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进入寒冬的第一个日子，阴沉沉的天空呈土黄色，冰冷刺骨的西北寒风，呼呼地啸叫着，沿着山坡席卷而来。刮得山坡上那小松树可怜地挣扎抖擞，那枯茅野草早已筋疲力尽，躺倒在山坡上吃力地挣扎。我与我的三弟扛着铁锹，拿着柴刀，带了一些祭祀供品，顶着寒风，艰难地行走在山坡茅草铺满的羊肠小径上，去父亲的坟地，为他的土坟茔上添一

锹土。

　　父亲的坟茔就在这一片山坡上，一个杂树遍布，茅草过腰，野兔出没，黄鼠狼为家的乱坟堆中。这是村里为故人安排的一块坟地，从来没有人来整理，与荒山野坡一般无二。这个时季，坟茔都淹没在杂树野草之中，若不是土堆前竖着那块用水泥浇灌起来的墓碑，也不知道那是墓那是坡了。

　　父亲是在1974年去世的，至今已有30多年了。父亲死于肺源性心脏病，父亲的肺源性心脏病源于他的支气管扩张，他的支气管扩张源于支气管炎，他的支气管……乍一看，父亲的死源于疾病。但是，确切地说，他的死源于贫穷，源于家庭沉重的负担。他没有钱治病，靠强健的身体抵抗力与疾病抗衡。久而久至，强健的体魄终被病魔战胜，最后被病魔吞噬。父亲那时常说一句话：年青时人找病，年长时病找人；好汉只怕病来磨，总归胜不过它啊！

　　父亲生于1917年，他的少年与青年时代，都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在饥寒交迫中度过。他逃过壮丁，(但结果把三弟抓去抵了丁。那年16岁的三弟被抓了壮丁后，至今杳无音信)。他做过长年，打过短工，要过饭。解放后生活安宁了，自食其力了，可是背上了沉重的家庭负担：一副肩膀挑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儿女的抚养重担。他一生当过最大的官是当过一个月轮流甲长，解放后当过民兵班长，互助组长。他出过远门就是去安吉地铺挑过米，撑筏去过“小上海”新市……他穿过象样的衣裳是一套卡其布衫配大腰裤，上衣钮扣是七个“葡萄”扣的那种。他吃过美味佳肴是烧酒过油炸豆腐干……

　　父亲一生最辉煌的业绩就是生了我们五兄弟二姐妹(妹妹8岁时夭亡)。他常给我们讲故事：从前有个财主，巨富百万，就是生不出儿女(大概是不育症)。八月中秋，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富贵，桌子脚下填上四只金元宝，边喝酒边赏月。隔壁的穷人看到了，叫来四个儿子，抬着四只桌脚，边喝茶边赏月，月亮走他也走。财主看到叹息：我的“宝”死的，他的“宝”可是活的啊！父亲为着我们而自豪，可是他为着我们付出了一生的代价。饥饿，疾病，劳累，他终于不该去而去了。不过，他没有后悔，他反而感到骄傲。而且，他深感遗憾，内疚，因为没有看到我们成家立业，过上好日子。

　　二

　　父亲生有一副好身坯。他身材不甚魁伟，但是身强力壮，勇力过人。据与他同龄的人回忆，父亲年青时用的扁担是青壳树的翘头扁担，挑不起三、四百斤重的担子，这种扁担不能用。他臂力过人，黄椿树做的八仙桌，他用手掌一拍桌沿，就能让桌子翻起，然后手一举，举过头顶。120多斤重的石鼓(扛铃)，他能连举数十举。半石(75斤)米的麻袋，他能用牙齿咬着，在三间屋里走三圈。解放前他去安吉地铺镇挑米赚脚力钱，180斤的担子挑在肩上，翻山越岭，快步如风。解放初他在筏运站撑筏，一根竹蒿在手，能将排成长龙似的数十帖毛竹大筏撑得游蛇般运行自如，从筏头镇过六洞桥，经九都里，下龙头口，过前溪，往沙巷、杨树湾，到笠帽山入京杭大运河……

　　“这样一条好汉，真让家庭重担压垮了！可惜啊！当时，村上同年纪的人无不这样叹息。父亲在1958年对河口水库工地大会战时，还是身强力壮，干起重活一个顶两。后来犯下气管炎，连走路也像在拉风箱，呼哧呼哧的上气不接下气。别说干重活，就是干轻活也力不从心了。可活不能不干，为了一家人的肚皮要吃饱。病却得不到治，那来的治病钞票呢？生产队里的“倒挂户”，还得添上“专业”两字。鸡屁股“银行”不够家里油盐酱醋，能有几个钱？而且，那时填饱肚皮还是头等大事！

