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芸

　　十三岁那年，母亲对北京城生出了牵挂。

　　那个年代，北京城是人所共有的一份牵挂。北京，具有特定象征意蕴的“祖国的心脏”，来自公鸡身体各部位的血液、细胞都在朝向这个小而滚烫的地方奔涌。在年仅十三岁

的母亲那里，天安门、长城这些遥远而巍峨的物事，已经由人们的口耳相传、书上的方正文字和某种公众氛围的传导，进入了她的想象视野。略带稚气的想象没有边际，高可及天，广可随地，任由母亲纵意驰骋，就如同从未谋面的毛主席，在许多人的意念中，拥有了神的高度，而非人的高度。但母亲的牵挂并非向日葵，而是一朵小小的紫色堇。牵挂的那一端，不是抽象到庞大无边的北京城，而是北京城里一个具体的军营，军营里一个具体的人。

　　他，比母亲大七岁，是我的舅舅。空军部队的一名新兵。

　　1956年，母亲的牵挂，从她居住的小屋出发，需要步行二十多分钟，到达小城车站，再乘坐七八个小时的长途客车，到达省城，之后随着火车轰隆向前的车轮颠簸一个昼夜，双脚才可以踏上那个名叫北京的神圣之地。

　　之前，母亲有过的最远行程，是步行穿过偏僻荒郊、繁华街市、高高堤坝，到达流经小城的长江岸边。相比之下，母亲对北京城的牵挂太过迢远、漫长，难以企及。母亲只能将内心的牵挂缠缚起来，线圈一样绕在自己小小的心轴上，偶尔，在受委屈之后，化做一线线眼泪，滑出眼眶。

　　母亲的母亲过早地离开人世。十岁那年，家中添了后妈。时任村支书的父亲整天在村里忙碌，她小小的手只有奶奶可以牵一牵，握一握。十五岁那里，奶奶撒手西去。对哥哥的牵挂，成了系在枯瘦生活之上的华丽丝带，只有母亲可以看见，可以触摸感受，可以反复解开系成花样繁丽的蝴蝶结。母亲觉得，哥哥扎在故乡泥土里唯一鲜活的根茎，便是她。读小学三年级的她，握起笔，给远方的哥哥写信。那些信，信中的稚言幼语，像融化在水中的粉末，再无从打捞，却化作了母亲徘徊在真与不真之间的累累记忆。

　　刚到北京城的舅舅生了一场大病。母亲知道消息，已在他病愈之后。水土不服、伤风感冒，抑或训练受伤，母亲并不清楚。从信中短短的两行文字，她获得的只是几片深秋的叶子。母亲需要灌注进大量想象的汁液，才能将之浸泡成一罐浓浓的、可以品咂回味的茶水。至于舅舅原本矮小的个子，是否在某一年春天辉映着天地间的万物，一下子窜高成挺拔的白杨树，又或者在某一年冬天绵厚大雪的覆盖下，悄然强壮成粗硕的树干。母亲也不清楚。尽管母亲不愿承认，但穿上军装、走向北京城的舅舅，自此是彻底走出了她关切的注视，在时光中日渐蜕变为一帧模糊的影像。

　　除了两度回家探亲，舅舅在家乡的土地上，再未呆过完整的一星期。来去匆匆，母亲来不及将自己想象的和眼前真实的影像，无隙地缝合到一块儿，舅舅就背上包踏上了归途。但这一切，丝毫不能消泯母亲牵挂的热切与久长。内心的这份牵挂，陪伴母亲从小姑娘长成大姑娘，考上财校，进人事局当了一名与帐簿打交道的会计，梳着两根粗粗的黑辫子与我的父亲相遇，简朴的婚礼，琐碎的日子，先后有了哥哥，和我，从一个单位调进另一个单位。在我们初懂人事的时候，母亲便迫不及待地，像打开一个盛满宝藏的盒子一样，将这份牵挂慎重地托知了我们——你们的舅舅，他在北京！

　　母亲表情平静，语调却透着十足的欣悦和骄傲。

　　同一时间之轴上，远在北京城的舅舅在进行着生命的如常蜕变。母亲珍藏有一张着彩照片，穿着齐整军装的舅舅，领章和肩章被手工点染成鲜异夺目的红，舅舅的嘴唇也红殷殷的，衬着棱角分明的瘦长国字脸，眉毛深浓，两眼黑漆，英俊得像电影里的人儿。这张照片，是舅舅从部队寄回家的唯一一张，可以想见，它承载了母亲多少目光的抚摩、多少牵挂的重量。它至今完好如新，除了颜色稍有褪减。

