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上被迫作自我批判

　　又过了数日，阿英局长电话告我：“梅先生的问题好解决了。”他嘱我立刻到他处，与他一同去梅先生寓所。

　　阿英同志笑容满面地向梅先生和许姬传转达了黄敬、黄松龄同志的问候，并热情地加

以慰问。阿英同志说，颂甲写的那篇文章的问题，经市委研究，准备由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出面，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请天津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参加，也请梅先生和许先生参加，颂甲自然也要参加，大家在会上就京剧改革的观点交换一下意见，对梅先生上次发表的观点可以提点不同的看法，梅先生也可借此机会重新修正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将座谈记录全文在《进步日报》上发表，由《天津日报》转载，向全国有个交待，这事便可告一段落了，梅先生会后可以返沪了。

　　梅、许二位闻讯喜笑颜开，像是一块石头落地一样，完全同意阿英同志的安排。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解救了梅先生的燃眉之急，也使我这个被牵连进去的记者得以解脱。那天是我很高兴的一个日子，所以印象很深，许多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天津市剧协召开旧剧改革座谈会。座谈会由阿英局长主持。

　　会上，市剧协负责人何迟同志首先发言，他扼要地报告了天津市解放九个月来戏剧改革的概况。第二个发言的便是梅兰芳先生。

　　梅兰芳先生说：“我很高兴在南下前夕还有这样一次集会。我也很感谢大家在这一回演出中给我以很多的帮助。因为行色匆匆，我只能谈谈最近演出和学习中所得到的一点零碎感想。

　　我对于戏曲改革的前途，是极其乐观的。在组织上，我们有最高的统一指挥的文化部戏曲局，也有全国戏曲改进协会，艺人们自己也在翻身后不断有着进步。有方针路线，有具体办法，有大家的刻苦努力，有这些基本条件，运动是不会不成功的。

　　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正如何迟同志所说的，是剧本的缺乏。发展的要求是普遍的，由于剧本不够，就使我们的发展受了限制。怎样解决这个困难呢？第一，当然是更广泛地发动大家创作新剧本，鼓励会写的多写，提倡写剧者和旧艺人结合起来写，倡导旧艺人自己写。采用奖励、稿费、上演税等等的办法，来刺激写剧运动的展开。第二，就是整理旧剧本，那根本上不应该再演的就不演，须要大修改的就大修改，小修改的就小修改。救急的办法，是先选出还可以演的，还有一部分意义的，把那要不得的地方，不合理的地方，反人民的地方，先行改掉。然后再有计划地从剧本的思想上来进行较彻底的改动。

　　关于剧本的内容与形式问题，我在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而不换形”的意见。后来和田汉、阿英、阿甲、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觉得我那意见是不对的。我现在对这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比如唱腔、身段和内心感情的一致，内心感情和人物性格的一致，人物性格和阶级关系的一致，这样才能准确地表现出戏剧的主题思想。我所讲的“一致”是合理意见，并不是说一种内容只许一种形式、一种手法来表现。这是我最后学习的一个进步。

　　我希望，为着适应目前运动的需要，剧作家、文学家以及有创作能力的旧艺人，都应大胆放手创作新的剧本，以供给全国迫切的需要，使运动很快地展开。同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也还要尽可能地细心慎重，初期虽难免出丑，但不要紧，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提高。这样，我们的旧剧改革，一定会有新的前途，会达到胜利成功的地步。

　　座谈会上，大家都静静地听取梅先生发言。只见他沉着稳重，落落大方，他的谈吐像在舞台上的唱腔、道白一样，字正腔圆，娓娓动听。他讲完，阿英同志带头鼓掌欢迎，与会者都热烈拍起掌来。此时，梅先生站起来，含笑频频点头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