　　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着急骤的变化，又遭遇上三年的自然灾害，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这时，我们的家庭也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一个能干活的姐姐出嫁了，剩下我们五兄妹(小弟尚未出生)。作为长子的我还在武康的“德清二中”读书，年幼的弟弟还不满周岁。母亲本不会下田干活，带着几个孩子越发脱不开身来，于是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了父亲的肩膀上。

　　人说母亲的怀抱似大海，父亲的脊梁是大山，这的确是真的。父亲拖着面黄肌瘦的病体，喝着粥汤少野草多的“稀饭”，扛着重重的铁耙，穿蓑衣戴笠帽的，不论刮风下雨，不管天寒地冻，一年到头忙在田头。为的是在生产队争那一天10个的工分，争那四毛八分一天的分红。为的是养活一家人，养活我们这几个儿女。他从不叫苦，从不喊累。

　　父亲还很乐观，收工回家看到欢蹦乱跳的我们，还常高兴地给我们讲“大头天话”，说书给我们听。他只读过“赵钱沈李……”却能给我们讲“三国”、讲“水浒”、讲“岳飞精忠报国”……而且讲得有声有色。他很有信心，他常给我们说，你们年纪小，今后能过上好月子的。支书说了，将来村里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时间进入“瓜菜代”岁月，家里是揭不开锅了。米饭米粥是难以吃到了，青菜萝卜成了可口的食粮，花草、山茹叶、“解放草”，甚至于山野菱(金刚剌)，成了填肚子的佳品。我在学校读书，在食堂搭伙，要求带大米或者山茹什么的。为了能满足我的需要，家里总把仅有的一点米让我带来学校。弟弟妹妹还小，受不了这个饥，弄得父亲把仅剩的一点米为他们煮粥了，自己除了吃树叶，就是谷糠。这时父亲因劳累与贫血，生了“浮肿病”，脚肿了，脸也肿了。生产队里弄来谷糠，拌进少量的“

　　有一天，我在教室上课，老师告诉我，你父亲来了，在门口等你。我走出校门，看到一个脸孔浮肿，衣衫褴褛的中年人，肩上背个面粉袋，往校门里面张望。这是我父亲，两个星期不见，他变了个样，活象个浮肿虚胖的“黄胖佬”。这是饥饿与长期吃“营养品”的缘故。他放下肩上的面粉袋，说，就这两斤米了，舍不得吃，留着给你。我不由一阵心酸，说，我不要。父亲惊讶了，说，怎么？嫌少？那可是生产队里仅分的一点米，全给你拿来了！我说，我不要！我这有山茹叶烧粥糊糊。你拿回去吧！父亲愣了好一时，才欣慰地点点头，说，也好，给你弟弟们吃！他们好几天没见过粥汤了……

　　一个天阴云愁的上午，我的邻居来学校找我，告诉我：你妹妹没了。妹妹在生病，生的是肝炎，面黄肌瘦，父亲背着她去二都的公社卫生院看过几次。后来好了一些，就这么拖着，巴望着能好起来。上星期我回家，妹妹还把父亲给她的一粒硬糖分了一小角给我，让我也甜了甜。谁知道说没就没了，只八岁呀！我回到家，见妹妹静静地躺在一片破席子上，小脸上盖着一片破手帕。我哭了，母亲更是泣不成声。父亲流着泪唉声叹气：都是我不好！生了她，却没钱给她看病！她还小，我对不起她！

　　饥饿，劳累，得不到医治，父亲的病越发加重了。他连下田劳动都有困难了，夜里在床上躺不下来，用个枕头垫着，靠在床背上，这样还呼哧呼哧的，还咳嗽，大口的吐着带血丝的浓痰。他的床前放着一只“三斗缸”(养蚕烧炭火用的)，缸里盛满稻草灰，痰就吐在灰缸里。他常常彻夜难眠，前邻后舍常被他的咳嗽弄醒。母亲卖了只生蛋鸡，叫他去秋山的公社诊所看病。费医师诊断他是支气管扩张，要吃中药，要休息。他服了三帖中药，又去干活了。他对母亲说，一份人家七张嘴(最小的弟弟已出世)，不去干活吃啥？那时，他在生产队里只能干点轻活，每天争七个工分。

　　1962年夏，我初中毕业。由于家里负担重，我回生产队争工分了。父亲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总算能替他挑点担子了。难过的是小小(17岁)年纪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又爱又怜地对我说，你聪明，本该去读高中、上大学。可是阿爸太穷，养不活你们，委屈你了！我说，阿爸！我能赚工分了，你肩上的担子轻一点，该松口气了。他高兴，却摇头。

