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荣泽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日；我一生中難忘的一天。

　　清早,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生部委託專人來到上海,為我送來了 “國大” 文學院碩士學位證書 ( Degree Scroll for Master of Arts ) 和學位服(M.A. Academic Costume )

,並要我當即著裝,攝影存照。站在照相機鏡頭前的我,儘管額上皺紋叠現,兩鬢白髮蒼蒼,但仍容光煥發,神采飛揚,激動、喜悅的淚花透過鏡片熠熠閃爍,寬闊的臉龐上笑顏遂開。知命之年負籍新加坡寒窗苦讀學位,儘嘗苦辣甜酸;兩年半苦苦拼搏,終得報償 : 此前半年我終於完成學業,榮歸故園,靜候校方頒發學位證書。如今,眼看盼望已久的一天終於到來,身穿學位服、手捧文憑拍攝畢業照的那一刻,我怎能不豪情滿懷、喜笑顏開?

　　是的,從 “國大”的 “使者”手裏接過文憑和學位服的那一刻,我無比激動,無比欣喜;心頭那份狂喜和激動決不亞於“儒林外史”中花甲之年中舉的范進---為贏得這學位,我付出的代價逺逺超過這位一百多年前的擧子;這個學位的 “含金量”也決不是范進所中的 “舉人”和其他任何一個當代學子所獲得的同等學位可與之媲美 : 我是擁有十二億人口的中國留學新加坡的第一人,早在中新兩國建交 (1990 )之前就 “單槍匹馬”赴新深造；我又是當時新加坡國立大學有史以來最年長並學成歸國的外國自費留學生；我還是當時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最高齡的自費出國深造的留學生,回國後在原單位繼續工作，直至告老退休。

　　如今,回憶起站在照相機鏡頭前拍攝畢業照的那一刻,我心潮澎湃,思緒萬千。十六年前走過的坎坷留學路,又清析地映現在我眼前……

　　我原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大學生,臨到畢業那年因一起錯案，被貶下放農村 ，“修理地球”十四年整,專業荒疏,八十年代初返校重執教鞭,常感 “資本”匱乏,捉襟見肘,於是想到出國留學“充電”深造。感謝當時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招生部主任的堂姐鼎力相助,主動為我提供經濟擔保,辦妥入學手續。於是我的國內 “出國申請馬拉松”正式起步。幾經波折,我終於獲准 “自費公派”出國留學。同事們為我抱不平,說我徒有公派之名(因公護照),全無公派之實利(自費)。 我知道單位領導怕我一去不歸,不願發因私護照,如我堅持要出國,就只能是公派;但又捨不得撥款助學，,於是來一個 “折衷”---自費公派。這樣，不管我學成還是沒有學成,到時候我必須回國。

　　這樣苛刻的條件,沒想到 “不得出國死不休”的我居然一口答應。老同學笑我 “老驥伏櫪,志在‘萬’里, ‘學子’暮年, ‘野’心不已”,四、五十歲的人還不服老,為了一頂洋方帽,硬是擠進二、三十歲年輕人的 “留洋潮”裡去翻滾撲打。我決心既定,那管老友這番話是勉勵還是調侃。1988年初夏,我帶著親友的期望與囑託,話別了妻兒, 登上了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巨型客機,來到了美麗的獅城新加坡,在國立大學的文學院英語系攻讀英語語言學碩士學位。

　　一開始,我對未來這一年的學習艱巨性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我畢業於五年制大學的外語系,英語本來就是我的專業,年年學業成績均在優良線上,滿以為在 "國大”拿下碩士學位不在話下。因此開學後的第一個月我過得挺輕鬆,除了上課、聽講座、做作業外,我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和比我年輕二、三十歲的青年男女打網球、開辯論會,還參加88年新加坡 “扶輪(Rotary)獎華文寫作大賽”,奪得大專小說組短篇小說創作二等獎，夾在清一色二十歲左右的、來自東南亞各國獲獎青年學生( 一大半是來自台灣的留學生)中間登台領獎。頒獎的新加坡社會發展部部長問我兒子因何自己不來、而要家長登台代領獎品。我的解釋通過擴音話筒傳遍全會場,激起一片歡笑,一片經久不息的掌聲。此後,我在“國大”文學院知名度劇增,幾乎全院師生都認識我這 “國大”有史以來第一個來自中國大陸而又是年齡最大的學生。