　　再一张照片从北京寄来，已是十多年后。那时，舅舅在北京城安下了家。黑白照片上，穿着便装的舅舅和舅妈中间，端坐着剪短发的华表姐。

　　有了家，客居他乡的游子才真正融入那一方水土。家，是舅舅扎进北京城泥土的根。

　　舅妈是部队首长的表妹。一次，舅舅受命去首长家取物，脚一踏进屋旋即退了出来，屋里睡着个大姑娘。姑娘见小战士迟迟不再进去，走到门前轻声问，“怎么，不进来？”舅舅涨红了脸，拿上东西飞快而逃。从这一幕到照片上咧嘴笑着的三口之家，之中的曲折宛转，都被缩减成舅舅信中瘦骨嶙峋的只言片语。母亲再次用想象将之舒展，铺呈，抻拉成一个有骨亦有肉的浪漫故事，摁进记忆的库存。

　　很长一段时间，大约二十来年吧，母亲对舅舅的牵挂，几乎都是以类似的大同小异方式实现，与抵达。

　　母亲与舅舅在相别二十多年后的1982年，再见。那也是母亲第一次到北京。

　　相见的一刹，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泪水。出现在母亲面前的舅舅，身材颀长干瘦，皮肤经岁月的磨蚀不再白皙细嫩，鬓边发丛中有了点点碎白。岁月那巨大的轮辐，以前所未有的显性速度与份量，轰隆隆地滚过母亲的心头。

　　但母亲轻易地跨越了这一落差。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了中断二十多年的衔接。不，在母亲那里，抵达心脏的牵挂从未中断过。它，一直是母亲生活的一部分、流动的血液的一部分。母亲认定的公式十分简单：哥哥 = 北京城。这公式她已坚信了数十年，并将继续坚信下去。

　　舅舅家在门头沟区。在当时，门头沟区是北京城的偏僻远郊。在北京城的地图上，它与天安门之间的距离，约等于我伸展成一字形的食指尖与拇指端的距离。这段距离，需要转乘两次公交车，中间还有漫长的、几欲让人昏昏入睡的地铁。

　　母亲每次去北京出差，都会孜孜不倦背上一大包小城的土特产。即使去成都开会，会后也会不辞辛苦地绕道北京，将一大包东西送过去。她要让舅舅在视觉、味觉和触觉上，回到小城。舅舅去京半个世纪之久，口味上依然眷恋着家乡的风味，越到老年越是如此，就如同进入老境童年的记忆反愈见深刻、清晰。

　　2005年，从小城到省城，坐长途车的时间缩短成了不到3小时。

　　从省城到北京城，坐火车只需一梦的工夫。

　　小城与北京城的时间距离，年复一年在递减。

　　母亲一次次去北京城。我和哥哥参加工作后，去北京出差，也会抽空去一趟舅舅家。舅舅却无法回到小城——年轻时，不曾；年老时，不能。

　　快六十岁那年，舅舅被查出肝癌，手术摘去了整个肝。从那以后，舅舅身上多了一个吊袋，再无法长途旅行。母亲得知消息后，夜不能寐，赶到北京，呆了好些日子，直到舅舅术后病情相对稳定。十年间，舅舅又被发现肺癌、半侧脑中风，身体日渐地放弃对尘世的眷恋，只是心不肯，顽强地跳动着。

　　经过多年的生长，母亲的牵挂已从纤细的藤，长成了粗硕的藤。每隔半个月，她会打一次电话过去，再将舅舅的情况细细告给我们。

　　两年前的秋天，我又一次去北京。北京城与二十年前灰调的北京、十年前还嫌局促的北京已不可比，弘阔大气的长安街，流光溢彩的王府井，反射着太阳亮光的林立高楼，流线型的环道与立交桥……仿佛一张黑白照片，转变成了高清晰度、色彩饱满亮丽的彩照。

　　走在北京街头，身边涌动着稠密不息的人流，耳边口音驳杂，带有缤纷的地域色彩。来自公鸡各部位的细胞奔向北京城，来完结生命中一个注定无法忽略的夙愿。他们在北京城的血管里生机勃勃地流动，四处寻找着融入北京——这座伟大、包容、绚丽之城的入口。哪怕平凡，哪怕卑弱，哪怕低贱。哪怕一再地受伤，哪怕不停地失望，哪怕将身和心折叠了又折叠。但至少，他们的心应和着北京城这颗永动“心脏”的节奏，在嘭嘭地跳动。

　　而曾经像他们一样，对北京城无比陌生的舅舅，已经将这座城市当成了他的家，此生命定的归宿。舅舅的家还在门头沟区，但搬进了新居，远比二十年前宽敞、舒适、现代。华表姐和表哥也已各自成家，搬到了三环之内，离天安门更近的地方。

　　北京城在扩展，人在位移，但那一颗“心脏”的内涵与外延没有改变。它，依然在原地勃勃跳动，吸引着来自公鸡各部位的血液、细胞向它奔涌。

　　我从未问过舅舅，小城于他意味着什么？还是经常在他梦中出现的魂牵梦绕、想回而不能回的家乡吗？

　　我只知道，对于我和母亲，舅舅与北京城之间的等号，没有任何改变。依然是短促的两条平行线，携带着不变的牵挂，将两个原本无法对等的事物紧紧系在一起。在时光中，继续均速向前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