，有热水，有方便面，有干粮。沿途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都被狠狠地甩在后面。

　　车厢是一个世界，很小，却很杂。因为人，因为人的目的地。有的人在中途下车了，离开，或者再次起程；有的人上来了，起程，等待着再次下车。列车停靠的每一个站台，如准时的钟，不早，不晚。人们如约而至，如期而下。我们则是长客。我们的终点尚未来临。

　　北京是列车的终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北京是我们的起点，如故乡的那个小站。如果是在以后，我会喊，北京，我来了。可那时太小，也没上过学，不知道天安门。这和故乡的偏远没有关系。北京是所有人的北京。所有的人来北京，都如朝圣一般。那个年代，那时候的人，都是这样的心情。父亲让我们在北京停留，很短，去了天安门。那个时候的天安门，很土。虽然我是从土包里爬出来的。在2003年，我人模狗样地甚至坐着飞机去了北京，我又急切地去了天安门，天安门变了，这我知道，电视里天天演着呢。我拉着北京的一位哥们的手说，大约30年前，我就站在这里。我很神气。就像天安门是我家。那时，我们在天安门留了影，算是到此一游。然后就又上了另一列开往东北的车。仍然是朝着春天的方向。

　　那本来就是春天。不同的是西北的春天和东北的春天。在那个春天，我们经过北京。来不及感受它的伟岸，就随着列车前行了。我想，前面一定更好。每一个前行的人都觉得前面会更好。没有人会朝着地狱或者陷阱行走。

　　至少，1977年的火车如此。

　　后来又坐过几次火车。我仍然不大。个子却见长。不算挺拔，也不标志，却容易引起乘务员的注意。或者，我以为，那时我正处于买半票和不买半票的边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不需要买票。两只眼盯着，就要买票。上车时，人多，乘务员来不及仔细看，一晃就过去了。但在车上，漫长的旅途，乘务员也恹恹欲睡时，她很可能会通过罚款等方式提神。

　　当然，我们坐的是硬卧。我也并不知道我这的个子的敏感性。如果知道，我会不会对父亲说，我已经长大了，我需要买票了。我想，不会。虽然现在我的女儿会。看着她一天天长高，我很高兴。我说，长高时，你就该买票了。她就很兴奋。后来几次乘车，她都在售票员阿姨面前问我，我需要买票吗？我说，这，可能还不。售票员就会认真地目测一下女儿的身高，然后不做声。女儿就抓过我的票，很兴奋地幻想着她什么时候会有自己的票。其实，她也正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说不够，够了；说够，差那么一点点。比如加上鞋跟。城市的公交车是友善的，也是因为车票很便宜，为了几毛钱，一块钱，和原则较劲没什么意思。但在火车上，就未必。有一次，我们从广州赶往深圳，这是我们经常的工作。在上车时，女儿被堵在了门外，乘务员说，呆会儿过来量一下身高。我点头答应。上了车，刚落座，车刚开，乘务员过来喊女儿。一量，刚好。她母亲说，这不穿着鞋呢，其实还不到。乘务员说，是啊，不穿鞋怎么坐车呢。言外之意，如果人光着脚坐车的话，鞋跟的高度就可以忽略不计。最后的结果是补票。女儿终于有了平生第一张火车票。她高兴地看着，我想，上面要是可以印上她的名字，就更有纪念意义了。那张票35块钱。

