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无益

　　我那么怀念夜的路。即使蜷缩在白天，也总觉有条夜路在身边延伸。暗色调的，像灶灰在白石灰墙上抹了一下，一溜黑印子。它的来处很清楚，一眼就看见了。它的去处不清楚，我还看不见。

　　它的来处与一个地名有关。这个地名叫官庄。从我记住它开始，直到现在，这个坐落在泰岱山系北麓的小村，还没发生过任何像模像样的大事。有些人默默地生老病死，一辈子都没出村子半步。有些人出去了，功成名就。当出去的人在很遥远的地方想起它，觉得它已无关紧要。它的道路，桥梁，土地，庄稼，它的房屋，水井，香椿和刺槐，都在时光深处张望，然后湮灭。才几十年的时间，它就像一件旧衣裳，一双破鞋子，被出去的人忙不迭得扔掉，扔的时候连头都懒得回。可他们咋能知道，这个叫官庄的小村，它的名字会比哪一个人的名字都久远。

　　我离开它也有了十几年。我还扔不掉它。我从它的北头或南头出发，走向远处的城市。但不管在啥地方，都觉得有条路通向它。那条路再坎坷曲折，拐上一百八十道弯儿，也还是通向它。只是叫我奇怪的是，那印象中的路不是在白天，而是黑天。是傍晚，深夜，或凌晨的。我家住村东头。一出门是一条东西路。路从西边的巷子里拐出来，不远就分了杈，往南，往北，然后再分杈。杈越分越多，拱进庄稼地里又钻出来，最后与公路相连接。村里头的路也一样。它们不断地分杈，拐弯，笨拙地辗转在村里，被水流冲刷，被草垛子截住又放开。路上的石头，野草，牛粪，驴粪，以及碾过牛粪驴粪的车辙印子，把路自然地分成春夏四季。当黑夜来临，这本来再简单不过的路就变得有些神秘了。它们被夜色笼罩起来，看不出身份。它们和公路拥有同一个黑夜。

　　那夜路最初是与痛感联系着。最初的夜路，只一个或两个特写，并不能形成篇章。先是在我家门口。我看见很多人。我看见母亲坐在地上，头发零乱，呼天抢地，几个大娘在拉她起来。我没看见父亲。我看见一帮人拎着棍子堵住大门，另几个人从屋里往外抬箱子。母亲跑上去夺，被人家一搡一个跟头。我搂着弟弟，靠在墙边上打哆嗦。人家抬着箱子大摇大摆地离开。那是把我们家抬走的，是抢走的，母亲挡不住。街上黑乎乎挤满了人，没一个人敢吭声。人们让开路，那帮人走。他们的手电筒晃来晃去，故意晃到人脸上。等他们走远了，我才咬牙切齿地骂，操他娘唻，操他娘唻。后来一个大娘对母亲说，你看这孩子老实的，除了这一句，啥都不会。