　　我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了，父亲该松口气了。可他不，他还是拖着病体去劳动。他知道我人小，身单力薄，挑不起家庭生活的沉重负担。他说现在是你帮我，而不是我帮你的时候。社员们看得起我，叫我当记工员，工分虽然只有女劳力的工分，可生活轻便一些。父亲见我在队里派上了用场，很高兴，吩咐我要认真记，社员们都是靠工分吃饭的。

　　1966年，“文革”来了。这“文革”真好象一条乱叫乱咬的疯狗，见谁咬谁，连小百姓也不放过。我和父亲都受到了冲击：我的“罪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太抬举我了)，父亲的“罪名”是轮流当过一个月甲长。这对我们实在无关紧要，反正是三铁耙六稻沟——靠种田吃饭。严重的是父亲看毛病成了问题：生产队不让“预支”，借5元钱都不肯，要看“阶级”。父亲的病那时更加严重了，诊所的费医师说他已成肺源性心脏病了，小便也有了困难。我急得没办法，只好“病急乱投医”，去闯信用社的门。幸好信用社主任不讲“阶级”，一笔批了我10元贷款。去诊所撮了几帖中药与几粒“双氢克尿塞”，总算捞回父亲半条命。

　　由于没有钱治病，父亲的病愈来愈重了。心弱气喘不说，由于排尿困难，连双脚都肿了。他面黄肌瘦，骨如枯柴，连走路都困难，他上床了。我要扶他去诊所治病，他不肯，说不必化费了，那是糟蹋钱了。我给他去诊所配药，费医师告诉我，父亲的病只能拖拖时间了，他要什么给他吃点什么吧！我回到家里，父亲却告诉我，今天队里在西横塘边挑河泥，你去吧！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在床上听到的。原来，我家在村中三岔路口，吃过早饭大家都聚在三岔路口听队长派工。他说队里干什么活我都听到。他自己已躺在床上，却还在掂记我干什么活，真是劳心啊！我劝他不用为我的事费心，他说自己不能干活，为你提个信息也好呀！

　　1973年春，我到大队当会计。当时的农村，这是个人人羡慕的“官”，父亲很高兴。他再三叮咛我，要好好干，为乡亲们争气。这时父亲已病入膏盲，看样子留下的日子不是很多。我很悲痛，我坐在他的床沿劝着。我说，我们都长大了，除了小弟，都在生产队争工分了！以后吃饭不用愁了！你就放宽心吧！只可惜阿爸你身体差了点，不然……父亲说，你们都长大了，我也放心了，我不后悔！看着你们一个个都长大成人，我致死也不后悔！只是……别人家都造房子讨老婆，眼看你同年做伴的儿子都会走路了，你连对象还没有，我没有尽做父亲的责任，我闭不上眼呀！……

　　父亲结果没有等到我们造房起屋，成家立业，带着他深深的遗憾，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那是1974年2月17日(农历正月二十九)，他年仅57岁。

　　三

　　父亲的坟茔迁移过二次，这个乱坟堆是父亲的第三次墓地。每一次搬迁，都是时代前进的脚步所驱使，虽然说来有些对不起父亲，落土也难以为安啊！可是我想，要是父亲地下有知，他也能含笑九泉的。

　　父亲第一次葬在村东一个叫陈家门前的自留地上。“四人帮”粉碎之后，抓经济不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了，于是生产队大搞副业挖黄沙，而且喊出口号：争取每个劳动日分红一块两角。我家的自留地下全是上好的黄沙，于是队里跟我商量，要求搬我父亲的坟茔。为了大家都分钞票，这有什么不好呢？于是我同意了。我想父亲地下有知，他也不会不同意的。他活着不为自己，这时也在为我们着想啊！

　　第二次搬迁是在2002年，村里要搞土地整理，而父亲的坟茔在村西的叫“田畈门前”的地上，属土地整理范围之内。土地整理是在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为规模农业、效益农业、特色农业做必要的准备，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是建设新农村的又一新起点。父亲那时的目标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如今现代化的新农村，没比城市差多少，父亲连想都想不到，我想他总不会反对吧！

　　如今，父亲的坟茔在那片山坡上。虽然是荒凉了点，但是靠北向南，应该是合适的。而且，在南面的河对岸，就是我们新建的新村。水、电、路配套齐全，闭路电视、电脑宽带样样都有。与我父亲在世时相比，真有天垠之别啦！我80多岁的老母亲正赶上好时候，她对新生活真有点目不暇接。她逢时过节不忘过世多年的老伴，总说，今天的好生活，你阿爸做梦也想不到的。他如果能知道，在另一个世界也要笑出声来了。

　　我与三弟正忙着，二弟四弟也来了(小弟早年入赘人家，他没有来)。于是，我们一起祭祀父亲。我默默地告诉父：我们永远不忘你的养育之恩！安息吧！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