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三者并举”的口号

　　戏曲事业一直是文化部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对于戏曲，齐燕铭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行家里手。在延安时期，他和杨绍萱共同创作了《逼上梁山》，并亲自导演，演出后反响强烈，毛泽东当晚就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赞扬道：“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1949年初，齐燕铭护送一批民主人士从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齐燕铭身边团结了大批全国东西南北各剧种、各流派的表演艺术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有这些，都是齐燕铭能够当好文化部领导的重要条件。

　　1957年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艺术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一批批的文化工作者、作家和艺术家们因为“政治错误”而受到批判、处分。许多人感到压力很大，战战兢兢，生怕逾越“雷池”一步。即使在这样狭窄的艺术空间里，还是出现了一批思想水平、艺术水平较高的舞台艺术作品，如歌剧《红霞》(1957)、《洪湖赤卫队》(1959)、《柯山红日》(1959)、《红珊瑚》(1960)、《刘三姐》(1960)等轰动一时，妇孺皆知。话剧舞台也涌现出《枯木逢春》、《槐树庄》、《龙江颂》、《洞箫横吹》、《万水千山》、《兵临城下》、《创业史》、《星火燎原》等，还有反映历史题材的《蔡文姬》、《胆剑篇》、《关汉卿》、《文成公主》等等。而传统戏曲舞台则相形之下显得不足。1960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戏剧观摩演出中，传统戏的剧目占的比例很大，少量的新编历史剧、现代戏不但微乎其微，而且质量粗糙。

　　齐燕铭十分清楚，戏曲改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历史渊源的关系，又有现实的问题。首先传统戏曲在表演程式上的局限性，对于表现现代人物，尤其表现工农兵，就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其次，落后的剧本创作也是戏曲发展的一个主要症结。第三，在音乐、舞美、化妆等方面也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脸谱化的模式，成为传统戏曲改革的不易逾越的障碍。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文艺战线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许多人不分良莠，把传统剧目统统作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加以否定，而现代戏的创作和表演还处于从无到有的摸索阶段，数量少，质量差，其中许多还受到批判。省、市、县的剧团因无戏演而生存困难，老百姓因无戏看而有意见。

　　新中国文艺界“左”祸的发端，应当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部电影最初根据教育家陶行知提供的山东贫民武训乞讨筹资兴办义学，让穷人子弟得以识字读书的事迹，组织创作了电影剧本《武训传》。著名电影导演孙瑜决定将其拍成电影，因资金不足而停顿。解放后，孙瑜得到国家贷款，在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很快完成了拍摄任务。电影放映后，在北京、上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时，在江青的蛊惑下，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以及关于它的赞扬文章发出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又在江青的参与下，中宣部专门组织人马到武训的家乡“调查研究”，进行穷追猛打。在这次批判中，周恩来主动把责任揽了过去，从而保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政治批判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电影界、戏剧界的作家不敢写、导演不敢导、演员不敢演，“停演”、“禁演”传统戏之风也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

　　文化事业的发展极不正常的这种状况，引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为此，他做了许多艰苦而细致的工作。1956年4月19日，周恩来在看了浙江省昆苏剧团演出的《十五贯》后，针对戏剧界存在的问题做了重要讲话，他说：“毛主席说的百花齐放，并不是要荷花离开水池到外边去开，而是要因地制宜。有的剧种一时还不适应演现代戏的，可以先多演一些古装戏、历史戏。不要以为只有演现代戏才是进步的。”随后在5月17日的座谈会上，周恩来更为详尽地谈到了地方戏的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传统剧目的改编问题、戏剧的民族风格和优良传统问题、“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问题。明确指出“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不要认为古的东西没有演头。”在谈到古装戏的积极思想意义时，他充分肯定《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歌颂劳动人民，揭露反动的统治阶级，也需要像《十五贯》这样的戏。不要以为只有描写了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人民在那个环境中，没有办法摆脱困难，有时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如戏中这样表现，况钟去见周忱，周忱不见，况钟击鼓，他就不敢不见了。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目前我们所谓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是有缺点的，老百姓想见‘官’的有多难啊！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十五贯》教育我们作‘官’的人，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当时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一个剧目(《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也挽救了传统戏剧。

　　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周恩来依然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战线的“左”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1959年《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这是周恩来于1959年5月3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文艺界代表、部分北京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时所发表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创作的问题，就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文艺工作者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领导方法与作风和艺术领导民主的关系，戏曲的形式与风格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指出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防止片面性和主观性。