　　有這樣良好的學習環境,我本來完全可以學好功課,順利完成學業；但不久,為了經濟問題我分了心,無法專心治學。我的經濟擔保人是嫡親的堂兄和堂姐,都是新加坡社會名流,完全有能力負擔我在 “國大”修業期間所有費用;但是從我與他們的一位朋友一次偶然交談中,我了解到他們希望我能在留學期間找份兼職工作,自己支付下半年的學費和生活費用。經濟獨立,是生活在包括新加坡在內的經濟發達國家的公民基本理念;這樣的理念我應該充分理解和尊重。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我決定課餘打工掙錢,以求自力更生,完成學業。

　　當時的新加坡法律不允許無工作准證的外國人在任何企業工作;但外國留學生在修業期間受聘出任家庭教師,移民廳卻從不干涉。這是因為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視中小學基礎教育,對學生的要求逐年加碼,大多數中小學學生無力獨立學好功課,不得不聘請家庭教師課餘補習,造成家庭教師奇缺。我年近半百,要我象留學日本的青年同胞那樣天天洗碗碟、扛大包已力不從心;但做家庭教師、教教中小學生英語或華文到綽綽有餘。於是我瞞著校方與補習中心聯繫,幾經波折,終於落實了兩份工作。每週二至三次,下午三點下課後,我乘巴士由本島南端的 “國大”趕到西海岸的裕廊工業區,在一個馬來人家庭教三個不同年級的孩子華文---從小學一年級到中三,每人一小時;教夠鐘點後,我在附近小攤擋吃碗餛飩面或雞飯,又匆匆趕到東海岸的一個台灣商人家庭教兩個中一、中二女孩英文,週週如此,風雨無阻;月考或其中、期末考試之前還得加班加點為孩子們複習迎考。

　　第一學期,我的經濟問題解決了----兩份兼職的收入相當豐厚,付了學費和生活費後,居然還節餘不少;但家教消耗了我有限的精力,我無法象班上其她五位同學那樣按規定期限完成作業或階段研究報告，往往深夜家教後歸來望著案頭堆積如山的閱讀作業不是發呆,就是一疊連聲地嘆息。期末考試,六門主課中就有兩門未及格,三門選修課中又有一門未通過。班上其她五個同學已開始撰寫論文了,我卻必須停課一個月補習功課,為補考作準備；如果補考後仍有一門、甚至一門以上未達到要求,校方則不予安排論文撰寫,我將會被勸請退學。

　　這是我進 “國大”後所經歷的第一次嚴重挫折。一開始,我無法接受這個嚴酷現實。遭到教授們的白眼時,我感到深深的委屈與不平。就專業水準而論,我決不比我的五個同學差；如果能像她們那樣在經濟上無後顧之忧,潛心治學，我堅信學習上決不會比她們遜色!

　　在校蒙受教授們的誤解，我咬咬牙關還能挺住;來自堂哥堂姐的無聲責備我受不了。在一次晚宴上,坐在我身旁的堂姐當著我的面對一位來賓說: “我不認為新加坡會容忍失敗者(I don’t think Singapore tolerates failures )。”還需要解釋嗎?這話分明是說給我聽的： “新加坡不能容忍失敗者;我不能容忍你在 ‘國大’交白卷、兩手空空回家!”我頓時雙頰飛紅,羞愧難當,深感自尊心受到嚴重傷害,卻又無言以對,只有苦笑。那一晚回家,我思潮起伏,無法入睡,深知身後已無退路,唯有咬咬牙關,日夜苦讀,拼老命也要拿下這三門功課,為自己爭一口氣。於是我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在堅持照常家教的前提下,每天苦讀十小時以上,天天祇睡三、四小時,足足苦拼了一個月,硬是在補考中力拔三城,最終通過了第一、二學期全部九個學科的考試,終於起死回生!我長長地吁了口氣;眼前只剩下最後一道難關,即論文寫作了。我決心再接再勵,攻克這橫臥在碩士學位前的最後堡壘。

