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个凡是”、对张志新案显现出非凡胆识

　　徐：您何时认识任仲夷的？

　　杜：我与任仲夷认识，有一个过程，先是不知其人，后来闻其名，再后来有了接触；接触多了以后，感受也多了，他的见解让我对他产生了崇敬之情。

　　1977年，我从广东调回北京新华总社任职时，也算是走南闯北的人了，对于各省的领导人大致还是知道的，但惭愧的是，当时我不知道任仲夷在哈尔滨任职，也不知道他到辽宁任第一书记。很快，发生了两件大事，使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感觉到了他的超人胆识。

　　徐：您说的两件大事，是不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关键。

　　杜：是的。十年“文革”，使我们这些以前盲从的人慢慢地有了些独立思考。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觉得自己不但在生命意义上获得了新生，在政治上也成熟了一些。对胡耀邦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运作的这两件大事，我是衷心地拥护的，并尽自己的所能进行推动。那时候，任仲夷等一批老同志更是这样做的。

　　徐：可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中国仍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种思维与力量是萧规曹随，“两个凡是”；一种思维与力量是咸与维新，拨乱反正。两股思维与力量是……

　　杜：正因为有两股思维与力量，站在哪一方，就需要有胆识了。我就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到任仲夷的胆识的。

　　“两个凡是”是华国锋等同志坚决“照过去方针办”，推行一条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路线的核心理论和行动纲领。这样，必然在思想上束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使亿万人民的头脑继续被禁锢；在组织上使“文革”中受迫害，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内的一大批干部、群众继续蒙受不白之冤，使中国的历史继续大倒退。

　　当时，任仲夷从黑龙江调任辽宁工作不久，他毫无顾忌，挺身而出，勇敢地举起鲜明的旗帜，投入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两个凡是”的战斗。1977年7月，也就是在真理标准公开讨论约一年前，任仲夷就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响应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观点，并对这一观点进行深刻的阐述。1978年6月30日，也就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开展思想大论战的当月，任仲夷又立即响应，在辽宁省委信访工作会议上，做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的讲话，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

　　那时我任职的新华总社国内部是各省领导人言论的“大集中站”，任仲夷这些言论，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并产生了好感。

　　徐：后来任仲夷是“诸侯大员”中最早鲜明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之一。

　　杜：的确。真理标准大讨论发动以后，我非常兴奋，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态度。当时，我们总社国内部给各省和各大军区打电话，敦促“诸侯们”一个一个地表态。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杨易辰首先表态支持，再就是任仲夷。后来我才知道，就在北京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天，任仲夷就着手撰写一篇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此文6月写出初稿，经过几次修改，8月定稿，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全文8600多字，刊登在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1978年第8、第9期合刊上。该文系统地提出针对“两个凡是”的“三个不要”：(一)不要迷信“特殊身份”；(二)不要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看问题；(三)不要以政治需要为借口反对实事求是。同时，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四个必须”：(一)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二)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组织保证。(三)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路线。(四)必须承认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鉴别标准。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在1978年那个特定时期就能在刊物上发表如此尖锐泼辣、针对性强、理论和实践结合较好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除了需要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头脑外，也确实需要“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勇气。看到他的文章后，我们国内部立即发了通稿，转发全国。这时，我对任仲夷的敬意又增加了几分。

　　徐：当时，《光明日报》还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并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小平同志表示赞赏。

　　杜：可贵的是，任仲夷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上，揭露“两个凡是”的谬论；提倡解放思想，则是从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牢笼。这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因此，他从9月起着手撰写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文章，11月完成了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约一万字，刊登在1978年12月号《红旗》杂志上。这篇文章针对性、战斗性更强。与华国锋等同志的“两个凡是”针锋相对，任仲夷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两个凡是”：“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这是批判“两个凡是”观点的极其有力的战斗檄文。

　　到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还很激烈。会议简报刊登了吴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当晚打给该报总编辑胡绩伟同志的电话内容。在这个电话中吴冷西同志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凡是派”的观点。

　　徐：将一个“电话内容”郑重其事地登在中央会议的简报上，是颇有意味的。“凡是派”同志大概是想通过这篇文章以图最后一搏。 w

　　杜：是啊，这正说明斗争的激烈啊。参加会议的任仲夷，以这个电话内容为靶子，对“两个凡是”再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在发言中一针见血地提出：“这篇文章(电话内容)确实代表了吴冷西等同志现在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的实质，是要从理论上把我们拉回到林彪、‘四人帮’那里去，是要反对或阻挠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前进。”同时针对吴冷西的观点逐条进行批驳。这是短兵相接的时刻，任仲夷能够挺身而出，非常不容易，非常让人敬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