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其超

　　在浩繁的中国文字中，我觉得“娘”这个字最亲切，最响亮。也许它不及“母亲”、“妈妈”文雅，但“娘”最牵动我的肝肠。每次这个声音从心底升起，总伴有一股热流，萦绕我周身。“娘”，我已经呼喊了近七十年，已有太多的体味，太深的印象。每次从梦中醒来，思忖这个字，眼角都常常不由自主地有泪水流淌。

　　我屋正面墙上，挂着一个发了黑的镜框，镜框里是一个五、六岁的女孩的全身像。脑后垂一条小辫，穿一身花衣裳。她扶着墙，歪着头笑，但笑得那么不自然，那么勉强；我分明看到了她双颊上的泪痕，也好像听到了她一声声的抽噎。那是她刚裹了脚，在二次学步；她无力抗拒那长长的布条子紧紧地束缚那正在发育的双脚，但又难以忍受那疼痛，不情愿自己蹦蹦跳跳的权利被这根布条子剥夺。她日日夜夜地哭，以无奈的泪水来倾吐满腔的怨艾和愤怒。她就是我的娘。我生命的细胞早就在这个女孩儿身上。感谢她的爷爷，舍得以一斗高粱为代价(据娘说)，给我留下了她童年可爱怜的形象。那个美丽的小女孩儿挂着泪珠的笑脸，早已烙在了我的心上。如今我这个小脚的娘已经八十九岁了，风雨沧桑，世态炎凉，她苦水咽尽，酸泪流光，和命运搏斗一生，倒练就一身老硬的筋骨和一副菩萨心肠。虽已是颤颤巍巍，行走趑趄，但精神还算矍铄，脸上也尚有红光。每天坐个马扎，在院里看蚂蚁，晒太阳，一脸的温和，一脸的慈祥。有人说这老太太真福分大，言外之意是要不净过好日子能这么长寿？这么健康？噢！我娘那双小脚所走过的崎岖路，那副弱肩所担的沉重的困苦，多半生以泪洗面，以悲为伴的苦撑苦熬的经历，恐怕只有我这个年近古稀的儿子是个见证了。

　　我姥爷曾是个大财主家的守墓人，仅此一点即可见姥姥家穷困之一斑。据说娘有一段时光曾陪姥爷在墓地里度过，看惯了坟茔间迷眼的旋风，听惯了野地里老鸹的哀鸣。夜晚伴着树梢上风的泣唳，体验着坟地里的恐怖和凄凉。

　　但在我的记忆中，姥姥家已有房有地，娘墓地里生活的情景我也无法想象。

　　我有仨姨一舅，舅舅和姥爷都五大三粗，姨们和娘一样都是小脚一双。我常见舅舅背着辘轳头到很远的园子里去浇菜，看他光着紫黑的脊梁在地里翻地瓜蔓儿和锄高粱。更熟悉姥爷和大舅吃饭的模样：劈一条腌白菜，缠在一块窝头上，送进嘴里，咯吱咯吱大嚼，腮帮上涌动着一个好大的包。更难忘他们喝高粱面粥时呼啦呼啦那雄壮的声响；这声音诉说着日子的艰辛和虽苦犹甜的欢畅。

　　回姥姥家的日子我都是跟娘和姨们挤在一盘炕上睡。她们姐儿四个常吹了灯说“古”，也常常同声哼一支哀婉的小曲。唱得很动情，很投入。我听不清那

　　也许是因为我娘年轻时漂亮，一个穷人家的闺女，竟嫁进了我们这个封建大家庭。我爸是个学生，在潍县读完初中，就到济南去上高中。后来闹日本，爸由济南而武汉，而重庆，一头扎进了

　　在漫长苦难的岁月中，娘经常对我重复着一句话：“你爸回来就好了。”她哪知道这只是一个虚幻的梦想。就是这个渺茫的梦，支撑着娘坚强地活了下来。多少人劝她朝前走一步，可是我娘被那根从一而终的封建枷锁困得太紧，像她那双骨折筋断的小脚，已很难解放。也是为了我不变成一个没娘孩子，硬是铁了心在这个冰冷的家里厮守。天天拐拉着一双小脚干活，就着泪水咽饽饽。抚育着我，呵护着我，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凄苦的时光。随着全家人对我爸爸希望的日趋幻灭，娘在家中的地位也每况愈下。名分是长媳，实则已沦为奴隶。小心翼翼地侍候公婆不算，还要更难地侍候两个小姑子，看她们的脸色，听她们的奚落、呵斥；连我的过错，也是娘代我受罚。为了我，娘挨过爷爷的骂，挨过奶奶的打，我曾亲见野蛮的叔叔给娘揪下一绺头发。在娘受欺之时，我只有哭泣，懦弱的我无力保护她。我恨爷爷，恨奶奶，恨姑和叔，恨这个所谓的书香之家。

