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之母

　　早在学生时代，冰心就是我最仰慕的作家之一。那年秋天，我刚考进初中。有一天，我从图书室借阅的一本冰心著作中惊喜地发现，她与我母亲同庚，都生于1900年。当晚，我便将这事告诉了母亲。不想，母亲沉吟了半晌，感慨地说：“儿啊，你娘自小没进过一天学堂门，是个开眼瞎子，你的几个哥哥姐姐都被穷困耽误了机会。现在你赶上了好时候，遇到

一位与我同年却知书识礼的大作家，你就去拜认她做你的干娘吧!”

　　“娘，”无知的我，竟天真地说，“是你生我养我，抚育我长大的，你永远是我的亲娘：可我真想拜认一位冰心那样的干娘，将来好指引我当作家。”母亲微笑着点点头，我高兴得一头扎进母亲怀里，连声叫“好！”

　　从此，在我的心目中，就有了两位母亲：一位是我开天辟地的生身之母，一位是我即将拜认的文学之母。也就因了这个顷刻间闪现的念头，使我此生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果说，在小学里，因为有几篇作文被老师加圈加点，屡次表扬，提高了我的习作兴趣，这还只是对文学的一种朦胧爱好的话，那么，进了初中，自从冰心成为我心目中的文学之母后，我便主动扑入知识的海洋，文学已成了我毕生的追求。

　　我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读冰心。诸如《繁星》、《春水》、《往事》，还有《寄小读者》，凡是她的著作，只要能找得到的都读。渐渐地，在冰心的人品和文品影响下，我迷上了文学。在中学时代，便在县里发表了第一首诗歌和第一篇小说。中学毕业时，作为班上两个优秀生之一，我没有接受班主任的建议，去报考工科，而是选择了文科，并考取了当时并不吃香的师院中文系。

　　1965年，刚走上教育工作岗位，就遭遇十年文革的浩劫。几乎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被打成了“封资修”黑货，几乎所有优秀作家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冰心老人也受到了批判和冲击，我的心真像被刀剐一样的疼啊!但是，即使在那文化专制的黑暗年代，我对文学之母的崇敬和文学创作的向往，始终没有泯灭……

　　文革结束后，我在文学编辑岗位上，以冰心老人为榜样，一边甘作柴棒传火种，乐为他人做嫁衣，一边从儿童文学起步，开始我的业余文学创作。我以雨花村为背景，接连写了数十篇反映新时期少年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发表在全国各地的少儿报刊上。后来，我出版的第—本小说集《雨花村的孩子》，就是这些作品的结集。不久，我在贵州出版的《幼芽》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第一个儿童电影文学剧本《飞吧，友谊鸽!》，在江苏出版的《未来》丛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部中篇童话《永远的太阳鸟》。

　　与此同时，我开始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各种样式的成人文学创作中初试身手。1984年，我在上海《萌芽》丛刊发表了我的第一部反映苏北某镇菜农生活的中篇小说《来年四季青》。在其它报刊上也陆续发表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后来，这些作品分别收入我相继出版的中篇小说集《未开垦的处女地》和短篇小说集《水乡山歌》。我还出版了一本总结编辑生涯的专著《文学创作书简：一个编辑答一百个作者问》。并凭此先后加入江苏作协和中国作协，圆了自小就做的作家梦。

　　近年来，我又受冰小老人晚年所竭力倡导的“玫瑰风骨”的影响，学着撰写了大量既热辣又冷峻的随笔、文论，积极参与文学界抑恶扬善，拨乱反正的斗争。

　　在此期间，我一直暗地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去北京，拜认我的文学之母冰心，向她老人家问声好，请个安!可转而一想，在当今文坛，像我这样受到冰心文学滋养的同代人又何止成千上万！也许我是其中最不起眼、最不亮丽的一个。即使母不嫌子丑，她老人家会认我这个“文学之子”，但我小编辑一个，又有什么资格和脸面去认这位“文学之母”呢?弄得不好，人家还会笑话你是在攀附哩!思虑再三，只得暂时作罢。

　　那年，生身之母不幸去逝后，使我对心目中的文学之母越发地关切。自从得知她老人家身体欠安，一直住院治疗的消息后，我想不能再疑三惑四了，即使撇开“认母”，也应当去看望一下，哪怕写封信去问候一下也好。

　　那年，《钟山》杂志搞同题散文竞赛，我一看题目，便毫不犹豫地选中冰心的《寄小读者》。拙作刊发后，心想寄一份结冰心老人，顺便向她请安、问好。可转而一想，“子”承“母”题，东施效颦之作，难登大雅之堂，便又打消了那个念头。

　　后来，拙稿《贝雕》，荣获中国少儿报刊工作者协会主办的首届“新世纪公民”儿童文学联合征文佳作奖，获奖证书扉员上，有“新世纪公民——冰心题”的字样，落款处还盖着她那枚鲜红的印章。真是如获至宝，欣喜异常。这下可有了与冰心老人联系的由头了。正好友人出差北京，我就匆匆写了一页便笺，托他捎上。不想半月后，友人返宁，竟在忙乱中将我给冰心老人的信遗失了，真是莫名其妙。我又坐失了一次良机。

　　1997年，我曾建议将江苏作协主办的儿童报纸《春笋报》改成《“小读者”文摘》，请冰心题写刊名，创刊号可以摘登《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和《三寄小读者》。对此，作协领导很欣赏，并表示要让我亲自来实施这个方案。我又在心里暗暗筹划起进京拜见冰心老人的事来。我将见面时该讲些什么话，甚至连冰心老人最喜欢的玫瑰该买几朵，都一一想好了。岂料此事因故一再延宕，最后终于泡汤。我的拜见冰心老人的计划再次受挫。

　　1999年新春伊始，我正在积极寻找机会，争取亲自出差北京。谁曾想，冰心她老人家突然仙逝，乘鹤而去。消息传来，悲痛欲绝。未能在冰心老人活着时，拜认我的文学之母，便成为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我无法向我的文学之母倾诉那段埋藏在心底数十年、从未抖落过的赤子真情，只能含泪写就《玫瑰风骨》一文，敬挽我的文学之母——冰心老人。她那一颗沉甸甸的爱心哺育的玫瑰将次第常开；她那三百多万字的美文蕴含的风骨将世代永存!

　　2000年，是我的两位母亲100周年诞辰。那些日子，我的心从南京飞到北京，又从北京飞到南京，日夜沉浸在那些难忘的记忆之中。我从我的剪报夹里翻出了《一片冰心》和《攻瑰风骨》这两篇专门为悼念两位母亲而分别撰写的拙作，并将我为我的生身之母在南京欢度90周岁生日时特地谋来的《百寿图》，悬挂在两位母亲的遗照前。依稀中，我仿佛见到了两位蹒跚而来的世纪老人，娘儿仨难得聚在一块儿，握手言欢，促膝谈心……

　　而今，我以《我的两位母亲》这篇小文，寄托我对我的两位母亲的无限思念和眷恋。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更加厚重和更有意义。同时，我想借此，将我的两位母亲哺育的那份赤子真情，奉献给普天下亿万个与我的生身之母和文学之母一样，为着她们的儿女而一辈子茹苦含辛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