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的持平和中立,是边区政治可观的一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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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sina.com.cn 2006/02/23 14:32 炎黄春秋 | ||
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也是边区政治颇为可观的一景 民主是边区政治最重要的特色,但边区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民主。民主而外,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也是边区政治颇为可观的一景。 这种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来源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察。1941年,毛泽东 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偏于一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中共的社会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等一切公共政策,都要具有均衡性,都要尽可能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一体保护。 中共是一个工农政党,维护工农利益从来争为人先,这方面不会有问题。人人平等、一体保护,重点和难点并不在此,而只在于如何同时维护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其他工商业者的利益。所谓持平、均衡和中立,主要就取决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其他工商业者等在苏区历来是消灭对象的中间阶级、剥削阶级,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与工农合法权益同等水准的维护。 答案是肯定的。这种政策调整,跟政治体制改革同步甚至更早。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已经宣布:“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以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平分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同时宣布,要“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 边区大门向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其他工商业者敞开,这在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是一个崭新的实验。在实验的基础上,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正式发布。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在农民与地主之间,政府必须持平,均衡,中立,是“决定”的一个基本原则。“决定”强调,“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在适当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 持平、均衡和中立的政策导向,至此完全确立下来。这在法制上亦有体现,作为边区基本法律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即为例证。 在对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毛泽东对持平、均衡和中立的政策导向,有过精彩说明。他说: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从毛泽东的演说中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是一种均衡的、混合的社会体制。它不是偏于一方,人为地制造对抗和冲突;不是利益独占,你死我活。而是包容,妥协,兼顾。它是理性的,务实的,是切合人的通常心态和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的,因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均衡的和混合的经济体制,公营企业,私有企业和个体劳动多元并存,各得其所。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均衡的和混合的政治体制,政权向着社会各阶层开放,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新民主主义同时是一种以开放、多元、包容为特色,接受、集纳人类主流文明的融通文化。 1940年1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宣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当时中共要建立的新中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就是被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就是被融通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正是融通文化,最终使延安成为圣地,成为当时中国的精神高地。 社会主义者当然把延安看作自己的故乡。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延安则是专制大一统格局下的民主奇葩。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延安始终高举抗日旗帜,对他们也不乏吸引力。 就连抗战前一直亲蒋反共的美国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司徒雷登,这时也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认为共产党人首先是民族主义者,是爱国者。他因此开始接近中共,为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 融通文化也赋予中共以强大自信。毛泽东曾自豪地对美国外交官说:“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企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 正是基于强大自信,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诗意地欢呼: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