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燕铭亲自领导的古籍整理、点校、出版工作，更是新中国文化事业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

　　1957年12月10日，在齐燕铭的倡议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亲任组长，以抢救、整理、点校、注疏、编辑、出版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典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人员都是中国当代学问大家。文学组召集人是郑振铎、何其芳。历史组召集人是翦伯赞。哲学组召集人是潘梓年、冯友兰。规定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出版的具体工作。为加强古籍出版力量，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金灿然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兼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公室主任。1958年当年，文史哲三个小组完成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从浩瀚的古籍中选择出几千种选用对象，并且列出所采用的版本，其中文学部分3383种，历史部分2095种，哲学部分1313种，合计6791种。很短的时间里，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1960年，齐燕铭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后，领导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了《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规划草案共列入古籍选题500多种，读者对象分作干部和学生读物、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两大类。这些读物和工具、参考书，为广大读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为专家、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发挥了深远的作用。

　　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是古籍整理中一项最有代表性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到二十四史的整理和出版问题，许多民主人士、学者也都引颈企盼。在齐燕铭的具体领导下，从1958年开始，中华书局组织专家学者开始进行整理，在校勘、标点、分段后出版发行。1959年，前四史首先出版，受到社会上的好评，同时也为其余诸史的点校工作铺垫了深厚的基础。到1978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部出版。如今，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已成为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版本，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新元史》、《清史稿》也得以校勘出版，人们遂称之为二十六史。

　　中华书局是中国古籍出版业一块“金字招牌”，然而当时在人力、物力等方面都非常艰难，128名业务、行政人员挤在东总布胡同十号大院东北角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大批珍贵古籍史料堆积在走廊楼道，整个院子拥挤如蜂巢蚁穴，冬季煤气呛人，夏季恶臭刺鼻。金灿然一次次找文化部有关部门交涉，数年没有结果。齐燕铭为此极为愤怒。到文化部以后，他亲自多方奔走，终于使中华书局在1961年秋季搬到了翠微路的文化学院的旧址，办公室、图书馆、职工宿舍得到相当圆满的解决。他还帮助物色人才，陆续推荐了一批学者，加强了中华书局的编校力量。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标点二十四史老专家的身体健康，他又帮助解决副食品供应等问题。

　　齐燕铭在出版学术著作问题上，极力主张尊重科学、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摒弃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和政治上的偏见，支持出版近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华书局在齐燕铭的指导下，组织专人整理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朱希祖等人的著作，其后，冯友兰、马叙伦、杨树达、余嘉锡、陈垣、汤用彤、岑仲勉、罗常培、王力等各不同门户学者的著作也都相继问世。那时国家困难，印刷纸张十分低劣，但是，他们的作品得以出版已属不易，还是非常高兴的。

　　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古籍整理事业，始终强调对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在他和金灿然、吴晗、翦伯赞、魏建功等人的努力下，中华书局与北京大学合办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设了古汉语、古籍校勘、版本目录和名著选读等专业课。后来还招收研究生。中华书局也选送青年编辑去深造。齐燕铭、吴晗、金灿然等同志也都在这个专业讲过课，为我国培养出一批不可多得的古籍整理人才。

　　齐燕铭在进行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时，并没有忽略正常的出版发行工作。仅在1960年和1961年的时间里，他就召开各种会议十余次，围绕科技图书、学生课本、毛泽东著作、文学作品、画册年画等开展座谈，进行调查研究。由于天灾人祸，纸张等印刷物资供应极其困难，他又专门组织召开文化物资方面的会议，协调、解决出版方面的困难，并强调无论如何，要确保学生课本应用纸张。他针对编辑印刷环节存在严重的的质量问题，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严厉要求健全编辑审校制度，堵塞差错漏洞，提高编辑、印刷质量，并以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宣部报送了《关于提高书籍质量，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这些措施，为我国的出版事业走上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文物工作和博物馆的建设工作。此前文化部尽管对文物和博物馆工作也做了不少事情，但工作处于一种无章可循的混乱状态，以至于陈毅副总理曾为此发过脾气。

　　1960年3月15日至25日，在齐燕铭的主持下，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指示精神、总结十年来的工作成绩、讨论文物与博物馆事业的八年远景规划和1960年工作计划。

　　齐燕铭在会上作了《关于积极发展文物、博物馆事业，提高工作质量》的报告，他说，从1949年建国至1957年，全国博物馆已增至72个，为1949年的342%；发掘古文化遗址316处，古墓葬23102座，出土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各时代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物。表明新中国对文博工作的重视。报告强调今后文博事业的发展需要进行全面规划，注重提高质量，并迅速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专业人才。随后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进行调查、研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两个重要文件。

　　1960年11月，陈毅副总理主持的国务院第105次全体会议。在讨论《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时，齐燕铭说明了制定这两个文件的原因：(一)过去陆续发的几个有关文件，有些已不适用或重复，有的需要统一起来，集中成一个文件。(二)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配合农业生产建设高潮保护历史、革命文物的指示》后，各省市区作了文物普查工作，到1959年10月，各地已公布8663个需要保护的重要文物。为了便于同规划、基建部门配合，以利将来的文物发掘规划、保护、移动，提出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暂行条例》对文物的范围、管理机构、文物等级、保护、发掘等作了20条规定。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76处。会议通过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批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于1961年4月1日公布。

　　这些法规对全国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齐燕铭在主持文化部工作的时间内，为剧团的改制、为群众文

　　所有这些，不过是他在文化部工作的一小部分，对于他的艰难的文化之旅，仅是一个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