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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共和国的标本:路径不同导致命运不同

http://cul.sina.com.cn 2006/02/23 14:32   炎黄春秋

  不同的路径导致不同的命运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使国民党当局极为尴尬。既然中国可以有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既然中国人民可以有自由,有人权,有尊严,为什么还要容忍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呢?

  国民党执政集团的合法性资源因此面临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严峻挑战。

  国民党当局不敢掉以轻心。其最高领袖蒋介石亲自出马,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他的答卷,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之命运》。

  其实,早在抗战之前,国民党当局就试图要给全国人民一个答卷。既然昭告天下训政六年,那么时限将至,究竟如何打算,多少得有个说法吧。国民党当局不含糊,他们给出的说法是法西斯主义,毕竟,三民主义不可能构成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思想基础,只有引进法西斯主义,才能为他们继续独步天下提供合法性资源。墨索里尼、希特勒因此相继成为那时国民党当局的唯一精神导师,国民党当局当时是绝对信仰法西斯主义的。

  但是,风水轮流转。到了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招玩不转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质上就是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法西斯主义这时已完全破产,即便在中国也是人所不齿了。国民党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思想基础差不多淘空了。

  本来就弱不禁风,这种情况下,中共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更给国民党当局以致命一击。

  国民党当局必须应对,无可逃避。

  这种情况下推出的《中国之命运》,自然举世瞩目。但可惜,它并没有能够享受它的主人所期待的荣光——它实在是乏善可陈。

  《中国之命运》的核心主题就一个,即用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来置换国民党当局昨天所推崇的法西斯主义,以此为国民党注入一党专政、领袖独裁所急需的新的合法性资源。

  因此,《中国之命运》用了很长篇幅来描述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的伟大光荣。在蒋介石笔下,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真是美比天仙,艳若桃花,但他无法解释一个问题:既然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如此伟大光荣,那么在西方文明东渐之后,它为什么那样的不堪一击,而使中国和中国人民蒙受了整整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和屈辱呢?

  接下来,《中国之命运》对中国近代历史作了通盘解说。把近代中国的一切成就、一切光荣归于国民党,而把一切罪恶、一切苦难归于帝国主义列强、归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则是其鲜明特色。用意很清楚,“述我国家民族百年的经历”,是为了“指出我国家民族今后的方向”。挖空心思为国民党脸上贴金,无非是要论证“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只有国民党解释的那种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的官方意识形态。果不其然,在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的基础上,蒋介石宣称:

  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

  龙身至此挥就。《中国之命运》下面这段话,就属于画龙点睛了——

  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

  党即国,国即党。党天下理论因此天然合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因此非但不法,而且不义,自当人神共愤,天下同讨。

  这篇文章如果出在国民党南京建都之初,还不至于令人吃惊——那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低潮期,也是自由民主在中国的低潮期。那时出这么一篇文章,跟周遭的话语环境,落差并不太大。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抗战末期)就国际环境而言,自由民主因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而越来越汹涌,已经成了公认的世界潮流。就国内环境而言,则有国统区宪政运动的迭次高涨,尤其有了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示范。这种情况下,公然以一国最高元首之尊,一党最高领袖之尊,出而为一党专政辩护,出而与自由民主对抗,其颟顸,其狂妄,其昧于天下大势,真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也就因此,《中国之命运》甫一出世,即成炮靶,而遭中共和所有民主人士痛打。

  更可怕的是现实的批判。在蒋介石笔下,国民党一党专政简直就是中国人民之福。事实却印证着他的荒谬。就在《中国之命运》出世前夜,即1942年冬到1943年春,一场大饥荒席卷河南、广东,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无能,河南人饿死了300万,广东人也饿死了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在《中国之命运》出世不久的1944年,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国民党军队一泻千里的湘桂大溃退,让日本人一直打到贵州。《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当时《新华日报》的这个社论标题可说是对中国现实极为精当的写照。

  专制不仅是最大的灾难,而且是最大的国耻。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老大积弱的形象,抬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多少赢得了一些尊重。但是,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政治制度却没有因应着人民大众的强烈呼声,没有因应着世界潮流的巨大变化而有丝毫改观。国民党的专制就意味着背离人类主流文明,就意味着奴役,就意味着野蛮。所以,国民党的专制国家在国际社会不可能真正有地位。蒋介石欣欣然于外交胜利,比如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比如联合国创始国地位的奠定。但他不知道,这些胜利并非专制之功,而是几千万同胞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就在他洋洋自得之时,高层次的腐败闹剧在他身边不断发生,而他一筹莫展。国民党当局的贪婪和无能成了国际笑话,以至于丘吉尔总是用鄙夷的目光迎接他,罗斯福甚至打算以史迪威取代蒋出任东方战场最高统帅;越来越多的美国记者、美国外交官对国民党当局失望乃至绝望,反复呼吁美国政府不再主要援助国民党。

  所有这些,无疑最大限度地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形象,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国民党当局的合法性资源。尽管国民党当局在硬力量上暂时处于强势,但在软力量上,即道义上,已接近破产。《民主的才是合法的》,这是《新华日报》1945年2月的一个社论标题。中共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撑腰,当然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地向着国民党当局叫板。

  基于同样原因,抗战胜利前夜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也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地宣布:

  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1937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中共高举起民主的标杆,自由的标杆。国民党当局无词以对,处于绝对下风了。

  一个是向着人类主流价值回归,从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体制转向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融通的新民主主义体制,最终形成联合政府的主张,因之迅速崛起,在精神上道义上砥柱中流。

  一个是抗拒人类主流价值,固守特权,固守既得利益,固守独占、单一、排他的传统政治格局,最终从所谓三民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而为天下侧目。

  这就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不同的路径。不同的路径导致不同的命运。至此,大局定矣。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先生、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先生和雷颐先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吴小龙先生诸多启发。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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