　　娘跟长工一块下地，割麦子，砍高粱，刨地瓜，晒粮打场……长工歇了，她还得烧火做饭。繁重的劳动对于一个羸弱的小脚女人，那苦那罪，不难想见。黑夜里娘常叫醒我给她捶肩捶腿，或站到她身上踩腰踩背。

　　家乡沦陷时，鬼子在离我庄三里的镇上安了据点，三日两头扫荡，吓得满庄人像被狼追赶的羊群，东跑西藏。一次，是个深冬腊月，鬼子汉奸进了我们庄，我家中别人早跑了，就剩我和娘。我们藏在灶屋的柴堆里被“治安军”发现，被吆喝着，推推搡搡到了街上，那里早有一些被赶来的妇女和孩子，都吓得抖作一团，脸儿煞黄。鬼子的刺刀闪着寒光，人们听不懂那些叽哩哇啦的话，但汉奸们的狼嚎鬼叫，叫人明白了他们是找庄里的男人，给他们送粮。啪、啪！枪托捣在人们身上，孩子哭，女人嚷……我不知道娘是哪来的那份机智和胆量，竟趁一时混乱，拽着我，猫着腰，迅速地翻过一道矮墙，我娘俩跟头趔趄地逃出了庄。我们直奔庄西一片坟地，娘摔倒了，滚下了很陡的土坡。我哭了，娘艰难地爬了上来，安慰我：“娘没事，咱快跑。”我和娘躲在一片坟茔后面，藏了一天一夜。冷风刺骨，饥肠辘辘。娘脱下棉袄裹在我身上，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我感觉着娘身上的温热，也明显的感知娘在瑟瑟地哆嗦。娘是又冷又饿。我只能含着泪，声声呼唤着娘。

　　这次惊吓，娘落下了病：稍一着急，就两腿抽筋，瘫在地上。

　　爸老没音信，五年，十年……每逢佳节倍思亲，正月初一，娘便大被蒙头，任泪水浸湿枕头。从我记事，年年都是这样。

　　初二一早，娘就领起我，奔向十五里外的姥姥家。姥姥年年正月初二头晌，在村口高坡接我们娘俩，和娘说着话，抹着泪进家。姥姥把过年的所有好东西尽着我们娘俩吃，走时还要给我们带上些包子、馒头、花生等吃食。这些东西我和娘在我们家是不能轻易吃到的。特别是娘，几乎是常年就着咸菜吃高粱面红窝头。只有在姥姥家我才看到娘的笑容，也只有在姥姥家我才体味到童年的欢乐。

　　我十四岁时，在五十里外的坊子镇上中学，每周六回家住一天，和娘说一宿话。星期日下午，娘给我穿上一串胡萝卜咸菜，再偷着在我书包里掖些干粮，生怕我在学生食堂里吃不饱；一直送我到村东很远的一条小河边，千叮咛万嘱咐，依依难舍，泪眼迷蒙地望着我走下河岭去，过了河再翻过那道河岭，直到望不见我了。下周六不管阴晴雨雪，娘又在河岭上翘首以待。看着我穿出庄稼地，一面喊着娘一面蹦蹦跳跳地过河来了，她才欢笑着拉起我的手，拐拉着小脚，说说笑笑回家。那时中学里每周六下午是作文，我总是急急忙忙地写，交上作文簿，心急火燎地奔家走。我知道河岭上立着我的娘，在望眼欲穿地等着她的儿子。

　　渡江南下时我参加革命，怕娘不愿意，没敢告诉她，偷偷住在潍坊一个招待所里等候出发。我同村的一个同行者回家透了风，娘风风火火拐着小脚，抱上一条被子，赶了二十五里路找到了招待所，娘眼泪涔涔，死死地抓着我的手，生怕我像爸一样，一下飞得无影无踪。我恍悟不该背着娘偷偷地走，一时间思想上产生了犹豫和动摇。队长同娘谈了半天话，把娘说服了。又留下娘在招待所里住了一宿。娘和我说了一宿话，抹了一宿泪。没料想娘是真通了，还反复叮嘱我到部队上好好干，不用想家。第二天，娘高高兴兴地送我们上了火车。一声汽笛，火车启动，娘哭了，我也哭了。火车加快，我从车窗探出身子望着娘，娘开始跑起来。我终生难忘娘那拼命追赶火车的景象，娘曲着双臂，前倾着身子，向战士跑步似的，拐拉着小脚，歪歪晃晃……

　　我由济南到苏州，又到南京军校，和娘一别八载。娘想我，不堪孤独，摆脱了家庭束缚，毅然到青岛做工去了。是个猪鬃工厂，挣钱不多，活儿又脏又累。可是有许多女工同她在一起，有说有笑的，能为娘排解愁肠。

　　后来我转业到了地方，再后来结了婚，有了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