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在这种情况下，任仲夷的确面临着如何做的问题。

　　杜：这一时期的情况，后来任仲夷跟老同志们谈得比较多。他说，当时他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所以，他只是在调整上做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是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后来他

多次说的一段话：“思想不解放，特别是领导同志的思想不解放，搞不了四个现代化，工作也不可能大治快上。实践证明，哪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同志思想比较解放，那里的工作办法就多，步子就快。反之，就慢慢腾腾，工作很少起色。有的人老于世故，凡事‘一慢、二看、三通过’，认为解放思想这个头不能带，还是‘稳当’一点好。在新形势下，已有许多事实说明，那种思想僵化、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人，是不受群众拥护的，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同志如不转变，在新长征中，早晚要被淘汰。”

　　徐：任仲夷还有句名言，很能说明您说到的这一事例。他说：允许“变通”，不许“变相”。任仲夷的解释是：“变通”，就是要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央的政策，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这些政策去解决工作中的矛盾。讲“变通”，不应形成“变相”地违反政策。

　　杜：必然的改革开放，未必会有一个必然的开局。商品经济，打开国门，广东试水，示范全国。成则全局盘活，败则时机错落。任仲夷主政广东，不但要思考“变通”的经济布局，还要思考“打通”种种质疑非难的保守思想。那个时候，什么广东“放羊”了，广东“精神污染严重”了，“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猖獗进攻”了，等等，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老同志从广东回来后，甚至痛哭流涕的说：广东变成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复辟了！……

　　徐：那时，也有同志搞点小动作对广东进行责备甚至刁难。我记得当年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发表出来了。当年不懂，现在回头看，文章适时而出，矛头是直指广东经济特区的。

　　杜：当年任仲夷的确面临着各种复杂的、甚至是艰难的局面。不过，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任仲夷挨过批评，也写过检讨，但有一条他坚决守住了，就是决不让广东就改革开放的政策搞大辩论———因为那只会导致乱抓辫子、乱扣帽子；对于“加强统管”的要求，则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24字方针；对于对外开放的利弊取舍，更言简意赅地归纳出“排污不排外”的逻辑与口号。在情势复杂的改革年代，这是一份理论与意志的坚定，更是一份能够成全这份坚定的谋略与智慧。他的确是一位改革勇士，一位智慧老人，一位披荆斩棘的行动者啊！