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共和国”当时是一个比苏维埃体制更适宜的选择

　　那个时候，与国民党的趋向相反，以平反冤假错案，制止乱捕乱杀为发端，中国共产党开始向着人类主流价值回归。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就是一个继承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民主思想极浓厚的

领导人。“他上任后，一改原来的家长制，实行集体领导，恢复党内民主，开了中共党史上一代新风。这在当时是得到全党公认的。”曾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先生说。毛泽东对此也有定评，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和遵义会议到抗战开始，是中共生动活泼的两个时期。毛泽东并戏称张闻天为“明君”，说洛甫(张闻天)很民主，不争权。

　　在张闻天的主持下，中共开始从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体制向新民主主义体制转型。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宣告：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这是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是朝着政权开放跨出的第一步。

　　次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更是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认为，“民主共和国”是一个比苏维埃体制更适宜的选择。它不仅出于抗日救亡的需要，而且“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决议郑重宣布：

　　“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进一步承诺：

　　1.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

　　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启动，持续十年的苏维埃工农专政体制正式终结，陕甘宁边区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实战阶段。

　　毛泽东说：“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5岁投奔延安，16岁入党的何方，亲历了1941年的第二届边区参议员竞选。那次竞选，他所在的抗大三分校和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单位为一个选区，产生一个参议员。抗大提的候选人是校长郭化若，鲁艺提的是周扬，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退出竞选。因此参与竞选的只有郭化若和周扬。郭、周互不相让，各有短长——

　　郭化若因参加军委会议，委托俄文队队长曹慕岳替他竞选。周扬则是亲自出马，除谈了自己的施政意见外，还批评郭化若缺席，说明他对选举不够重视，将来还能保证负起参议员的责任吗？双方的拉拉队也是嚷成一片。我只记得鲁艺的拉拉队长是我的老乡刘炽(著名音乐家)。他能出洋相，花样翻新。他大喊一声：“《安娜·卡列尼娜》是谁翻译的？”鲁艺齐声答曰：“周扬！”相形之下，曹慕岳的名堂就不多。但选举结果，由于抗大人数大大超过鲁艺，结果还是郭化若当选。周扬上台讲话说：其实他和郭化若都是共产党员，不论谁当选，也都得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徐老最后上台说：他是鼓励搞竞选的，这也是将来和国民党及其它党派进行竞选时的预演和操练。过了一阵，第二届参议会开完了，郭化若迅速向三个单位的选民作了传达，其间还回敬周扬两句，但周扬那次没参加。郭化若提到，有人说他上次请假是不重视参议会工作，其实他是很重视这一工作的，而且保证一定做好，请大家监督，云云。

　　这是何方平生第一次尝尝民主的味道。民主的味道不赖，让何方回味至今。

　　从1937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就实行了选举制度，并制定《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不识字，边区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划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国民党当局对此很不服气，由此引发一场论战。国统区一家官办报纸断言：共产党的“普选”是做秀——“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政府’就是‘民主’政府，简直就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激怒了《新华日报》。《新华日报》立予反击，撰文介绍边区选举制尤其是投豆法的变迁，以此证明“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

　　《新华日报》特别强调：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显然，真理在《新华日报》一边。

　　边区的普选，后来推行到所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据周恩来统计，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共达九千万，都建立了普选产生的地方各级政府。

　　建立健全“三三制”政权，建立健全参议会制度，都是边区民主建设的重要元素，一直为史家所称道。

　　对边区民主建设，毛泽东有过最好的概括。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告诉世界学联代表团：

　　“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说：此乃边区之最大特色，即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总能有很大效果。“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论哪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毛泽东最后道破天机：边区这些政治改革，有一个良苦用心，那就是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的模范区，成为民主共和国的标本。他说：

　　全中国也应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全国人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的充分自由，全国军队中官兵打成一片，军民又打成一片，全国教育也以民主精神实行之，全国的经济建设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与改良人民生活相连结，全国各级政府都实行选举制度，并有各级人民的代议机关，而一切这些都是为了抗战的胜利，那战胜日本就指日可待了。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的意义与作用。

　　抗日与民主不可分割，必须把抗战与民主结合起来，这其实也是国统区广大的中间阶级的心声。在这一点上，中共与国统区广大的中间阶级取得了共识，奠定了宪政运动的思想基础。

　　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以此为发端，宪政运动平地而起。兑现承诺，结束一党专政，实施民主宪政，甚至成了街谈巷议的主题，宪政意识大觉醒，大普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类抗战之前属于禁忌范畴的词汇，从此浮出水面，成了流行的关键词。救亡并未湮没启蒙，救亡反而激活了启蒙，提升了启蒙，救亡运动同时构成了空前规模的启蒙运动。

　　而边区的政治体制改革则使边区成了抗战与民主结合的典范，成了宪政的雏形，因而备受瞩目，仿佛一颗璀璨的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