　　三年之间的两次讲话，充分体现出周恩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体现出周恩来对于戏剧文化艺术的真知灼见。对于这两个鼓舞人心的讲话，当时的文化部党组都没有认真传达、贯彻，理由是怕影响“大跃进”的情绪。上海的柯庆施只批准在20个人范围内传达。对这种做法，周恩来总理不能不有所感觉。他曾在1961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说道：1959年这个讲话“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在1962年2月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周恩来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那次我的讲话，有些省市就不肯传达。今天我看了上次的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在文化战线上的指导思想的贯彻决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把齐燕铭派往文化部，希望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拓展出一个新的局面。

　　齐燕铭不负总理厚望，到文化部后，认真学习总理的指示，扎扎实实地开始了调查研究和整顿、改革的工作。

　　1960年的全国戏剧观摩大会结束后，文化部召集了一个创作座谈会。座谈会上，来自各地的作家不怕“戴帽子”、不怕“打棍子”，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意见，反映出当时现代戏剧的创作为什么数量少、质量差的普遍原因，把矛头直指“左”的思潮。

　　广东省的郑达在发言时说，广东的粤剧、潮剧、琼剧，传统破坏较大，受外界影响多。1958年大跃进中还在整风。尽管广东省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时成绩大，粤剧演出了现代戏《刘胡兰》、《黄花岗》，历史戏《荆轲》等，琼剧有《红色娘子军》等。但是，剧本创作还是有几个难题：1、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能否当主角？2、历史剧如何表现人民反抗斗争的失败？3、如何记载历史真实？如何抛开史料写历史剧？如何确定史料的限制？4、如何表现落后人物的转变？如何写英雄人物和群众的关系、和领导的关系？人民内部矛盾可否成为悲剧？

　　武汉人艺的吴乙天在发言中说，如何贯彻“二百”方针？1958年-1959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有很大的片面性。以政治代替艺术是根本的问题。简单化的领导是普遍现象。头天交任务，次日要交卷，大戏三五天。不许对现代戏提意见。现代戏有政治性。他们(指领导)的方法，一是根据报纸的消息，二是小人书。除毒草做得好，但是识别毒草、香花有问题。专业编剧人员太少，他们都是历次运动的批判斗争的对象，对创作顾虑重重。一致怕写、不写现代戏，或仅只根据别人作品改编。写矛盾、写正面人物和领导人物，心有余而力不足。到生活中采访，容易写真人真事，没有冲突，没有对立面。造成作家为写矛盾而写矛盾，人为地制造矛盾。

　　作家黄佐临在讨论会上说写作有十一怕：1、怕犯错误、怕“戴帽子”；2、怕写矛盾(现代剧)、对立面；3、不敢写对比；4、正面人物不敢夸；5、不敢将反面人物写得太深刻；6、怕出题目做文；7、怕同首长争论；8、群众的意见不敢争论；9、怕割爱；10、怕集体创作合不来；11、怕重大题材。小组会上还说，上级的意见，下去就变为命令。创作单位不能自定计划，要跟着运动跑。《上海文学》发表《钢人铁岛》剧本，被停刊一个月。

　　安徽的作家说，怕写现代戏有三个原因：1、作者本身有情绪；2、生活少，写不出；3、批得厉害，“左”得过火。

　　齐燕铭听了这些意见，大为感动，陷入深思。

　　这一切都是不争的事实，都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他看到了在广大作家、艺术家身上蕴藏着极大的艺术创造热情，认为只要善于因势利导，敢于为他们承担责任，保护他们，中国的戏曲事业才会有希望。一场场的观摩，一次次的座谈，一个个的交换意见，常常使齐燕铭彻夜难眠。他必须寻求出一条这样的道路：既要上面满意，同意放行，同时又要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够接受、能够实行；既要考虑到传统剧是不可遗弃的文化遗产，又要充分考虑到现代戏也是一条必须要走的道路。

　　他根据周恩来多年来对于戏剧事业的一贯主张，联系自己对于戏剧艺术的认识，在1960年4月29日举行的现代题材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总结报告中，提出了“三者并举”的口号。

　　他说：“我们要提出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戏三者并举，即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整理改编和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提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创作新的历史剧目。”在人们长期以来一直为“禁戏”和“开禁”问题困扰，一直把传统戏和现代戏视作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而争论不休的时候，齐燕铭把这三者关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整体，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具体而不是抽象地诠释了党的“双百”方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大跃进”期间提倡的“以现代戏为纲”的极端观念的纠偏。

　　“三者并举”的思路立即得到中宣部的认可和支持。在5月7日举行的座谈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就“三者并举”问题讲了话。他说：“以前提出改戏、改制、改人，以后要进入新的阶段，不断革命、革新、提高。1958年表现现代生活成为潮流，成为新的发展方向。不但能演传统剧目、历史题材，而且能演现代题材。……扶持现代剧目，不要排斥传统剧目。不能以要求传统剧目的艺术标准要求现代剧，因传统剧目是长期的创造、积累，内容形式协调。现代戏存在矛盾。另外也不要鼓励现代戏粗制滥造，临时任务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