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革命”中又成为大毒草

　　座谈会开过后的次日，即11月28日，梅兰芳和许姬传一行离津。我送梅先生登上去沪的火车。两天后，即11月30日，座谈会记录全文发表在天津《进步日报》的第一版和《天津日报》第四版上。

　　为表示我对梅先生的歉意，在《进步日报》记录稿后，我加添了一个“小注”：“本报记者前请梅兰芳先生发表对旧剧改革意见，因时间倥偬，访问记录未遑请梅先生审阅，其中内容或有与原意有出入处，特向梅先生致歉。”

　　对梅先生的这次批评，除天津开了一个会外，媒体未作任何报道。因此，很少有人知晓。天津的会上只有三位婉转地提了点意见，几乎是不露声色；梅先生当场“收回成命”，由系铃人自己解铃，无伤大雅。此时，这次风波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此事后来再无人提起，渐渐地被人淡忘了。

　　我和梅先生从此倒是结下了“患难”友谊。他每次到天津来演出，都打电话约我到剧院后台见面，并由许姬传先生陪同我在前排看戏。

　　谁也没有料到，事隔十七年之后，这件已被人们忘怀的事情又被翻腾出来。人们不会忘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是从京剧革命开始的，众人皆知的那位自封为京剧革命“旗手”的江青，扬言她搞京剧革命几十年来，曾不断地受到阻挠和破坏；她还无中生有、煞有介事地说，早在解放之初，就有人“发难”了。她拼凑出反对京剧革命有所谓“三株大毒草”，梅兰芳通过张某人的手笔发出的“移步而不换形”论有幸荣登榜首，是为第一株！据说，另两株是孟超的“有鬼无害论”和吴晗的“海瑞罢官实为彭德怀翻案”论。

　　此时梅先生已作古，记者尚存；何幸之有，戴此桂冠！当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旧(北京)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三分指挥部二连的领导向我质询此事，让我将反对江青的事情交代清楚时，我始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继而啼笑皆非，不知所云。所幸，1953年以后，随着《进步日报》恢复为《大公报》，由综合性报纸改为财经党报，我也转业为财经记者，与文艺界逐渐失去联系，其后再没有这方面的采写活动了。由于我与戏剧绝缘，就无法再罗织其他罪名了。最后，这事不了了之，我才松了一口气。

　　回首五十五年前的这个风波，对梅先生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全国解放之初，他是满腔热情地拥抱革命，投身于政治运动的。他不曾想，刚刚参加到革命行列中来，就被政治狠狠地蜇了一下。这和他的和善、温良、恭俭、谦让的性格对照，无疑是极大的反差。他的心里充斥着后悔、懊恼、着急和迷茫，着实愁苦了一阵，让他领教了政治的无情和厉害。

　　但就他后来的涉身处事来说，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梅先生解放后的经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此后再未受到风雨的侵袭和风浪的冲击。在土改、肃反、审干、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都能安然度过，这不能不得益于解放初期的那次“教训”。

　　纵观梅先生解放后直到逝世前，他虽然还不至于“噤若寒蝉”，但总是让人感到有些“沉默寡言”。自那次风波以后，好像再没有听到他关于京剧改革的任何理论观点和独特见解了。梅先生的言路，可能因此受到堵塞。我以为，这对京剧改革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损失。

　　梅先生一生为京剧事业呕心沥血，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的出众表演天才，把京剧艺术推向高峰。这样一位京剧大师，提出的改革京剧意见自有其合理性，理应珍视，并很好地吸收其合理的部分，加以继承和发扬；即使有某些不当之处，也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理性地进行讨论，决不能动不动就点名批判，说谁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特别是学术理论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更不能随意扣帽子，以势压人。

　　这里，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希望起到“立此存照”的作用。更希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今后不再发生本文所叙述的类似情况。果如是，则艺术幸甚，人民幸甚，国家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