　　夜晚，人总是要睡眠的。夜是大戏的谢幕。夜晚警醒的人，要么做了亏心事，要么神经严重衰弱。夜是沉寂的，安逸的，只有铁轨的磨擦和撞击，不像音乐，一点都不悦耳，是噪音，当然，孩子是听不到噪音的。所以，孩子的心是纯净的园林。我就在噪音中酣然入睡。母亲抱着我，挤在中铺。大约是半夜吧，母亲听到了查票的声音。她更紧地抱着我，几乎要将我裹进她的身体。而且，尽可能地靠边，甚至，她用一条腿把我压在下面。我就醒了。我很压抑。我在周围紧张的气氛中，终于知道，我其实需要买票，而不买票，就可以省下一些钱。那时我的票是多少钱，我不知道。乘务员登在梯子上看看，没发现我，就下去了。母亲得逞了。我得逞了。然后我继续睡觉。我不如女儿。如果那时，我突然坐起身来问，妈妈，我是不是需要买票，那又是怎么样的情形。我没勇气。我见识少，胆小。我又进入了梦乡。在母亲温暖的怀里，在车厢复杂的气味里，在强烈的车轮的弹跳声中。

　　那是从哪里到哪里，我无从记忆。但每次旅行，我都觉得是美好的。很小的年纪，我就开始奔波。所以，我想，女儿也要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奔波。奔波是一种经历。尤其对于孩子来说，走过的路，见过的人，乘过的车，都是一种经历，都会在如我一般年龄时，记忆苏醒，然后淡淡地笑，某些细节，还那么生动逼真。

　　母亲蒙混过关，她是得意的。而且，在家里的床上，我们看到了和列车上一样的床单，那个标志是洗不掉的，除非母亲将它挖掉。如果挖掉，那就是多么的残缺。父亲说，你怎么干这个事？母亲不好意思地笑笑，车上多得是。父亲说，你铺在这里，让人看见，多丢人。母亲说，谁会到卧室看呢，而且，我一般是在换洗时才用。列车是动态的。即便父亲的情操多么伟大，他也无法把床单还回去，当然，他也不会。还好，我们没有住在军营里。但我已经知道，那床单是母亲偷来的。什么时候偷的，我们一点都没发觉。如果我发觉了，我会不会喊，我不知道。连乘务员也没发觉。我前面说，车厢无贼，可母亲是贼，我们身边的贼。是个善良的贼，爱沾小便宜的贼。我也想，大约是那个年代，一条床单也是个值钱的东西，人们都很穷。但庆幸的是，我没有学到小偷小摸的习惯，或者有过，却没有延续。不像女儿班上的一个小同学，女儿每天丢失的几根铅笔，几乎都在他的铅笔盒里。铅笔上没有标记，只是怀疑。被人怀疑，尤其是怀疑得次数多了，就不是什么好事。我从小到大，没有因为人家丢了东西而遭到怀疑。我惟一做过的，是在父亲的战友来家里喝酒时，我想翻人家脱下的军装的口袋。被母亲看见，严厉地制止。而后，金盆洗手。

　　所以，我说，孩子的记忆力是旺盛的。因为他的脑子是洁净的天空，一只小鸟、一个人、一件事，只要记住，就会一生相随。而伤害，也都是从小时开始，那么刻骨铭心，那么胆怯，那么孱弱。而消除伤害所造成的影响，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地减轻。

　　乘着1977年的列车，我离开故乡，离开北方的西边，到北方的东边。分离的哀愁已经清晰地以眼泪的形式告诉了家乡的亲人，路迢迢，再见很难。果然说中，真的很难，一晃儿大约十年。父亲的军旅生涯结束时，我们才又回到故乡。那已经是1985年。天下大变，我变了，但故乡没变。

　　我想，经历了好多个春天，好多个四季，好多的风、好多的雨。那个小站，经历了无数的列车，但故乡，怎么就没变呢。

　　父亲那时很自负地说了一句话：要不是我，你们现在还呆在这里。

　　我想，是的。虽然我还能长那么大，长那么高。但一座村庄的生长有时是艰难的，如难产的妇人。它也是一颗棋子，被人遗弃了，回归营盘的希望就极小。

　　后来，再后来。我长大成人。我懂了：我们想离开村庄时，列车会带我们开往春天，我们笑着；我们想回到村庄时，列车会把我们送回村庄，村庄笑着——她不变，是怕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吗。

　　因此，游子，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