　　於是我開創了 “國大”建校以來絕無僅有的先例---半工半讀作論文:逢上星期一、三、五,我專營家教;逢星期二、四、六乃至星期天,我從早到晚在 “國大”圖書館寫論文,往往因為捨不得花半小時上飯廳吃飯而啃幾口乾麵包,聊以充飢。我忘記了一切,祇記得堂姐的警告與激勵: “新加坡不能容忍失敗者!”在新加坡留學的兩年裡，除去第一個月,我從未有過真正的假日,從未痛痛快快地專程到哪個風景點遊覽觀光;連一直想去的南國珍禽異獸之宮---新加坡鳥類公園和動物園,我因捨不得貼上寶貴的半天時間一直未能成行。新加坡人引以自豪的遊覽聖地聖陶沙島,我祇是被表姐 “綁架”著去了一次,但祇待了不到兩小時便 “打道回府”,因為我突然得到 “靈感”,應在論文中補進一條至關重要的論據……

　　四個月後,論文經過五易其稿終於成形,自信在我自選的研究課題中有獨特創見,理論和實踐上都有突破;但交給指導老師審閱後得到的答復竟是一個無情的 “No”而沒有任何具體理由和修改意見!在 “國大”,碩士研究生的論文能否通過,由校內和校外專家雙重審核後決定;我的校內評審人就是指導我論文寫作的導師安娜.鄺.泰里博士,

　　論文能否被接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安娜對我的印象好壞,她的裁定就是結論,連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也休想改變!第一學年我因打工耽誤了學業,她對我的學術研究能力已形成難以改變的偏見。我不善應酬交際,不會逢迎阿諛、討好指導教師,因此每逢階段性檢查論文寫作成果時,安娜總是百般挑剔,橫加指責。到關鍵性的論文定形初審評議時,隨著一個未說明理由的 “No”,我四個月的含辛茹苦、廢食忘寢的結晶就被莫名其妙地全盤否定,所有的心血都付諸東流!

　　這是我進 “國大”後所遭遇的第二次嚴重挫折。這次挫折幾乎是毀滅性的,超過了我身心承受能力。絕望中我决定給原單位寫信說明事因,要求校領導出面致函新加坡國立大學,以 “工作需要”為由,提前召我回國;至於學位,我本人願意自動放棄。這是一個極其痛苦的決定。但擺在我面前的,除了 “自我了斷”,顯然只有這一條路;除此之外,我還能有什麼其他選擇?

　　真是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我靜候校方回函時, 安娜.鄺.泰里博士突然辭職,伊朗籍的盖達齊博士接任我的導師。盖達齊博士學識淵博,平易近人,對我沒有偏見,熱心幫助我解決論文撰寫中的難點。在他不厭其煩的悉心指導下,原來被安娜一個 “No”字否決了的論文,稍加修改潤色,在一、兩個關鍵之處保留其內容而改換其表達方式後,居然起死回生,送審後連過三關未遇異議。就在我簽證到期前一週,我收到了論文 “OK”的口頭通知。我再次越過生死線,奇跡般地劫後餘生了!

　　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七日,我踏上歸途。登上曾把我從故鄉送到新加坡的同一架巨型客機之前,我在機場候機大廳的大鏡下停下腳步,默默地端詳自己的儀容。兩年半異國半工半讀的坎坷在我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我比出國前蒼老了不少,但學成的喜悅彌補了我失去的一切,我仍覺得鏡中的我紅光滿面,精神钁爍。在客機上,我透過窗口俯瞰萬傾碧波中的新加坡,望著這南太平洋上留下我的汗水和淚水、痛苦與歡樂的土地,眼睛裡翻滾著淚花,臉上卻綻開了寬舒、欣慰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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