　　母亲病了。病得下不来坑。父亲请了很多医生给她看。有远处镇子上的，有附近海军工地的，还有村里的。请了一圈，屋子里堆满了瓶瓶罐罐，可总不见好。一天夜里，也不知啥时候了，母亲忽然发起高烧来。父亲热一块毛巾捂在她额上，就在煤油灯底下打量那些药。大瓶子，小瓶子，大纸包，小纸包。父亲有些急了。他说这药不管事，得快去找医生。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我心里挺难过。父亲在试手电筒，光线打在墙上一圈昏黄。他把手电筒后腚拧开，退出两节电池，再换上两节晒过的旧电池。我在一旁看着，觉得父亲应该在家里照顾母亲，就鼓鼓勇气说，爹，我去吧。父亲扭过头来看我。他不信我。我把手电筒夺过来。我问父亲，医生家咋走啊？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第一次走夜路。出了门往西。庄稼叶子在村外头窸窸窣窣，叫人心里怵得慌。幸亏父亲在大门口看着我。一直到我拐了弯，都没听见大门刺耳的吱扭声。医生住村西头，得穿过好几条胡同，还爬过一座桥。手电筒还是暗，我就学着父亲拧它后腚，可光晕模糊，咋弄也看不清。磕磕绊绊往前走，听见后头有脚步声。想照照，可我不敢。我加快脚步，身后的脚步声也急促起来。我一下子绊倒了，正跌在桥上。一座石头桥，夏天发了山水，桥下就浑黄一片。现在没水，只一些棒子秸垛在沟里，黑影子叫风刮得哧啦啦响。我头皮发乍，跟头轱辘地从桥上跑过去。那么宽的地方，手电筒早没了用。前头两条胡同。左边一条，右边一条。我记得父亲说是右边。肯定是右边。几家的狗在大门里头叫起来。我走到头，又左拐，终于找不着路了。正犯迷糊，前头一阵咳嗽。很响的咳嗽，在空洞洞的胡同里传出老远，引来此起彼伏的狗叫。我吓了一跳。小心看时，心里稍稍镇定下来——终于碰到人了。那人影打对面过来。我抖起胆子问，大叔，医生家在哪里啊。那人站住，再咳嗽一声说，拐进前头这胡同，从头上数第三家。

　　我终于请到医生了。幸运的是，母亲毕竟没啥大碍。后来我把走夜路的事说给父亲听，父亲就笑笑，你那叫夜路啊？我像一只小狗一样支起耳朵。父亲说，那还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大约十七八岁。他们推着碳到山那边换粮食。因为赶上大旱，家里揭不开锅了。街坊邻居的青壮劳力就约起来，一块儿到山那边看看。山在村子南边十几里地，我印象中那山没有边际。他们推着独轮车，轮胎打足了气，车上蹾两篓子碳，再压上俩麻袋，麻绳一摽，足足一千多斤。这车碳要能换回一车地瓜干，家里三五口就顶一阵子了。待走到山脊上，独轮车的袢带紧紧勒住他们的后脖梗子，汗水就在月影里闪闪发光。过了大半夜，到“老虎口”的时候正黎明时分，山谷里黑魆魆的，啥也看不见。他们一个个憋足了劲，撅着腚往上拱。山风越来越大，呼呼作响，把车子吹得一阵阵歪。这时候谁也不敢大意，更不敢中途停下，一停下就完了，再也上不去了。大家一声不吭，光听着自己嘭嘭的心跳。天朦朦亮的时候，他们终于拱上了“老虎口”。待回头看时，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原来刚才的路就贴在崖上，一边就是陡壁，直上直下。要是车子不小心歪了，连人都得翻下去。

　　当然，记忆的痛感总有些隔膜，甚至会掺了些诗意在里头。那些时光深处的斑点，青的，蓝或绿的，一碰就灰头土脸地跳出来。比如秋季，上头罩着星空，庄稼都倒了，旷野在轻软地喘息。庄稼是我们一棵一棵砍倒的。全家人都累得直不起腰，棒子叶拉出的伤口叫汗水浸得生疼。刚从秸杆上掰下的棒子装了满满一地排车，还有半块地等着掰。母亲坐在地上歇歇，腿胀得难受。父亲和我准备把棒子拉回家。父亲虾腰拾起车把，站直了喘口气，然后弓腰使劲，我和母亲赶着从后头推。车子札札动了，轱辘压着垄沟和棒子秸，深深的两道车辙。待把车子推上堰，再停下来歇歇。走在路上，父亲一个人就行了，我跟着跑。只要不上崖头，基本没了用场。要是上崖头了，我就紧跑两步，从后头帮着推。那时候脚底下影影绰绰，车子不到崖头上，腿就灌了铅一样抬不动。父亲卯足劲把车子拉上去，平下把手喘粗气，我也跟着喘粗气。然而不久，我们却遇到了大麻烦。在一个下崖头，路一边高一边低，车身狠晃了两下，挡板撑不住了，哗啦就是一地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